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美國前科學特使：在AI成為氣候解決方案之前，如何防止它本身成為問題

“我們不缺技術，也不缺資金。我們缺的是把公共利益置于既得利益之上的政治選擇。”剛剛在上海參加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的丹尼爾·M·卡門（Daniel M. Kammen）談到全球能源轉型遲滯的原因時，將矛頭直指“貪婪”、化石能源補貼和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

丹尼爾·M·卡門（Daniel M. Kammen）

卡門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能源與資源、公共政策及核工程教授，也是可再生與適用能源實驗室創始主任，長期研究能源系統、可再生能源、氣候政策和能源公平。他曾任美國國務院科學特使，參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相關工作，并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2016年，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卡門憤然辭去科學特使職務。他在辭職信中將各段首字母連綴成“IMPEACH”（彈劾）。談及這段經歷，他說：“合作永遠優于對抗，但當政府犯下原則性錯誤時，對抗是必要的。”

日前，在上海參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期間，卡門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談及極端天氣、全球氣候治理、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與資金支持，也重點討論了他所期待的“清潔的AI”。

卡門認為，氣候變化早已不是一個等待“正反雙方”繼續爭論的問題，真正的障礙在于政治意愿、化石能源補貼和既得利益。太陽能、風能和儲能已經具備較強的經濟性和技術可行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需求也不應被壓制，關鍵是讓其獲得清潔、可靠且可負擔的能源。

在他看來，人工智能要不僅服務私人利益，更成為公共利益的工具，關鍵取決于制度如何引導。盡管對現實多有批評，卡門仍對中美氣候合作保持樂觀。他認為，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排放國，也是重要的創新力量。在政治關系緊張之際，科學家和企業更應保留合作渠道，為未來政策轉向準備可落地的方案。

歡迎AI，但歡迎“清潔的AI”

澎湃新聞：在這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人們都在熱議，人工智能（AI）究竟能解決哪些現實問題。那么在能源轉型方面，AI能否幫助人類建立更清潔、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能源體系？

卡門：現在還沒人知道，我們最終會更多利用AI向善，還是作惡。目前，AI的許多應用主要服務私人利潤，而非公共利益。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只是AI具有什么能力，更在于我們希望用它實現什么樣的公共目標。

一個重要方向是“全民基本服務”，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維持生活所需的清潔、低成本能源和便捷交通，而不是讓這些資源只服務于富人。為此，我們可以設計數字化激勵或資源分配機制，對綠色出行進行計量和獎勵，把收入、出行需求、公共交通使用情況以及不同社群的能源可及性都考慮進來。目前已有企業開展過大規模的社會實驗，并設計了一種可交易的數字通證，讓乘客、司機和城市政府都能受益。

在具體治理上，可以由政府交通部門負責監管和制定規則，明確公共目標、市場邊界、數據使用規則以及利益分配原則以確保這一機制服務于減排、交通效率和社會公平，由大數據平臺承擔系統的實際建設與運營，包括綠色出行數據的匯集與核驗、數字權益的計量、獎勵發放、供需匹配和市場結算。

這種機制之所以需要AI，是因為它本質上涉及一個實時運行的動態市場。人不可能每半秒鐘完成一次市場出清和資源結算，但AI可以持續處理出行需求、道路使用、能源供應和激勵分配等信息，并按照預先確定的公共規則進行快速匹配。

未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務不會完全依賴財政補貼和行政調度，也可以通過更精細的算法，把時間、道路、電力等分散資源按照市場機制重新組織起來，激勵每一位市民根據自身需求參與其中。財政和行政手段仍然負責保障基本公平、設定公共底線；市場機制與數字化工具則負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此外，天氣預測、智慧建筑、動態能源市場和智能家居都可以使用AI。例如，根據可再生能源供應變化，自動安排充電、制冷和工業負荷；根據人員活動自動調節照明和空調；利用天氣預測優化風電、光伏和儲能調度。許多相關技術已經投入使用，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繼續等待這些技術成熟，而是把已經存在的實踐推廣到更多城市和更多領域。

澎湃新聞：這將需要更大規模的AI算力的支持，而當下，AI數據中心對水、電等能源的消耗及其延伸問題，已經在全球多地帶來一些質疑和挑戰。在AI成為氣候解決方案之前，如何防止它本身成為問題？

卡門：我認為，數據中心新增用能并不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實現路徑其實很直接：地方政府應把新增清潔電力作為數據中心獲得許可的前置條件。無論是市、縣、州還是國家，都可以規定，企業如果要建設數據中心，就必須同步帶來相當于其一定比例峰值需求的新增發電能力，而且這些新增電力必須是清潔的。

這個比例可以因地而異。我希望美國加州最終把要求設為峰值需求的100%，一些相對保守的地區可能先從50%開始。但原則必須明確：如果企業沒有帶來規定規模的新增清潔電力，就不能獲得數據中心建設或運營許可。我們不是說不要AI，而是要求AI企業同時成為清潔電力的生產者。

