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評點看金庸｜《倚天》篇：張無忌是個什么樣的人？

評點是中國古典小說獨有的鑒賞傳統，經金圣嘆、脂硯齋而發揚光大，其將批者的妙語附在小說字里行間，兼具文化與美學意義。金庸小說的根脈深處，也流淌著中國古典小說的血液。本專欄便從中國傳統評點學視角，對金庸小說逐一復盤，細讀金庸江湖的敘事美學與技法得失。

1994版電視劇《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

關于《倚天屠龍記》的主角張無忌，互聯網上主要有兩種批評聲音：一是認為他不夠“大俠”，另一種則批評他是“渣男”。張無忌到底是什么樣的人？為什么人們對他會有這樣的批評？

要討論這個問題，其實首先需要確定，我們所說的“張無忌”，究竟是金庸哪個版本里的“張無忌”？金庸曾數次修改其作品，總體上留下了連載版、三聯版和新修版三個主要的作品版本，而在金庸“射雕三部曲”的主角中，張無忌是修改幅度、前后形象變化最大的一個。因此，如果討論張無忌的人物形象而不提前說明依據的是哪一個版本，就容易陷入殷離式的“不識張郎是張郎”的滑稽處境中。

那么，金庸修改的張無忌形象，前后主要發生了哪些變化？

三版大修中，張無忌的基本特質大體不變，例如仁厚、重感情、不貪戀權力。但金庸對于張無忌性格的前后變化、其做事的動機、與幾位女性角色的關系乃至最后的結局，都做了較大幅度的修訂。

連載版中，張無忌最早的性格特征是“聰明絕頂”，甚至“工于心計”，他后期的仁厚性格，主要是源自張三豐的教導。連載版里張無忌從少林學得少林九陽，承諾不外傳，但當他寒毒發作時，提出想把少林九陽功傳給俞岱巖，再仿效父親自刎，這樣既能醫治俞岱巖的殘疾，又可補償母親當初的過錯。張三豐聽后大吃一驚，斥責他不能故弄狡獪、有失信義。

這段故事以及少年張無忌聰明狡獪的特點，都被新版刪除了，使得張無忌的形象更為統一，自始至終都淳樸善良。這也更符合他出生的環境，在冰火島上與世隔絕，張無忌得以始終以沒有機心的赤子狀態看待這個充滿了功利算計的現實世界。

不僅如此，張無忌整體上的道德色彩也在增強。連載版中，他騙學胡青牛醫術，顯得更像黃蓉式的聰明機巧；后兩版則主要體現他的善良重義。而與趙敏在中都圍繞殺人是否應當的談話，連載版中的理由主要是殺人對自己多一份害處，多一分罪業；到了三聯版與新修版，金庸讓他進一步想到死者的“父母子女、兄弟妻子可有多傷心難受”。這增強了張無忌價值觀中推己及人的道德色彩。

在涉及全書的主題層面上，金庸對張無忌的道德準則乃至明教的價值宗旨的刻畫，也顯著地強化了道德的色彩。

三個版本中張無忌都不愿做皇帝，但連載版和三聯版的明教教規主要是“行善去惡、除暴安良”，新修版則增加了極為嚴格的圣火令第一大令，規定從教主到普通弟子都“不得為官作君”，不得據地稱帝；反抗外族時的王侯將軍名號只是權宜之計，成功以后必須“退為平民，僻處草野”。在這里，金庸把張無忌個人不愿掌權的態度，真正提升成了明教與國家權力保持距離的原則。

這種改寫也影響到了全書結尾對于張無忌退隱江湖的緣由的解釋。連載版中對此無多筆墨，只寫他寫信辭去掌門；三聯版的解釋是，朱元璋暗中設計張無忌，使得他心灰意冷退出江湖；新修版則讓他看見明教內部的權力斗爭的問題，卻不肯為了掌權而殘殺兄弟，深感“殺了這個，又得再殺那一個”，這樣一來，他的退場不再主要是被梟雄設計暗算，而成為一種主動的倫理選擇：既基于他的不殺原則，也基于明教功成退為平民的教義。

香港鄺拾記報局發行的《倚天屠龍記》為早期連載版

政治線索之外，新修版最突出的改動，也是最受詬病的部分，是對于張無忌情感線的大幅增訂。

新修版為張無忌和四位女性角色都增添了直白的情感描寫。與小昭出海前，新修版增加吻面頰，小昭希望永遠跟隨他，張無忌直言“我肯極了”；客店談話又增加沖口而出的“親親小妹子”，簡直比楊過還要輕佻一些。在最后分別時，還增加了兩人一度想共同投海的情節。

他和周芷若間也增添了不少直白的情話，如三聯版中已有“我二人夫婦一體”以及決不變心的承諾；新修版在此基礎上，繼續增加了“便連一拳一腳，也不會加于我愛妻周芷若身上”，“你是我愛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天大的難事，咱們也一起來承擔”，甚至想象未來兒女等話語。

影響最大的還是結尾，連載版以張無忌答應趙敏“天天給你畫眉”收束；三聯版讓周芷若出現，暗示她可能借張無忌答應要做的事情，效仿趙敏故事，破壞二人婚禮，在結尾處又增懸念；新修版又進一步續寫周芷若的具體要求，說明兩人可以做夫妻、生兒育女卻不得正式拜堂，讓小昭、殷離和周芷若繼續存在于未來的可能之中。甚至還增加了大段作者口吻的解釋，寫張無忌內心深處仍無法抉擇，認為“每個人都是很好很好的”。

可以這樣總結金庸晚年新修版修改的大致原則，在政治線索上，明教“憐我世人，憂患實多”的平民立場與悲憫情懷被強化；在感情上，如金庸在后記中暗示的，他更希望將張無忌塑造成一個普通人，寫普通人會遇到的猶豫遲疑。整體上，平民立場的強化與普通人的塑造，似乎可以放到金庸從塑造“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到晚期韋小寶式反俠客的形象的藝術追求的變化中理解。

但這種統一只是表面的，在這部書中，甚至有些割裂。明教“憐我世人，憂患實多”的悲憫情懷，雖是一種基于平民立場的政治宣言，卻包含極高的道德要求，金庸借由張無忌和明教對于權力的明確拒絕，以及對草莽立場的深刻自覺，將屠龍刀與倚天劍的深刻政治象征意義凸顯了出來，在這一點上，非但不是韋小寶式的反道德的市儈氣質，而恰恰是高度道德化的。張無忌是金庸作品中，最接近儒家所謂“仁”的道德要求的俠客形象。

這也使得，新修版對張無忌道德色彩的強化，與情感關系中濃墨重彩的“渣男”發言，在閱讀中不能不讓人感到有些隔膜。

金庸對張無忌的情感關系改寫，并沒有讓人物的猶豫遲疑更具有普通人性的復雜特色，相反，在多數情況下，張無忌的輕佻言語，恰恰是網友們熟知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才會有的“自信”發言，是特殊的。張無忌性格上猶豫和復雜，在三聯版中已有充分體現，網友綿延數十年、堪比寶黛之爭的趙敏周芷若之爭，就是這種復雜人性與幽深關系的成功刻畫的顯現。金庸在新修版中，把所有這些情話寫得露骨、直白，并沒能增添張無忌形象的復雜與幽深，反而要為他被打上一個“渣男”的刻板標簽，負上主要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