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7年初春，嘉陵江邊的薄霧籠著山城，街角茶攤前擠滿了逃難的人。一個臉色蠟黃、衣衫襤褸的短發女子端著破碗要水，路人不知她曾是紅軍指導員李桂紅。
“同志，還認得我嗎？”
“組織還在嗎？”
寥寥兩句低聲問答，讓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確認了眼前這位落魄女子的身份。隨即，他把她悄悄帶進臨街的小飯館，一鍋稀粥，一場驚心動魄的往事慢慢鋪展開來。
時間翻回到1935年2月。中央紅軍在扎西集結后，決定留下約1000人的川南游擊縱隊牽制敵軍。年僅24歲的李桂紅，此時已是縱隊司令部政治指導員，與丈夫余澤鴻并肩。
那會兒，她身懷六甲，卻仍得跟緊隊伍。隊里的女兵之間相互提醒：不掉隊，不當俘虜，也絕不能讓人拿走八塊光洋。說來簡單，真走在云嶺亂石上，每一步都像磕在骨頭上。
赤水河畔，蔣介石調動云貴川十萬兵力合圍，川軍頭領劉湘被逼著“表現”。他對部下放狠話：務必把余澤鴻的殘部連根拔起。山雨欲來，槍聲已在天邊滾動。
長征路上，李桂紅再也支撐不住高燒與肚中胎動，被迫與闞思穎留在長寧梅硐。區委派老鄉日夜護送，兩枝小手槍成了她們全部底氣。一失溝壑，便與主力失聯。
梅硐云霧深，竹林密。倆人改穿青布短褂，挑竹簍佯作砍柴婦人。夜里蹲在灶前，小火煨藥，隨時提心吊膽。闞大姐——地下交通老手，一眼就識破山道上窺探的便衣。
危機終于爆發。一天拂曉，巡邏的川軍循蹤撲向“坳田坡”。黃二嫂急中生智，抬開木板，把兩位女兵推進漆黑地窖，蓋上稻草，再潑糞水遮味。敵兵沖進屋，一腳踏進稀泥，臭得直罵娘。山腰忽悠一陣地震搖晃，驚得他們抱頭逃竄，命就此撿回。
王逸濤的投敵，給山區帶來更大兇險。劉湘拍電報讓他組“別動隊”，畫下紅圈搜山。王吹噓三日內就能獻上“女匪首級”。于是，卡子林立，戶口清查，一張大網漸收。
梅硐區委反其道而行：在山脊搭竹哨棚，通報暗號。白天鑼聲平平，夜里梆子暴起，全村跟著熄燈，敵人舉火也抓不到影子。正是最危險的地方成了最安全的港灣。
大雪封山時，李桂紅的肚子墜得更低。余澤鴻家住“大窩沱”，四面竹海，腳下就是駐扎的川軍。區委干脆借刀藏刀，把她送進余家夾墻。人心隔肚皮，這回得信老鄉。
日子一晃到農歷十月。深夜，風掀草房，悶哼聲壓在被子里。鄉里姑娘咬著帕子替她接生，兩只破油燈搖著微光。孩子呱呱墜地，卻無人敢歡呼，只敢用棉被堵住門縫。
翌日黃昏，婦女會把新生嬰兒包進圍裙，悄悄遞給胡治國夫婦。二人本就無子，對外謊稱“撿來一個娃”。為了避免禍端，他們搬到集鎮，開了間小藥鋪，以青草藥養大孩子。
李桂紅剛落地四天，再次上路。山路被冰霜封滑，她一步三喘，闞思穎扛槍殿后。夜宿破廟，老鼠啃干糧；清晨摸黑行軍，腳趾被霜雪咬得通紅。可兩人咬著牙走了出去。
穿黔入滇又折回川東的日子里，她們靠要飯、打短工換饅頭。一次在綦江險些被保安隊包圍，幸虧她一口尋烏土話混淆了身份，硬生生擠進碼頭難民船。
輾轉百里，重慶終成新的落腳點。羅世文把消息報到武漢，周恩來聽后沉默良久。當年元旦，漢口江邊的小宴席上，周恩來鄭重向眾人引介：“這是李桂紅同志，她的路，硬是從槍口和饑餓里踏出來的。”
與此同時，遠在川南竹海，那個被喚作胡德興的孩子已學會走路。鄉親們說他眼神像母親，沉靜里帶股倔勁。多年后，他扛起槍奔赴抗日前線，一聲不吭地踏上北上列車，把乳名“高腳四娘”的秘密深埋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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