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東北育才建校史料匯編（1948—1952）》《高崗夫人李力群：苦難教我寬容》新華社《李力群同志逝世》官方訃告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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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冬天，安徽鳳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和往常沒有什么區別。
荒地、農活、批斗會，一天接著一天。
數百名下放干部在這片皖北平原上勞作，幾乎沒有人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去。
其中有一個女人，已經在這里待了將近兩年。
她的丈夫去世了整整十六年，她的孩子全都散落在全國各地——河南、湖南、甘肅——每一個都改了姓，每一個都不再叫"高"。
這個女人本人，在干校里也是被重點盯防的對象。
軍代表和造反派心知肚明：這是高崗的老婆，就該留在干校，不該回去，也不能回去。
然而，1971年1月，中南海突然派來兩個人。
來者說明來意：奉命接她回北京。
軍代表和造反派當場阻攔，放話說這種人就該扎根干校，誰也別想把她帶走。
兩個人沒有爭吵，沉默地離開了。
但一個月后，中南海警衛團又來了三個人，這一次，沒有任何商量余地。
這兩次接人的背后，是同一道指示——偉人親自發出的。
回到北京后，周總理親自安排了一切：挑選四合院、恢復工資待遇、把散落各地的孩子逐一召回。
李力群只提了一個小小的要求：去圖書館工作，安靜看書，少接觸人。周總理同意了。
然而，僅僅上了十來天班，偉人得知了這件事，當即表示：不行。
【一】從徐州到延安：一個17歲女孩的選擇
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蘇省睢寧縣，后就讀于徐州女子師范學校。
她的父親是國民政府的地方官員，家中條件稱得上寬裕，供她在徐州讀完了女子師范。
在那個年代，師范畢業的女孩，大多數會留在本地教書，過一段平穩的日子。
但李力群沒有選擇這條路。
她有一個叔父，名叫李毅民，是中共地下黨員，長期在外秘密從事黨務工作。
這個叔父對這個侄女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日積月累、潛移默化的結果。
李力群在徐州女子師范讀書時，已經開始接觸各種進步讀物和革命思想，對國家局勢的關注程度遠超同齡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由此開始。
消息傳到徐州，整座城市都感受到了震動。李力群和同學走上街頭，參加抗日救國宣傳活動。
那種切身的緊迫感，讓她再也無法安心坐在教室里繼續讀書。
七七事變后，李力群與同學走上街頭，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因受其二叔李毅民的介紹與影響，年僅17歲的李力群在收到時任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和組織部長朱瑞書寫給時任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介紹信后，與幾位同學一同離開徐州女子師范學校，先與林伯渠取得聯系，轉赴延安參加革命。
1937年12月，她到達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學習。
從徐州到西安，再從西安到延安，這條路在1937年走起來并不輕松。
沒有固定交通，路況復雜，沿途還有日軍的威脅和國民黨的盤查。李力群一行人輾轉數日，才得以抵達目的地。
1938年5月，她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10月畢業后被分配任職陜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
在延安，她歷任陜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延安柳林區委宣傳科科長、區委副書記、縣委委員等職務，后又進入中央高級黨校一部、二部學習。
這段時間，她的工作能力和組織經驗都得到了充分的鍛煉。
在延安，她還遇到了高崗。
高崗，原名高崇德，字碩卿，陜西米脂縣人，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他在陜北紅軍中資歷深厚，是陜甘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從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一路走來，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41年起，高崗擔任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是延安最重要的地方領導人之一。
兩人的相識，源于一次普通的工作接觸。
李力群在陜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任職，高崗則是邊區的主要負責人，工作上的往來使他們逐漸相識。
后來，高崗帶著李力群去楊家嶺拜訪偉人，偉人留他們吃了一頓飯，席間多次稱贊高崗在陜北的工作，并肯定了他對根據地創建的歷史貢獻，話里話外都有撮合兩人之意。
1940年元旦，經偉人介紹，李力群與陜甘寧邊區創始人之一的高崗結婚，后又任職柳林區宣傳科長、婦聯主任和區委副書記。
結婚那年，李力群二十歲，高崗三十五歲，年齡相差整整十五歲。
她后來對陳云坦言，婚事來得很突然，雙方之間并沒有經歷正常的戀愛過程，但婚后高崗對她還是不錯的。
