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安迪·伯納姆正式宣誓就職英國首相,成為該國近十年來第七位執掌內閣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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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日,中國外交部就英國鋼鐵公司國有化一事作出正式回應,強調英方須切實維護中資企業的正當權益,并盡快提出具備可操作性、兼顧雙方立場的補償安排。
一家曾依賴中企超百億元真金白銀盤活的百年鋼企,如今被東道國以立法形式直接剝奪全部產權——這位以“重振實體經濟”為競選綱領的新任首相,能否向中方交出一份經得起國際法與商業倫理雙重檢驗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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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上任即直面棘手困局
事件最新進展定格于四日前。7月16日,英國政府正式啟動《鋼鐵產業(國有化)法案》,將由中國敬業集團全資控股的英國鋼鐵有限公司整體納入國家所有體系。自此日起,敬業集團喪失對該企業全部資產控制權、日常經營主導權及未來收益分配權,前期累計投入的資金暫無回收路徑。
鮮為人知的是,2019年敬業集團接手時,英國鋼鐵已瀕臨司法清算邊緣。其核心生產基地斯肯索普鋼廠全面停產,逾3200名一線員工面臨失業風險,區域配套供應鏈亦面臨系統性斷裂危機。
彼時英國政府多方尋求戰略投資者,本土資本普遍回避這一高風險項目,最終由敬業集團先行支付7000萬英鎊完成股權交割,并在后續六年中持續追加投資逾12億英鎊,用于產線智能化升級、低碳冶煉技術改造及廠區生態修復工程,成功扭轉企業頹勢,實現產能復蘇與就業穩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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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4月。英國政府打破延續四十余年的政策慣例,在非議會會期周末緊急召集特別會議,僅用六個半小時即完成全部立法審議程序,頒布臨時行政令接管英鋼運營權。
敬業集團派駐的董事會成員與高管團隊被即時解除職務,股東法定權利包括表決權、分紅權及資產處置權同步失效。當時英方宣稱此舉屬“過渡性監管”,但今年初卻迅速推進專項國有化立法,完成法律意義上的產權轉移。
最令國際投資界震驚的是補償機制設計。敬業集團總投資額折合人民幣逾百億元,依據國際通行估值標準提出不低于10億英鎊的合理補償訴求;而英國政府初期報價不足1億英鎊,二者落差高達十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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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法案正式生效,英方僅表示將委托第三方機構開展獨立資產評估,對補償金額確定方式、支付節奏、資金來源等關鍵要素均未設定明確時間框架或執行路徑。
表面看是一宗跨境并購項目的權益爭議,實質上動搖的是英國數十年積累的國際投資信用根基,波及范圍遠超單一工業領域。
此事牽動的絕非一家鋼廠的命運
為何如此判斷?因為英國在全球資本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始終建立在兩大基石之上:一是成熟穩定的司法制度,二是被廣泛認可的契約履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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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選擇將資本投向英國,根本動因在于確信當地政策具有高度連續性,不會出現突發性政策轉向或資產強制征收情形。此次英鋼事件,無異于將這兩塊金字招牌親手砸碎。
一組鮮明對照值得深思:2019年英國政府為化解鋼廠危機四處奔走招商時,反復向潛在投資者承諾提供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全力支持綠色低碳轉型。然而當企業完成巨額投入、工廠恢復盈利后,卻以立法手段單方面終止合作,連基本補償都遲遲無法落實。這種巨大反差,足以讓任何具備風控意識的投資主體重新審視英國市場的制度可靠性。
尤為關鍵的是,中英兩國于1986年簽署的《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具有法律約束力,其中第4條明確規定:締約一方不得對另一方投資者的資產實施征收、國有化或其他等效措施,除非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必須確保補償及時、充分、有效。當前英方行為,已明顯偏離該協定的核心義務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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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酵以來,多家原計劃赴英開展綠地投資的中資企業已啟動內部風險重估程序。受影響領域不僅限于傳統制造業,還包括人工智能研發平臺、新能源儲能系統集成、生物醫藥CDMO基地等前沿賽道。
對當下英國而言,經濟增長承壓、制造業占比持續萎縮已是不爭事實,外資流入本是支撐財政平衡與產業升級的關鍵變量。如今主動削弱制度公信力,實則切斷了自身重要的外部輸血通道。
或有人誤以為此系英國首度采取此類舉措,實則這類以行政權力干預外資權益的做法,在其政策實踐中早有先例,折射出根深蒂固的規則工具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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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操作早已形成慣性模式
回溯近年實踐即可發現,英國對外資態度反復并非偶然現象。最具代表性的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中,中資參與方多次遭遇審批流程突變與技術標準加碼;半導體設備進口許可、5G通信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亦存在類似限制性政策調整。
深層邏輯在于英國政壇長期存在的現實主義導向:每當國內經濟指標承壓、選民情緒波動加劇時,政客往往傾向于將外資企業設為政策泄洪口,借“保障國家安全”“捍衛產業主權”等話語爭取短期民意支持,而國際承諾與法治底線則常被置于次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策略并非專針對中國企業。面對其他新興市場投資主體,英國同樣存在選擇性適用監管規則的現象。在其政策邏輯中,國際規則本質上是服務于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彈性工具——有利時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不利時則迅速切換至單邊行動邏輯。這種策略性規則運用,在過去十余年的全球經貿治理中已屢次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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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任首相伯納姆,其此前九年主政大曼徹斯特都市區期間,始終將“北方工業復興”作為施政主線,而鋼鐵業恰是英格蘭北部傳統工業心臟地帶的核心支柱。
預計其執政后仍將圍繞鋼鐵產業推出系列政策動作,以鞏固北部選民基礎。但現實挑戰極為嚴峻:國有化之后,鋼廠維持運營、推進碳中和改造均需持續巨額投入,而英國當前財政赤字率已突破安全閾值,難以支撐長期補貼機制。
更需正視的是,若伯納姆政府繼續回避合理補償問題,中方擁有充分法律與政策工具予以應對。一方面,敬業集團可依據中英雙邊投資協定,向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提起仲裁申請,一旦裁決支持中方主張,英方不僅需承擔賠償責任,更將面臨國際聲譽嚴重受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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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方可在貿易、金融、市場準入等維度依法采取對等反制措施,切實捍衛企業海外合法權益。若事態升級至此,對英國經濟造成的結構性沖擊,或將遠超當前階段。
客觀而言,英鋼國有化事件絕非孤立商業個案,而是英國政治短視癥候的集中爆發。政客為攫取短期選舉紅利,不惜透支國家長期信用資本,以行政命令取代契約精神強行變更產權關系,看似獲取即時政策收益,實則造成不可逆的信任赤字。
我始終認為,伯納姆若真心踐行其振興英國工業的承諾,首要任務應是重啟英鋼事件協商機制,制定符合國際慣例、體現公平原則的補償方案,向中方企業釋放明確可信的政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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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工業體系的真正復興,既離不開全球化資本的深度參與,更依賴于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依靠撕毀既有協議、侵占外資資產所換取的發展假象,終將淪為飲鴆止渴式的自我消耗,最終導致國際資本集體撤離,損害的將是英國自身長遠發展根基。
近年來我們目睹諸多西方經濟體“言勝于行”的典型表現:口頭倡導開放市場、尊重契約,一旦觸及核心利益,則隨時調整規則框架、重構法律解釋。但制度信譽本質是一種稀缺資源,每一次隨意消耗都在加速其價值衰減。當投資者普遍產生“不敢投、不愿投”的集體心理時,真正承受后果的,只能是這些國家自身的產業生態與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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