現實中，一些大型科技企業確實在建設自己的發電設施，但如果它們使用天然氣供電，那就是錯誤的方向，也恰恰是政策不應該允許的做法。既然一個國家或地區已經提出清潔能源目標，就必須落實和執行：可以歡迎AI，但應該歡迎清潔的AI，而不是依賴新增天然氣或煤電的“骯臟AI”。

具體而言，企業可以在數據中心附近建設太陽能、風能等清潔電源，并配置相應的儲能設施。它們甚至可以不只建設滿足自身需求的容量，還可以多10%，把多余電力賣給電網。由于清潔能源比化石能源便宜，這樣做不僅能夠覆蓋數據中心自身的需求，還有可能增加整個電力系統的供給，進而降低而不是抬高電價。

因此，我不認為AI帶來的能源需求增長本身一定會成為問題，問題在于政策是否足夠有力。當AI企業被要求為其新增負荷建設新增清潔電源，普通居民就不用替數據中心承擔新增發電和電網成本，電價也不應該因為數據中心而上漲。據我了解，加州正在推動相關規定，要求AI數據中心生產或配套其所需要的清潔電力，其他地區也應該采取類似做法。

澎湃新聞：小型模塊化反應堆能否為數據中心供電？

卡門：有些人可能從建設小型模塊化反應堆中獲利，但我不認為它是解決長期能源問題的最佳方案。它本質上仍是縮小版的傳統核裂變技術，僅依靠20世紀70年代的核技術，很難解決今天的能源和氣候挑戰。

當前，AI已經在核聚變領域發揮作用。今天全球之所以會出現50多家核聚變公司，一個重要原因是，AI讓我們能夠完成一些過去無法完成的事情。以托卡馬克裝置為例，AI能夠分析傳感器數據、預測等離子體不穩定性并快速調整磁場，從而提升控制能力；它還可用于材料發現、反應堆設計、故障預測和實驗模擬。在我看來，我們也許能在大約十年內看到核聚變技術取得成果，但即便如此，它也可能來得太晚。我們需要的不是少數示范項目，而是吉瓦級乃至更大規模的部署能力。

事實上，技術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證公共利益，未來資金和AI資源的配置極為重要，只有停止補貼化石燃料，把這些資金用于可再生能源、核聚變以及保護地球的公共項目，聚變技術才可能在氣候行動需要的時間尺度內得到大規模應用。

澎湃新聞：未來應建立怎樣的能源系統來支撐AI驅動的社會？

卡門：只要能源是清潔的，我們應鼓勵提高人均能源使用量，尤其應提高貧困人口的人均能源消費。

但這只是第一步。我們還必須逐漸擴大對“清潔”的定義，它不僅意味著能源不來自化石燃料，也意味著制造能源設備的工廠和機器應逐步使用清潔能源。如果太陽能板是在煤電驅動的工廠里制造的，整個系統仍包含化石能源。

鋰、鈷等關鍵礦產也要以更環保的方式獲得，重點是加強回收、減少材料使用并探索新的材料和技術路徑。我們購買的不應只是使用階段“零排放”的產品，而應是全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較低的產品。企業不會自動實現這一目標，公共部門必須制定規則和標準。

化石能源補貼or清潔能源投資，政治選擇很關鍵

澎湃新聞：過去數十年，你曾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與合作，你如何評價當前的局勢？

卡門：我們已經舉行了30次全球氣候大會，巴黎氣候大會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但各方行動仍不足以實現既定目標。中國在太陽能和風能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同時仍在建設新的煤電項目；美國氣候政策出現嚴重倒退；歐洲談論氣候行動，卻仍依賴進口化石能源。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需要反思自身政策。

澎湃新聞：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許多發展中國家仍需擴大能源供給。國際社會應如何公平分擔減排責任和轉型成本？

卡門：發展中國家最缺的不是技術。太陽能、風能、儲能和電動交通等技術已經存在，也在不斷變得更便宜。

烏拉圭大力發展清潔電力，埃塞俄比亞也在推動電動交通，這說明技術并非主要障礙，資金、政策和政治選擇才是。

如果把支持化石燃料的部分資金轉向發展中國家的清潔能源建設，就有足夠資源啟動大規模轉型。發展中國家多年來要求發達國家兌現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承諾，但這一承諾長期未得到充分落實。與全球化石能源補貼相比，1000億美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將部分化石能源補貼轉為清潔能源投資，完全可以支持發展中國家完成第一階段能源轉型。

澎湃新聞：今年2月底的美以伊戰爭以來，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之爭引發的許多地區的能源危機，是否可能成為推動能源轉型的契機？

卡門：所謂能源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化石燃料戰爭帶來的后果。圍繞石油資源展開的沖突說明，依賴化石燃料本身就會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

從這個角度看，化石能源危機反而可能促進清潔能源發展，例如電動車不依賴傳統石油運輸通道，不易受到運輸中斷影響。即使一些政府采取不利于清潔能源的政策，清潔能源仍會繼續發展，因為它更便宜、創造更多就業，也更容易按時、按預算建設。

澎湃新聞：如果用一句話總結你對全球氣候與能源轉型的判斷，會怎么說？

卡門：我們不缺技術，也不缺資金。我們缺的是把公共利益置于既得利益之上的政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