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鄭永年、劉金程、蔣余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經驗的概念化解釋———面向實踐問題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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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近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05年不懈奮斗，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形成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兩個結合”為立足中國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論。近日，《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刊發了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IPP副院長、助理研究員劉金程和IPP資深研究員蔣余浩撰寫的文章。文章立足改革開放實踐，反思既有理論解釋的局限，提出“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政策競爭”四個分析性概念。

文章指出，中國發展并非單純依靠市場化、分權化或國家能力維持，而是在對外開放、內部試驗、資源組織和制度調整之間形成了一套復合機制。四個概念分別對應外部接口、內部決策、資源組織和制度演化，共同構成理解中國發展經驗的機制鏈，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一種面向實踐問題的概念化解釋。

文章刊于《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4期。文章原標題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經驗的概念化解釋——面向實踐問題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并非單純依靠市場化、分權化或國家能力維持來實現，而是在對外開放、內部試驗、資源組織和制度調整之間形成了一套復合機制。以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為問題意識，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提出并闡釋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政策競爭四個分析性概念。單邊開放強調中國在保持發展主導權的前提下，主動接入外部資本、技術、市場和規則資源；自主探索強調在不確定條件下，通過局部試驗、動態反饋和制度推廣形成改革策略；制內市場強調市場機制并非獨立于國家體系之外，而是在國家主導的發展框架中組織資源配置和主體協同；政策競爭強調在單一治理結構內部，不同地區、部門和政策方案之間圍繞改革績效展開比較、試驗與篩選。這四個概念共同構成了理解中國發展經驗的一個解釋性框架，有助于把開放與自主、國家與市場、穩定與試驗等長期被分散討論的問題，納入同一機制鏈條之中，從而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提供一種面向實踐問題的概念化解釋。

關鍵詞：中國發展經驗；概念化解釋；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政策競爭

一、引 言

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前往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圖為習近平總書記同師生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圖源：新華社

“兩個結合”中，“第二個結合”讓我們能夠“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在于形成具有經驗闡釋力和文化歷史底蘊的概念，并以此作為理解中國、展開進一步理論對話的基礎。

當前，國內學術界主要有兩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從中國歷史傳統和典籍中抽取重要表述，作為理解中國經驗的“標識性概念”；二是圍繞中國實踐問題，與既有理論解釋開展討論，形成具有相對“原創性”的概念工具。這兩方面努力都不可或缺。近年來，海內外關于中國發展經驗的討論不斷升溫，其中“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等命題盛行一時，但不少觀點仍停留在立場宣示或價值判斷層面，缺乏構建知識體系的價值。本文希望通過原創性概念的提出，激發更多對于中國實踐問題的學術關注。

長期以來，對中國發展經驗的學術解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依賴西方既有的理論話語。早期的“沖擊－回應”模式以中西遭遇為主線解釋近代中國的變遷，其認識論前提是以西方現代化歷程為默認參照，將中國定位為“被動回應者”，因而難以充分揭示中國社會內部發展的能動性與歷史連續性。此后，西方的中國研究轉而更加重視中國內部動力、各地方社會和區域差異，形成“中國中心”視角 。然而，這一視角雖然擺脫了將中國視為“被動回應者”的局限，卻低估了中國應對外部變化主動采取的內部變革，不利于在全球變遷背景下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過于依賴西方既有的理論話語，會損害對于中國豐富實踐的理解乃至前瞻性展望。

本文并不試圖直接回答“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如何建構”這個宏大問題，而是將研究目標限定為一個更可操作的層面：以改革開放實踐為基礎，通過思考既有中國發展理論解釋，提煉一組更貼近中國發展機制的分析性概念，并據此討論其對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意義。

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意識與應對原則

（一）后發國家現代化的“時空困境”

后發國家在闡釋其現代化進程時，面臨一個“時空困境”：在時間維度上，其現代化普遍晚于西方國家；在空間維度上，其轉型又往往具有對西方現代化經驗學習和“移植”的特點。這就造成了后發國家難以回答自身是否存在歷史連續性、現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等問題。如果不能在知識層面回應這一困境，后發國家便容易在發展現實、制度選擇與價值認同之間持續形成張力，成為亨廷頓（ Huntington·S·P ）曾經批評的“自我撕裂的國家”（ a torn country ）：后發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既無法真正變成西方，也不可能在傳統延續與制度轉型之間建立穩定銜接。