這句樸實的話，說明了一切。
結婚之后，李力群繼續擔任陜甘寧邊區的各類黨務工作。
抗戰期間，她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不是靠高崗的關系謀取位置的人，而是在工作中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干部。
從徐州女子師范到延安陜北公學，從一個17歲的學生到一名正式的黨員干部，李力群走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選擇的結果。
這條路的代價，她當時并不完全清楚。
但多年之后，當她站在安徽鳳陽荒地里揮著鋤頭的時候，她大約不止一次想起了徐州那個安靜的課堂，想起了叔父遞給她那封介紹信時的表情。
【二】東北育才：一所學校，一段教育生涯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戰略部署，決定大力向東北進軍。
高崗奉命率先赴東北，接管建立根據地，李力群隨之北上。
1945年，中共中央調高崗去東北創建根據地，李力群隨之調往東北展開工作，后于1947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委婦女部部長秘書、東北第一育才小學校校長、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委員、東北婦聯執行委員、東北總工會執行委員等職務。
東北的這段歲月，是李力群人生中最厚重的一章，也是她后來在工作安排上被偉人力排眾議的根本原因。
1948年底遼沈戰役結束后，林彪、羅榮桓率領大軍入關，高崗留在東北，先后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職務，是當時六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三大要職的領導人。
高崗坐鎮沈陽，掌控整個東北的黨政軍大權，地位之顯赫，在當時的大區領導人中無出其右。
但李力群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在高崗身邊。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
集中就讀于哈爾濱市南崗子弟小學和東北軍區政治部后勤子弟學校的東野子女也隨之遷徙。
南崗子弟小學大部分學生由校長、羅榮桓夫人林月琴率領隨大軍南下，還剩二十多個學生亟待安置。
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張聞天把建新校接管這些學生的任務交給了李力群。
他認為李力群受過師范教育，組織能力又強，是最合適的人選。
這個任務的難度，放到現實背景里才顯得清晰。
彼時沈陽剛剛解放，百廢待興，各項工作都處于草創階段，根本沒有現成的學校體系可以依托。
李力群沒有任何辦學經驗，接到這個任務時，她自己說"毫無思想準備"。
但張聞天的一句"為了革命后代"，最終說服了她。
東北育才學校于1948年12月開始籌辦，并于1949年初開始招生。
1949年5月1日在原有校舍正式開學，隸屬于中共東北局。
籌備期間，一切都要從零開始。
學校隨東北局南遷沈陽，張聞天讓李力群任意挑選地方，她看中了中山公園東北面的東北軍區衛生部大院，張聞天馬上下令衛生部讓出。
選定校址之后，李力群立刻著手招募師資、制定教學章程、建立住校制度。
整個籌備過程，前后不過數月，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校名是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取的。
他仿照陶行知所辦的育才學校，為學校取名"東北第一育才學校"，說以后還可以辦第二、第三育才學校。
李力群還請徐特立推薦人才，從全國各地選調了一批師資。
1949年5月1日，學校正式開學，當時包括4個年級和一個幼兒班，共190人。
這190名學生，來自東北局機關和東北軍區十三級以上干部的子女及烈士子弟，身份背景各不相同。
賀子珍帶著李敏從蘇聯回國后，李敏也轉入了這所學校讀書。
后來，博古之女、林彪大女兒等人也先后入學。
從蘇聯回來的這些孩子不會說中文，李力群特地聘請了一位名叫"維拉"的俄羅斯女教師充當翻譯，兼教俄語課；孩子們吃不慣中國飯食，她就讓炊事員專門去學做面包。
這些細節，折射出李力群在辦學上的務實態度。
她不是把這所學校當作擺設，而是真正用心在管理，用實際行動去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
偉人曾說："李力群是很有名的，她辦的育才學校，養活了軍隊干部子弟。"
這句話是事實，不是客套。東北第一育才學校在李力群手上，從一個倉促籌建的臨時安置機構，發展成一所管理嚴格、師資齊整、制度完善的寄宿制學校。
李力群后來以東北第一育才小學校第一任校長的身份，為黨和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為建國初期的基礎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段記錄，是她那段歲月最簡練的注腳。
1952年，隨著高崗奉調入京，李力群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離開了這所她親手創辦的學校，隨高崗來到北京。
那時李力群調到教育部工作。
高崗家先住在三里河的國家計委籌建處，不久后搬到東交民巷八號院——這里原是法國大使館，占地約百畝，有數十間房。
東交民巷八號院，是高崗一家在北京的起點，也是此后風暴的前夜。
【三】塌天：高崗事件與李力群的十七年
1952年11月，高崗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管理范圍很寬，8個工業部門都劃歸計委負責，有"經濟內閣"之稱。
