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里，他用“游歷”一詞隱瞞地下工作兇險

（來源：遼寧日報）

轉自：遼寧日報

1928年張熾寫給妻子的信。

方曉燕 本報記者 吳丹

一份1926年的報告，陳列在雨花臺烈士紀念館的展板上。這是中共大連地委呈給北方區委的工作報告，其中有這樣一句評價：“自從張特派員來連以后……前途也漸漸放了光明。”

這位“張特派員”，就是早期中共黨員張熾。百年前，這個從云南大山走出來的年輕人，受中共北方區委委派兩次奔赴大連，整頓黨團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為東北地區的革命斗爭播下了火種。作為目前留存家書較多的雨花英烈，張熾在一封封家書中寫盡對親人的囑托。紙短情長，一端牽系著刻骨思念，一端擎舉起如磐信仰，張熾用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柔情與堅毅。

職業革命生涯首站在大連開啟

“戴著一副黑邊眼鏡、個子較矮，背微駝；對待人民群眾和藹可親，見面時常常對別人問寒問暖，十分關懷。”通過《張熾傳》作者、雨花英烈研究院工作人員方曉燕的講述，張熾的形象鮮活起來。

1926年5月25日，這個操著濃重南方口音、28歲的年輕人抵達大連，真實身份是中共北方區委特派員。此行的任務是：開展地下工作并整頓組織，領導正在白熱化的福紡紗廠工人大罷工。

張熾早年就讀于云南省立一中，曾發起昆明五四運動。1924年，考入北京民國大學，隨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彼時的東北，正處于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革命形勢嚴峻復雜。中共北方區委高度重視大連的黨組織建設，1925年，張熾便曾受區委派遣第一次到大連開展巡視考察，對大連的情況有所了解。此番，為進一步加強當地黨團工作，張熾受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指派再赴大連。中共大連地委剛建立不久，黨與團的組織架構和工作任務劃分尚不清晰，甚至完全合并。黨員隊伍建設中“只知介紹，不知訓練”“只知開會，不知分配工作”的現象較為突出。張熾的到來，恰逢其時。

1926年5月30日，中共大連地委召開全市黨團員大會，推舉張熾為主席。他認真聽取工作報告，與同志們深入討論黨、團的工作任務和方針政策，推動分別成立中共大連地委和共青團大連地委。地委書記由楊志云擔任，張熾任宣傳委員。大連地委由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張熾要求地委每周定期開會，強調議程規范化，種種舉措逐步改善了大連地委的組織形式，增強了黨員的凝聚力。

當時，罷工已持續了一個多月，張熾迅速制定行之有效的宣傳鼓動策略，指導起草《福紡罷工工友致大連全體工友書》，大連的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掀起援助福紡大罷工的新高潮，罷工從一家工廠蔓延為整座城市的怒潮。同時，張熾及時將罷工情況向中共北方區委匯報。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全國總工會、上海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等團體奮起響應，在全國范圍內強烈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形成了抗日統一陣線的強大聲勢。1926年8月，日本廠方被迫同意工人提出的復工條件，撤換了日本工廠主。這場百日罷工聲勢浩大、影響深遠，沉重打擊了日本殖民統治者，當時的新聞界稱之為遼東半島“驚天動地之一場大風潮”。

這“驚天動地”背后，是張熾和戰友們對罷工形勢的精準研判與果斷決策，以及多方力量的協同配合。張熾與大連地委書記楊志云、罷工總指揮侯立鑒等共同研究斗爭策略，解決罷工中出現的各種困難，參與書寫傳單。侯立鑒的妻子和女兒回憶，張熾經常到侯家安排罷工事宜，“我們在高粱地里站崗放哨，一有動靜就告訴他們趕快離開”。張熾始終活躍在罷工斗爭第一線。雖然行蹤隱秘，但因長期深入群眾，逐漸引起日本殖民當局的注意。為安全起見，同年8月黨組織安排張熾離開大連。他在大連工作的時間不長，卻為這片土地留下了深刻印記。于是便有了大連地方委員會在報告中的高度評價：“自從張特派員來連以后，幫助我們改組了各級機關，整頓了內部的組織，加緊了同志的工作，糾正了我們不少的錯誤，而且每次地委會議，甚至支部會議都有張特派員的參加指導，直接把張君的經驗間接把區兄（指中共北方區委）的經驗，一股腦兒地交給我們，使我們有所遵循，前途也漸漸放了光明。”