對中國而言，圍繞發展經驗推進自主知識生產，關鍵不在于為既有實踐附加一種新的話語包裝，而在于克服“時空困境”，說明中國現代化實踐的歷史條件、制度邏輯與行動機制。現代化并非單一模式的線性擴散，而是在不同歷史時點、不同文明場域中展開的多樣化轉型過程。也正因如此，“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應被視為一個需要學術解釋的對象，而不是一個無須展開分析的現成命題。其中，“現代化”對應社會轉型的一般問題意識，“中國”則限定了這一轉型發生的歷史空間、約束條件與文明傳承。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構建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才能與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現代化實踐經驗展開對話，共同構成人類現代性發展的知識庫藏。

（二）應對“時空困境”的知識構建原則

第一，概念提煉必須面向具體歷史情境中的發展實踐。研究中國發展經驗，不能先從抽象價值判斷出發，再反向尋找例證；而應從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制度安排、政策選擇與發展結果中識別可被分析的問題。這里所說的“實踐”，并不等于未經處理的日常經驗，而是指那些能夠進入學術討論、并與既有理論發生對話的經驗材料。一方面，面向實踐并不是停留于經驗描述，而是在尊重對象自身問題的前提下，從中國發展過程中具有解釋價值的經驗事實中提出問題、提煉概念；另一方面，概念的提煉需要基于對既有理論解釋的辨析，并非憑空產生或者自說自話。

第二，概念提煉必須在比較視野中進行。自主知識體系并不意味著拒絕比較。恰恰相反，只有通過比較，才能更清楚地界定中國經驗的時空邊界、生成條件以及概念的解釋范圍。一方面，縱向歷史比較有助于觀察中國在不同歷史階段如何調整制度安排、重組治理資源并回應外部沖擊；另一方面，橫向國際比較則有助于說明中國的發展并非線性意義上“被動回應”或“后發追趕”，而是在政黨組織、國家能力、地方治理與市場動員等方面形成了特定的機制組合。比較的意義，不在于把中國經驗論證為某種絕對“例外”，而在于更準確地說明它何以形成、在何種條件下成立及其解釋力的邊界何在。

第三，概念提煉應以解釋力而非宣示性作為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標準。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形成，不應被理解為確立某種封閉的、自足的話語體系，而應被看作一個持續面向實踐、不斷接受檢驗的知識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項研究是否具有學術價值，至少取決于三個方面：其一，經驗材料是否足夠系統，能否支撐所提出的問題與判斷；其二，概念提煉是否足夠準確，能否在既有理論之外提供更貼近中國經驗的分析工具；其三，理論辨析是否真正有效，能否清楚說明既有解釋的限度以及新解釋的增量所在。只有在這些層面持續發力，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才不至于滑向空洞的話語宣示。

三、既有理論解釋的限度及其重建必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增長、國家能力維持、社會結構轉型與全球體系嵌入等多個維度上展 現出高度復雜且持續演化的特征，這也使“中國何以長期發展”成為海內外學界持續解釋的對象。然而，既有研究仍缺乏充分的解釋力。

圍繞中國發展的國際學術解釋，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類可概括為“社會主義轉型”路徑。有些西方學者錯誤地把中國改革開放理解為社會主義體制的松動，中國的發展因此被誤認為逐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并形成“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過程 。

第二類可概括為“國家主導發展”路徑，研究的關注點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國有部門主導以及國家資源配置能力等制度因素何以在市場擴展過程中持續存在，并與增長并行。

相比之下，第三類解釋更強調中國體制內部的制度激勵結構，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財政聯邦主義” “M型治理結構”以及圍繞地方政府競爭展開的一系列分析。這類研究試圖突破簡單的“國家－市場”對立框架，轉而說明中國何以通過財政分權、行政分層與地方激勵，形成推動市場擴展的制度安排。按照這一思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關鍵機制是：中央通過有限放權激發地方發展積極性，同時又通過組織機制維持政治體制的整體性；地方政府則在增長導向下成為市場化改革的重要行動者。相較于前兩種解釋，這一路徑在把握改革開放早期制度運行邏輯方面，例如對于鄉鎮企業的崛起、地方政府強烈的增收動機等現象，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但是，這個解釋仍然無法涵蓋中國發展后續復雜的演化。

這是因為，上述三類解釋都隱含過強的“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主要討論財政激勵（分權）和組織控制（集權）的不同組合。事實上，中國的發展既非單是純依賴中央集權，也非完全來自地方放權，這個解釋范式對中國特定的增長機制的刻畫不夠細致。