高崗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53年，接受新職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然而，這一系列顯赫職務背后，卻在醞釀一場足以將他徹底擊垮的風暴。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陳云發言暗批高崗搞"獨立王國"。
2月17日，高崗用手槍自殺未遂。
此后數月，高崗陷入最深的絕望之中，等待著一個注定不會來的轉機。
1954年8月，高崗在家看報紙時，翻開了當年全國人大代表的名單，用放大鏡一點一點仔細從頭看到尾，最終發現名單上沒有自己的名字。
頓時，他的內心如喪考妣。
這一天，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8月初，高崗試圖觸電自殺但未成功。8月17日，高崗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就在這個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死時49歲。
高崗死后第二天，34歲的李力群帶著4個孩子，懷著遺腹子高燕生，幾乎兩手空空搬到新街口一處陳舊的四合院。
院子也比較大，但不再設警衛等工作人員。
從東交民巷百畝大院到新街口的舊四合院，這一步只用了一天，卻像跨越了一個時代。
周恩來第一時間來見李力群，叮囑她：你現在是從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會不理你，要堅強，要跟黨走，把孩子撫養好。
偉人也下令，高崗的孩子由國家撫養，規定按每個月每個孩子40元的標準發放生活費。
還配給了一個炊事員、一個司機、一個四合院。
李力群從教育部調到勞動部培訓司。
生下高燕生后，她將四個大一點的孩子送到住宿學校，把高燕生帶在身邊。
白天要上班，就從陜北老家請人來照顧剛出生的高燕生。
但此后的日子，并沒有真正平穩。
勞動部長馬文瑞不僅沒有關照李力群，為了顯示和她劃清界限，還把李力群的行政級別從11級降為13級。
周恩來得知后，又將她下放到教育部工作，但此后歷經輾轉，她的處境始終難以穩定。
特殊時期開始后，情況急轉直下。
那時"革命群眾"沖進她們家進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東、南、西三面房子，她們一家六口擠到北面兩三間房子里。
不僅是批斗，李力群還被反復傳喚去寫揭發材料。
李力群無奈地說："不停地被審查，不停地揭發，叫我這樣寫，叫我那樣寫，許多都是不實之詞，不寫就回不了家，見不了孩子。"
周恩來早就叮囑過她：關于高崗和其他人的事，千萬不要說，就說不知道。
李力群說："當時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總理跟我說的，一切就說不知道。"
正是這句提前預備好的"不知道"，在那些年里幫她擋住了許多刀。
1969年，周恩來親自指示將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這是一個保全之策：與其讓她繼續在北京各種批斗漩渦里被反復折騰，不如先把人送到干校，從外部隔離那些危險。
在干校兩年，那個干校生活非常苦，勞動，下水，而且她又是高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斗爭。
她的孩子也早已分散：幾個大孩子插隊下鄉，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親牽連，都改隨母親的姓。
最小的兒子高燕生，是高崗死后才出生的遺腹子，那時也已經被送離了身邊。
就這樣，從1954年到1971年，整整十七年，李力群帶著孩子們在一次次的審查、批斗、降職、下放中撐了過來。
沒有翻案，沒有平反，沒有任何外部條件的改變，她硬靠著一口氣熬下去。
直到1970年冬天，中南海那邊，有人想起了她。
【四】接回北京的背后
1970年冬天，在高崗去世16年以后，偉人忽然對高崗的遺屬表示關注。
根據他的指示，周恩來于1971年1月派人把李力群從"五七干校"接回北京。
第一次來接的，是中央辦公廳的兩個人。
干校的軍代表和造反派當場阻攔，聲稱高崗的老婆就該留在干校，堅決不放人，來者只得無功而返。
過了一個月以后，中南海警衛團又派了三個人來了。這兩次要接她回去都是偉人指示的，周恩來給辦的。
這一次，沒有任何人再敢阻攔。
李力群就這樣，在下放將近兩年之后，踏上了回北京的路。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逐一安排了她和孩子們的一切。
周恩來逐一詢問了高崗每個孩子的情況，當了解到他們因受高崗牽連，升學和畢業分配都遇到困難時，立即指示有關單位，把他們都召回北京，按照黨的政策，根據各人的條件安排工作或升學，不得歧視。
住處也重新安排了。
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經公開，為了她和孩子們免遭麻煩，周恩來不讓她們回原來的住處，也不讓住公寓，而是派秘書帶著她一起選擇了一處獨院居住。
這處四合院位于王府井附近，之前停發的生活費、工資全部補發。
李力群這次搬家用了一個假戶名，連李力群用的都是一個假戶名，很長時間鄰居們都不知道這家人的真實身份。
安頓下來之后，李力群向周恩來提出了工作上的想法：她希望去圖書館工作，一邊看書，一邊學習，少接觸人。
周恩來考慮到她多年的處境，同意了。
李力群希望能到圖書館工作，一邊看書一邊學習，周恩來同意了。
然而，沒想到只上了十來天班，偉人知道了情況，說不行。
偉人說"你們在東北、西北都是有影響的人，而且你在東北還辦過學校，回教育部。"
這句話，定下了李力群此后二十年的走向。
而當偉人說出這番話的背后，其實還涉及了一段旁人并不知曉的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