通州有“鹽”又有“顏”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北京城市副中心報）

　　本報記者 張群琛 王戩

　　攤開地圖，通州區的地名中藏著波瀾壯闊的漕運歷史，本期冷知識我們聊聊“鹽”。“百味鹽為首”，如今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調味品，若是在古代，鹽不僅是封建王朝的稅收基石與財政保障，更是中央控制地方并鞏固皇權權威的工具之一。

　　大運河上南來北往的漕船內，產自南方的漕鹽是重要物資。漕鹽在通州運輸、存儲、晾曬、轉運，也在通州留下了鹽灘村、上鹽廠、下鹽廠、小鹽河等地名。如今這些地名有的還在使用，有的已經消失在城市發展之中，不過漕鹽留下的歷史與文化已經深入這座城市的肌理，成為這座城市不可磨滅的記憶。

　　石權講述“鹽”值擔當

　　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通州博物館以及張家灣鎮皇木廠村鄉情村史陳列館中，均收藏有造型不一的石權。這些幾百年前的“石頭疙瘩”，是南方漕鹽在通州儲存、分銷、管理的歷史見證。

　　通州博物館內的石權造型較為精美。石權通體潔白，呈圓柱體，上下兩面大小一致，中間較寬，像一面鼓，其紐類似古代銀錠，故被稱為銀錠紐石權。該博物館的另一件石權目前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展出，與銀錠紐石權有相似之處，均為銀錠形紐，不過“出差”的那枚為長方體，四周有小折肩。其正面刻有銘文“長裕”，意為“長久富裕”；背面刻有銘文“官砝”，象征這枚石權為官方制作并使用；側面則刻有銘文“通縣”，這兩個字不僅揭示了這枚石權的制作地點與使用地點，也可能是當時的制式石權。

　　除了博物館，張家灣鎮皇木廠村鄉情村史陳列館內還存放有三枚石權。這三枚石權出土于皇木廠村下鹽廠遺址，因周邊基礎設施提升工程而“重見天日”。如果說上述兩枚石權見證了通州區漕運歷史，那么這三枚石權更像是通州具體地區的漕運文化代表。

　　三枚石權中，最大的一枚由花崗巖雕鑿而成，方體圓紐，體邊長47.5厘米，重約500斤，堪稱稀世珍寶。權身正面中部微凸，中間縱刻“昌延店”三字。圓紐高10厘米，為防斷裂，紐體兩端與權體連接處雕鑿寬緩。整個石權方正、古拙，重心準確，因使用年代久遠，字跡漫漶，紐孔被繩索磨出一條淺溝。

　　另一枚石權由白色石灰巖雕制，呈長方體，長62厘米、寬40厘米、厚28厘米，頂端臥紐如銀錠。其立面正中縱刻楷字“德隆號”；右上角橫刻“上口”二小字，其下縱刻“張家灣”三小字，指出鹽廠具體位置。此外，還有一件較小石權，為漢白玉制，與大者造型頗似，邊長37厘米、紐高8厘米，所刻銘文已剝落不清。

　　幾百斤的石權如何稱重食鹽？其實利用的是“杠桿平衡”原理：稱重時，一邊放石權，另一邊放需要稱量的貨物，杠桿兩端平衡，即可得知食鹽重量。石權看似與秤砣的外形、使用方式相近，實則完全不同。秤砣多為金屬材質，最大重量不過百余斤，而石權最重可達五六百斤，需幾名壯漢合力才能挪動，專為批發核驗業務中整包的大宗商品量身打造，正契合鹽業貿易的大宗交易需求。

　　選擇石頭作為鹽業衡器，與食鹽的特性密切相關。食鹽批發量巨大，且具有強腐蝕性，銅、鐵等金屬材質長期與食鹽接觸，極易生銹腐蝕，不僅會影響衡器精度，還會大幅縮短使用壽命。而石頭既厚重穩固又耐腐耐用，即便長期與食鹽、鹵水接觸也不易損壞，能長期保持計量的準確性，恰好適配鹽業貿易的特殊需求。