第一，“財政激勵（分權）－組織控制（集權）”組合較難說明中國在更深度地嵌入全球體系之后的發展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國的發展更多體現為圍繞招商引資、城市經營、產業承接、出口導向和要素重組而展開的制度調整。在這一階段，地方政府不僅是“放權激勵”之下的增長主體，同時還是在中央規則框架內和全球競爭壓力之下不斷調整政策工具的制度行動者。僅以“財政激勵（分權）－組織控制（集權）”概括這一時期的發展邏輯，已不足以說明開放深化、地方變通、政策選擇與市場擴展之間的復雜互動。

第二，“財政激勵（分權）－組織控制（集權）”組合較難揭示中國改革過程中“試驗－反饋－再制度化”的動態機制。中國改革并非沿著一套事先完備的制度藍圖線性推進，而是在試驗、調整、反饋和再平衡中不斷演化。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為例，其增強了中央財政能力、重構了央地關系，但同時也引發了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不匹配、基層財政承壓等后續問題。由此可見，中國發展的制度演化不能僅被理解為“地方競爭驅動增長”，還必須被理解為一個伴隨試錯、反饋與再調整的動態政策過程。

第三，“財政激勵（分權）－組織控制（集權）”組合較難刻畫中國政策制訂過程中的競爭性機制。中國不通過西方式政黨競爭或利益集團博弈等機制推動政策更新，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政策制訂過程缺乏競爭。恰恰相反，在單一制框架下，由于中央授權、地方試點、多層級治理與績效壓力并存，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圍繞發展路徑、改革工具與治理方式形成了持續的比較、試驗與篩選。在既有學術文獻中，已有研究揭示這一點：正式制度上的單一制并未消除地方層面的行動空間，反而在一定條件下催生出具有競爭性質的政策創新機制序。“財政聯邦主義”強調地方激勵，卻未充分揭示這種政策競爭何以構成制度演化的重要動力。

第四，“財政激勵（分權）－組織控制（集權）”組合較難說明中國發展中的多元主體協同互動的結構。無論是產業升級、技術追趕還是新興產業培育，中國的發展都不是單一主體推動的結果，而是在國家戰略引導、地方政策支持、國有部門資源配置與民營企業創新的相互嵌合中展開的。尤其在科技創新和產業競爭日益重要的階段，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已不能被簡單理解為“誰替代誰”，而應被理解為不同類型主體在特定制度條件下的協同分工。就此而言，以“集權／分權”二分為基礎的解釋框架，無論偏向政府決策還是市場運行，都不足以把握中國發展經驗中的混合性組織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圍繞中國發展的既有研究并非只有上述三類路徑，還包括如“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更有討論度的概念。但從嚴格的學術分析來看，這些話語要么過于概括，缺乏對操作層面機制的分析，要么帶有較強意識形態色彩。本文之所以不直接討論這些標簽，并非否認其啟發意義，而是認為它們難以承擔從理論上解釋中國發展經驗的任務。

總之，既有解釋路徑建立在西方學術界習以為常的“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之上。這個二元對立范式并非全無學術意義，但它容易把中國發展理解為在既定端點之間尋找平衡，而不可能說明中國是如何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借助內外部條件、突破既有約束的。中國經驗的重要特點，恰恰不是在既定范疇之間作折中，而是在實踐推進中把外部開放、內部控制、市場組織與政策調整重新編織為一套可運作的制度過程。若不能進入這一層機制分析，圍繞中國發展的很多討論就難免停留在標簽之爭。

四、中國發展經驗的策略機制：基于實踐問題的概念提煉

本文圍繞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經驗，提出并闡釋四個彼此關聯的分析性概念——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與政策競爭。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使用這些概念，并非意圖在制造一組新的術語標簽，而是試圖借助概念化工作，把長期分散在開放策略、改革試驗、國家－市場關系和地方治理研究中的若干機制，組織為一個理解中國發展經驗的解釋性框架。

這四個概念針對同一發展過程的不同層面展開分析：單邊開放處理的是中國如何主動與外部世界建立連接；自主探索處理的是這種連接如何被轉化為國內可執行策略；制內市場處理的是策略如何在國家－市場－社會之間被組織為資源配置過程；政策競爭處理的則是上述過程如何在制度運行中被不斷比較、修正并固定下來。