家書里藏著的深情

張熾是留下家書較多的雨花英烈。他的孫子張本信今年71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話語間滿是對爺爺的崇敬，稱這些家書是全家最珍貴的財富。

關于在大連的這段經歷，因為涉及機密，張熾并沒有向家人具體講述，只是在家書中略略提及。“我記得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26年8月22日，爺爺寫道：‘我二月前嘗一度到關外大連等地游歷，約二禮拜，始行回京。’”張本信解釋，“實際上是兩個多月，他巧妙地用‘游歷’一詞隱瞞地下工作的兇險，怕我奶奶擔心。”

張熾常年在外，通信都是通過三弟轉交。他參加革命的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他在信中常細敘身體安康等家常，刻意寬慰親人，字字溫暖有力。張熾總是飽含愛意地呼喚妻子為“冰妹妹”，字里行間充溢著收到妻子信箋的欣喜——“你勉勵我的許多話，令我十二萬分的感動。我決定把它刻在我的心上，永不敢忘。”張本信告訴記者：“小時候，奶奶常跟我說——你爺爺很偉大，是個做大事的人，你要向他學習。奶奶的話非常樸實，他們的感情特別好。爺爺為了革命顧不上小家，奶奶從不抱怨，一直堅定支持他的革命事業。這是常人理解不了的大愛。”

革命道路遍布荊棘，張熾始終以樂觀堅韌的姿態迎難而上，堅信革命前途光明。他在家書中對妻子說：“我決不灰心！消極！我相信，十分相信，我的前途仍舊是很光明的！失敗與小挫是我的事業成就的母親！只要我們肯努力奮斗，我相信，十分相信，是終有一日會償了我們的夙愿的。”“我們的成功之日，就是我們的幸福到來之日了。我們忍著痛一些時罷！”

這些感人至深的家書收藏在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里，令無數人動容。張本信回憶，“我還記得自己上中學時，母親把家書放在針線盒里，想念我爺爺的時候就會翻出來看，邊看邊抹眼淚。”因當地習俗原因，張本信口中的爺爺其實是外公，他的母親是烈士張熾的小女兒。“小的時候我不懂，長大了讀到這段文字總是感慨萬千。面對白色恐怖，他隨時可能掉腦袋，可他還是相信，一定會有革命成功、闔家團圓的那一天。”張本信說。

1927年初，張熾曾利用任務間隙回到云南。3年前，小女兒出生才20多天，他就離開了家。這一次，她隨著人群跑出門去迎接，學著姑姑們的樣子，奶聲奶氣地喊：“大哥哥好！”張熾愣了一下，把女兒摟進懷里說：“我是爸爸啊！”張本信每每聽母親說起這件事，都會看到母親那雙泛紅的眼。

近年來，張本信和家人分3批把近百件家書、照片捐給了雨花臺烈士紀念館。捐贈前夜，他把那封爺爺1928年寫給奶奶的信又仔細看了一遍。信中張熾用輕快的語氣說：“說到我的身體，更是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到永安公司去稱過，比我初來上海時重了十多斤了，看我臉也是比前還要年青一點，你不信，等我回來你看就相信了。”

1933年，張熾在南京雨花臺就義，年僅35歲。“他再也沒能回來讓奶奶看他年輕的臉。”張本信的聲音有些發顫，“他就是這樣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愧疚，會哄妻子開心，會記掛兩個女兒長高了沒有，叮囑不要纏足。可一旦革命需要，他又比誰都勇往直前。”

張熾的革命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遼寧是他走得最遠的一站。今天的大連英雄紀念公園里立有張熾的塑像。在福紡紗廠舊址建起的四二七大罷工史跡陳列室里，大罷工的汽笛聲猶在耳邊催人奮進。張本信說：“我真想來一次大連，看看爺爺戰斗過的地方。”

張熾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35歲，在革命征途中，他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從最初的50多人發展壯大到今天？因為總有這樣一群人，甘愿把雙腳踏入荊棘，把背影留給至親，卻把光，留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