　　漕鹽與皇木的歷史印記

　　從地鐵土橋站向東驅車10分鐘，便到張家灣鎮皇木廠村，這是一處寶藏村莊。村內綠樹成蔭、鮮花滿地，核心居住區遠離城市主干道，營造了安靜的居住環境。同時，村莊緊鄰環球度假區、三大文化設施、城市綠心森林公園等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地標，因此村內大力發展民宿，成為來通州旅游的熱門居住地。除了新機遇下的蓬勃發展，皇木廠村更有深厚的歷史內涵。

　　夏日午后，伴著蟬鳴，記者走進皇木廠村，穿過村口牌樓，就看到十余塊花崗石疊放在一起。大部分花崗石呈長方體，周身遍布磨損與人工雕琢的痕跡，堆放在一起猶如一面矮墻，其中就蘊藏著皇木廠村的厚重歷史。明朝永樂年間，皇木廠村所在地是花板石廠，為修建宮殿，從山東順運河北上的石料運抵此處后，再送往北京城。據村里老人介紹，村口擺放的花崗石是1998年舊村改造工程中，于皇木廠村南側出土的。

　　皇木廠村的歷史更體現在“皇木”二字上。明朝永樂至嘉靖年間，從南方運來、用作修繕紫禁城宮殿的木料成批存放于此，皇木廠村因此得名。在一些描繪張家灣漕運歷史的畫作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工人會將運來的皇木削砍成固定尺寸，然后捆扎裝車運往京城。一些皇木也存放于此，供皇宮緊急修繕時隨時取用。如今，皇木廠村中有一株600歲的老槐樹，就是當年管理皇木的官吏種下。如今這株老槐已成為皇木廠村標志，是村史“活化石”。

　　除了石材、木料之外，漕鹽也是皇木廠村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州區黨史辦專家郭寶祥介紹，皇木廠村附近有兩處鹽廠，分別是村東北古運河河道西側的上鹽廠，和位于皇木廠村南方原通惠河左岸的下鹽廠。其中，1998年在下鹽廠施工建設中，發現了舊時所用的鹽船跳板、排樁和3件巨大石權，為這段歷史提供了佐證。

　　明清時期，張家灣被譽為“大運河第一碼頭”。漕鹽運輸更貫穿張家灣鎮的漕運歷史。郭寶祥說，張家灣公園靠近里二泗村一側還有一條河流故道，名為小鹽河。到了清朝，由于北運河改道、河道變窄等原因，漕糧等南來物資都集中到土壩、石壩碼頭裝卸，但是運鹽的路徑沒有改變。變窄的河道大船無法通行，運鹽的小船卻暢通無阻，所以即便到了清朝，張家灣依然是漕鹽的集中地。

　　古往今來，食鹽都是重要物資，更是封建王朝的財政基石。面對大量漕鹽集中于張家灣，官府設立的機構與制定的制度紛紛在此落地，其中最出名的當數“鹽引制”。“簡單來說，就是國家給鹽商的特許經營權，鹽商憑鹽引可以到張家灣采購食鹽，再進行銷售。”郭寶祥告訴記者，當時運抵張家灣碼頭的食鹽量很大，官府特地在張家灣古城西側設立了一個機構，專門審批鹽引。而鹽商持鹽引就可從張家灣碼頭購得食鹽，然后在自己的商號內售賣給百姓。