進一步說，四個概念分別回應了四組常被混同但不能彼此替代的問題：開放不等于依附，學習不等于照搬，市場不等于脫嵌，競爭也不等于選舉式博弈。

第一，單邊開放。這里的單邊開放，不是國際政治意義上與多邊主義相對的單邊主義，更不能簡單地以出口擴張或要素流入來界定開放，而是指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并非主要通過外部壓力被動地卷入世界體系。它是在相當程度上基于內部發展需要，主動引入外部資本、技術、市場規則與管理經驗，并將其轉化為服務國內發展的制度性安排。本文使用單邊開放所要強調的是，開放并非被動接受外部秩序的結果，而是帶有明確發展目標的制度選擇。就此而言，單邊開放可以被理解為中國發展經驗中的外部接口機制，即中國如何在保持內部發展主導權的前提下，將全球資源轉化為國內發展的條件。

第二，自主探索。自主探索強調中國發展策略形成過程中的主體性、試驗性和再制度化能力。單邊開放機制之所以能夠成立，前提在于中國內部首先完成了對發展目標及其制度約束條件的重新認識。改革開放并不只是對外打開國門，更意味著對原有發展觀念、所有制結構以及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系統性重估。

1979年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先行一步，1980年又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這種先在有限區域設置制度接口、再逐步擴展開放范圍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中國的開放并不是無差別的全面放開，而是圍繞內部發展目標進行的選擇性接入。正是在這種內部反思和制度安排基礎上，中國逐步擺脫了將市場工具簡單等同于資本主義、將對外開放簡單理解為制度依附的認識束縛，使開放成為服務國內發展而非改寫國家發展目標的政策安排。同時，自主還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即在吸納國際經驗的同時，根據國內發展階段、治理能力與社會承受條件進行選擇、試驗與調整。這一機制有著堅實的經驗基礎。例如，1978年冬，小崗村18戶農民按下“紅手印”實行包干到戶，最初只是地方層面的自發性嘗試，此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未停留在局部經驗，而是在中央確認其現實效果后逐步推廣，并最終上升為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這一過程說明，中國改革中的探索并不只是地方先行或基層首創本身，而是地方試驗、中央認可、制度擴散三者相互銜接的決策鏈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主探索并不是對外部經驗的拒斥，也不是對地方試驗的浪漫化理解，而是對不同來源經驗進行篩選、驗證和制度化重構的過程。

第三，制內市場。中國的制內市場是指市場運行本身被嵌入國家主導的制度秩序之中，市場擴展、資源配置與產業演化在國家設定的規則框架、發展目標與組織結構之內展開。與將國家和市場理解為彼此替代關系的二元視角不同，制內市場強調在中國經驗中，市場既不是完全自主的自發秩序，也不是國家命令的被動附屬，而是國家治理體系內部的一種資源組織方式。這一機制的一個直接表現，是中國發展并不依賴單一所有制結構，而是在國有部門與民營部門并存、競爭、互補的格局中展開。

根據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數據，截至2024年9月底，全國實有民營經濟主體總量達到18086.48萬戶，占經營主體總量的96.37％。這一事實至少說明，中國市場活力的釋放并不是在國家退出之后才出現的，而是在國家持續在場、規則持續供給和多種所有制共同運作的條件下展開的。國有部門在基礎設施、關鍵產業、戰略資源配置和宏觀風險吸收方面承擔重要職責，民營部門則在市場擴展、技術創新、就業吸納和經營靈活性方面發揮強大作用。二者并非始終均衡，雖存在張力，但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特征，恰恰在于不同所有制部門在國家設定的發展框架內形成了分工性的共存結構。這意味著，制內市場所要強調的不是國家替代市場，而是國家組織市場、市場激活主體、主體再反過來塑造資源配置效率的循環關系。

第四，政策競爭。在單一制框架和集中政治整合條件下，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乃至不同政策路徑之間圍繞發展績效、改革工具與治理方案所形成的持續比較、試驗與篩選機制，這是中國式政策競爭的表現。這一政策過程顯然不同于西方式政黨競爭或利益集團博弈，也不宜被簡單化約為圍繞GDP增長展開的地方錦標賽。這里所說的競爭，更接近一種制度化的方案比較：誰先試、誰試得更穩、哪一種工具更可復制、哪些做法能夠上升為普遍制度。在這個意義上，政策競爭既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競爭，也不同于把任何試點都等同為試驗主義的寬泛敘述，而是指多層級治理體系內部圍繞政策可行性和制度績效所展開的持續篩選過程。

這一機制同樣有清楚的經驗錨點。2013年國務院印發《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明確要求其在投資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和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等；2020年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則進一步把授權改革、先行先試和經驗推廣制度化。這些實踐說明，中國政策過程中的競爭并不是無序試錯，而是在中央授權下通過不同區域和政策工具的比較、評估與推廣來推進制度更新。若缺少這一競爭性機制，單邊開放可能淪為被動接入，自主探索難以形成穩定反饋，制內市場也難以在復雜主體之間實現動態協調。因此，政策競爭所解釋的不僅是地方創新為何出現，而且包括中國制度何以能夠在保持總體穩定的同時實現持續調整。

五、 概念化解釋對于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意義

從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角度看，概念化解釋的意義并不在于生產出若干個新穎概念，而在于把知識體系這一容易被泛化的命題，重新落到概念、理論與經驗之間的具體關系上。知識體系不是若干抽象判斷的堆積，也不是對既有實踐的簡單肯定，而是能夠穩定組織問題、概念、證據和解釋之間關系的一套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在概念層面實現對中國經驗的有效提煉，所謂自主知識體系就很容易停留于原則表述；反過來說，只有當研究者不斷提出能夠經受比較、對話和檢驗的分析概念時，自主知識體系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學術含量。進一步說，概念化解釋的一個關鍵作用，就是可以在經驗材料與理論之間形成可供討論和理解的中間變量。它能夠保留改革開放實踐中的制度細節和歷史條件，并把這些細節轉化為可比較、可質疑、可修正的分析命題。通過這種概念化提煉，經驗材料得以超越個案局限，獲得更廣泛的解釋力，概念工具也因此獲得進入一般社會科學討論的可能，并有助于避免將自主知識體系片面理解為封閉的話語自足。

相比于從中國傳統經驗中摘取標識性概念，相對原創性的學術概念不僅有助于突顯研究者的問題關注點和理論脈絡，而且有利于拓展理論解釋的涵蓋范圍。將本文提出的概念工具，即外部開放、內部決策、資源組織與制度演化放在同一分析平面上加以統合，形成對中國實踐的較為系統的理解，這樣便于與其他研究者展開對話，從而達到不斷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完善的效果。

從知識增量上講，相對于“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政策競爭四個概念更能展現中國發展究竟如何連接外部世界、生成內部策略、組織多元主體并推動制度更新。

首先，單邊開放與自主探索能將開放與學習從結果性描述推進為機制性解釋。單邊開放與一般意義上的對外開放并不相同：后者強調的是開放程度、開放領域和開放效果；而前者強調的是開放何以被設置為一種服務內部發展的制度接口。這一概念所要區分的是主動選擇性接入與被動依附性嵌入之間的差別，因此，完全無須局限于“集權／分權”的二分。同樣，自主探索也不能被簡單地并入“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西方學術界對中國“集權／分權”的關注，在于分析中國改革開放是否改變了中國的體制性質。而“自主探索”關心的是，經驗如何被篩選，試驗如何被納入統一政治過程，局部創新如何被轉化為可推廣制度。在這種分析概念下，“集權／分權”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范式，而是可以相互動態轉化并且相互塑造的。換言之，單邊開放與自主探索兩個概念共同構成了中國發展經驗中“開放而不失控、學習而不照搬”的機制基礎。

其次，制內市場與政策競爭能將關于國家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的分析推進到運作過程。“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偏重于從體制結構或者所有制結構層面對中國發展進行宏觀分析，而“制內市場”則強調市場本身如何被嵌入國家所設定的發展框架，并由此形成資源配置、主體協同與激勵傳導的具體機制。同樣，“政策競爭”注重觀察地方政府的差異化行動如何通過試點、評估、比較和再選擇進入制度更新過程。這兩個概念既包含中央層面的授權、篩選和推廣，也包含地方層面的創新，還涵蓋中央決策根據外部發展條件以及地方探索實踐作出的動態調試，因此比“集權／分權”二元對立范式更能解釋中國改革中的復雜演化邏輯

再次，這四個概念并非彼此孤立的。單邊開放解釋中國如何把外部世界轉化為國內發展的資源條件；自主探索解釋這些資源如何經過內部判斷轉化為可執行的發展策略；制內市場解釋這些策略如何通過國家與市場的嵌合轉化為資源配置與主體協同；政策競爭則解釋上述過程如何在試驗、比較、反饋與再選擇中不斷被修正和推進。就此而言，本文并非僅僅是提出若干新名詞，而在于試圖把中國發展經驗從靜態制度歸類推進為動態機制解釋。