　　南來的漕鹽不僅供給京城，還出口域外。郭寶祥說，當時張家灣設有駱駝店，這些駱駝會馱著南來物資前往口外，甚至遠至蒙古國地區、俄羅斯等地，而駱駝背上的物資就包括食鹽。

　　一條鹽灘路半部漕運繁華史

　　站在北關地鐵站東側，寬闊平整的鹽灘路縱貫運河商務區，藍綠交織的大運河圍繞鱗次櫛比的商務樓宇緩緩流淌。在這里，現代化商務樓宇林立，金融、科創企業集聚，路網四通八達，通勤人流往來穿梭，充滿都市活力。作為副中心重點打造的產業高地，這片土地兼具繁華商業與生態美景，是市民休閑、企業發展的核心板塊，五河交匯處美不勝收，更成為副中心“顏值”擔當。

　　如今，人們每日穿行鹽灘路，卻很少知曉，這片寸土寸金的新城，十余年前是永順鎮鹽灘村的低矮平房區。攝影家武政在《鏡頭里的通州巨變》中留下跨越十余年的影像：舊時紅底白字“鹽灘”指路牌背后，是連片低矮平房、坑洼泥濘小路；如今舊貌徹底換新顏。2010年鹽灘村啟動拆遷，2017年劃入運河商務區整體規劃，“鹽灘”地名完整保留，成為城市文脈的獨特印記。

　　說來很有意思，五河交匯處，在歷史上就有金融產業的基因。600年前，這里曾是京城東部的著名碼頭，每年約有600萬石軍糧從南方運抵。據史書記載，清朝末年五河交匯地區包括票號在內的金融機構將近300家，儼然一處區域性金融中心。而今，五河交匯處金融產業再次興盛，副中心產業沃土，吸引中外金融機構集聚。

　　鹽灘二字，藏著大運河北端獨有的鹽業歷史。漕運鼎盛時期，這里是京城海鹽中轉集散地，南方、天津運來的海鹽全部在此卸船囤積，經年鹽鹵滲入泥土，土地鹽堿貧瘠，“鹽灘”之名由此而來。據運河號子非遺傳承人趙義強講述，舊時鹽灘并非單一村落，由東鹽灘、皇木廠、金磚廠等八個漕運自然村組成。這里不只是儲鹽碼頭，更是南北商貿樞紐，南方絲綢、茶葉、瓷器在此堆放，西北駝隊運來皮毛、中草藥，北關沿街遍布駱駝店、商行，南北客商云集。

　　趙義強是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通州運河船工號子”第四代傳承人，土生土長的老通州。他自幼耳濡目染，與父親趙慶福學習運河號子。為傳播推廣該項非遺，趙義強在幾十所大中小學擔任課外輔導員，講述運河歷史，教授運河號子。他回憶道：“舊時駝隊是鹽灘獨有的記憶，西北回族駝民以十三峰駱駝為一隊，往返碼頭與口外互通貨物。長久商貿讓這里成為多民族聚居地，漢、回、蒙民眾在此安家，北關清真寺便是當年駝客聚居留下的印記。新中國成立后鹽業統一管理，倉儲點遷至新城南街鐵道旁的糖業煙酒公司，鹽灘的鹽業集散功能消失，舊時鹽倉、商號遺址被建筑覆蓋，只留存于老村民的口述記憶中。”

　　鹽灘村也是通州運河船工號子的核心發源地。一代代船工在裝卸鹽包、搖櫓拉纖、挖河筑壩、放魚鷹捕魚的勞作中，催生出獨屬于北運河的勞動號子。趙義強家族世代行船，舊時單包海鹽重達百斤，號子中“一百多斤難為你來”一句，生動還原村民扛運鹽包的勞作場景。

　　地名鹽灘路、非遺運河號子、攝影家鏡頭里的新舊對比，三重載體共同留住通州與鹽的深厚聯結。曾經堆鹽成灘、駝鈴陣陣、號聲震天的古村落，如今化作藍綠交織、古今共生的城市新地標。一條鹽灘路，一頭連著漕運時代的海鹽商貿、南北交融，一頭承載北京城市副中心千年之城的發展藍圖，讓“通州與鹽”的故事，在新時代持續書寫新的篇章。

對比照片由攝影家武政提供

　　本版攝影 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