最后，這四個概念的系統性關聯，在于它們共同指向一種不同于制度分類的研究取向。如果只討論單邊開放，研究容易重新回到開放戰略史；如果只討論自主探索，又可能落進西方學術界有關漸進改革等敘述話語之中；如果只討論制內市場，則容易停留在國家與市場關系的結構討論；如果只討論政策競爭，則又可能退回地方競爭或試點治理研究。只有把四者組織成一條相互銜接的機制鏈，才能說明中國發展經驗何以不是若干局部優勢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具有內在關聯的復合制度過程。

當然，以上努力并不意味著已經完成了對中國發展經驗的充分解釋。至少有三點邊界需要說明：第一，本文討論的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經驗，尚未充分處理不同歷史階段之間的斷裂與連續；第二，四個概念雖具有內在關聯，但其經驗邊界、測量方式和比較適用性仍有待進一步細化；第三，本文更偏重概念提煉與理論辨析，對行業、區域和時期差異的系統經驗檢驗仍然不足。正因為存在這些邊界，這一框架更適合作為一個可檢驗、可修正、可比較的分析起點，而不是關于中國經驗的終極定義。

六、 結語

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圍繞中國發展經驗提出一組可以進入學術討論的概念工具。通過對既有理論解釋的辨析，文章提出單邊開放、自主探索、制內市場、政策競爭四個概念，并將其組織為外部接口、內部決策、資源組織與制度演化的連續機制鏈。本文的意義不在于以新概念取代既有研究，而在于試圖在其解釋邊界處補入一層更能統合中國發展經驗的機制分析。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當前全球發展環境正在發生劇變。面對當下的發展形勢，“面向中國發展實踐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能囿于既有經驗（由此退化為理論上的“辯護士”），也不能輕言拋棄有效的經驗教訓（由此墜入歷史虛無主義），而是需要追求“適度的前瞻性”——這是知識構建原則的內在要求。

毋庸諱言，當前，國內外發展局勢的變化給中國的發展帶來直接挑戰。

第一，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在高科技領域推行“精準脫鉤”“精準封殺”，通過技術出口控制、企業制裁、學術交流限制等手段，企圖遏制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數字通信等關鍵領域的進步；以“價值觀外交”拉攏盟友形成圍堵，試圖否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單邊開放機制應當如何運作、如何指導中國各個領域的決策，這是一個需要繼續深思的問題。

第二，中國的發展模式面臨緊迫的轉型任務：從數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從供給側拉動向供給側持續發力與同步擴大內需轉型，從外向型依賴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轉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構建，也要求繼續變革治理結構和市場制度環境。那么，如何思考自主探索機制的運作空間，如何使得中國的自主探索與世界各國的現代化追求相協調，使得國內各個領域的探索相互之間更好協同，這也是我們在知識構建任務中需要著力思考的議題。

第三，近期部分民營企業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轉型升級壓力，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外發展形勢劇變，出現了投資需求下滑、發展動力不足等暫時性困難。如何通過制度建設和政策創新，更有效地發揮制內市場體制的優勢，激勵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也是當前需要著重探討的內容。

第四，當前在發展目標導向較強的情境下，由于法律配套與規則標準仍待細化，部分地區出現激勵偏移與治理風險，如數據質量偏差與發展結構不均衡等。為更好地保障地方層面的改革與創新探索，有必要完善相應的法治，并提供更加統一、清晰、可操作的制度規則。總之，如何在統一的治理結構下形成更具靈活性和探索性的政策競爭機制，也是需要理論界和決策層思考的重大問題。

黨和國家近年的一系列戰略決策，為破解新時期的發展難題提供了新方案。中國還將在推進政策的過程中，不斷總結既往的經驗做法，不斷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做法，不斷調整自己的治理結構和經濟制度規則。本文提出的系統性概念仍主要服務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經驗的整體解釋，其經驗邊界、比較適用性和測量方式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展開。只有在持續的比較、修正與檢驗中，這些概念才可能從分析設想轉化為較為穩定的知識資源。

（參考文獻略）

*文章來源：鄭永年，劉金程，蔣余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經驗的概念化解釋 ——面向實踐問題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J].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6, 28(4): 1-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6．04．001

作者簡介

鄭永年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劉金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科技創新治理、高校智庫管理研究

蔣余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資深研究員、教授，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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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