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之王”登頂，英國困境難解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作者胡毓堃

◆伯納姆與斯塔默一同參加活動。（圖源：蓋蒂圖片社）

文/胡毓堃

編輯/漆菲

沒有對手的安迪·伯納姆，如愿登上英國政壇巔峰。

當地時間7月17日，工黨召開特別大會，宣布伯納姆擔任新黨首。此前，他已獲得403名工黨議員中349人的提名支持，提前鎖定工黨黨首“唯一候選人”的位置。按計劃，他將于7月20日正式出任英國第59任首相，也是第八位來自工黨的首相。

出身英國北部工薪階層的伯納姆，既是工黨的傳統支持者，又是與眾不同的工黨政治人物。“撒切爾主義”的傷痕樹立了他持久的政治理念，布萊爾“新工黨”時代給予他登上政治舞臺的良機。“脫歐”十年亂局，伯納姆蟄伏北方、大有作為，以“北境之王”之姿開辟了登頂新路徑。

眼下，危機四伏的工黨視伯納姆為唯一“救世主”，不少英國人則期待他能從北方帶來新氣象。然而，再新的形象和政策倡議也要適應現實環境，想要將“曼徹斯特主義”落地，留給伯納姆的時間和空間十分有限。畢竟，沒有太多過錯的前任斯塔默已經黯然離場，伯納姆的個人光環能閃耀多久同樣存疑。

生不逢時的傳統工黨人

提起伯納姆，英國人首先想到的關鍵詞是“北方”、“傳統工黨人”。這些標簽既是他出身背景和成長經歷的產物，又是他在英國政壇和工黨幾經起伏中的政治底色，更是他如今作為工黨的“天選之人”、入主唐寧街10號首相府的資本與招牌。

1970年，伯納姆出生于英格蘭西北部港口城市利物浦郊區的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是英國電信集團的電話工程師，母親是全科醫生診所接待員。作為當時英國公營事業部門的從業人員，二人都是工黨的鐵桿支持者。

撒切爾夫人1979年率保守黨上臺執政，旋即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開啟前所未有的去工業化和私有化進程。英格蘭北部地區遭到重創，大量藍領工人失業。利物浦的政治生態由此左轉，逐漸成為工黨（尤其是其激進左翼派系）票倉。

據伯納姆描述，他是被當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經典五集電視劇《黑幫男孩》所打動，所以在14歲加入工黨。該劇取材于利物浦，講述了五名失業柏油路鋪路工人的故事：他們靠失業救濟金度日，為了尋求就業機會、維持生計而掙扎，卻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該劇于1982年首播，深刻反映了英國工人階層的絕望與堅韌，引發社會共鳴。

◆《黑幫男孩》劇照。（圖源：BBC）

伯納姆加入工黨之時，全英爆發礦工大罷工，反遭政府壓制。當時英國的失業人數高達300萬，是1970年代峰值的三倍。時代和環境的作用，預示了伯納姆的人生選擇。

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展現出政治熱情和天賦。就讀于本地天主教中學期間，伯納姆以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學校舉行的模擬選舉并取得大勝。作為家里第一個大學生，他進入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學院英語專業學習，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后升級為文學碩士）。

這段經歷也讓他創造了歷史，成為自1937年斯坦利·鮑德溫卸任以來第一位畢業于劍橋大學的首相。要知道，英國首相府等同于“牛津大學校友會”——此前的58位首相中有31人畢業于牛津大學，二戰后的17位首相只有三人沒在牛津大學求學過。

離開精英大學后的伯納姆“不忘初心”，其職業生涯始終與公共事務和工薪階層關聯。在行業雜志做了三年記者后，24歲的他進入政壇，擔任工黨下院議員特莎·喬韋爾的研究員。隨著工黨乘“布萊爾旋風”時隔18年重返執政，伯納姆得到升遷機會，出任文化、媒體和體育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的特別顧問，并于2001年首次當選議員。

在威斯敏斯特的17年，伯納姆曾嶄露頭角，但始終無法靠近權力核心。布萊爾提拔他做了內政部政務次官、衛生與社會福利部國務大臣。布朗出任首相后，伯納姆出任財政部首席秘書，之后兩年先后升任文化大臣和衛生大臣。

2009年4月，他作為文化大臣北上利物浦，在安菲爾德球場參加希爾斯堡慘案20周年紀念活動并致辭，卻被現場憤怒的噓聲打斷。這是英國史上最嚴重的體育比賽災難之一，因警方失職導致97名利物浦隊球迷在踩踏中喪生。承諾改變的伯納姆立刻向布朗施壓，促成對該事件啟動二次調查。三年后真相大白、政府道歉、涉事警察遭到起訴。

◆希爾斯堡慘案中，球迷人數過多致鐵絲網被壓塌。（圖源：英國《太陽報》）

“我總說，2009年4月15日走出來面對利物浦球迷之時，是我離開威斯敏斯特的第一步。”在與好友共同撰寫的回憶錄《一路向北》（Head North）中，伯納姆為這次北方之旅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那天以后，一切再不相同。”此后的衛生大臣任內，他著手應對甲型H1N1流感，并阻止國民保健制度（NHS）過度私有化。

2010年工黨敗選，英國進入保守黨14年執政時期，剛滿40歲的伯納姆因此失去向上升遷的可能。此時的工黨告別了布萊爾-布朗的“新工黨”時代，亟須找到新的方向。伯納姆在2010年和2015年兩度競選黨首，但分別以明顯劣勢敗于埃德·米利班德和杰里米·科爾賓。

沒有明晰的意識形態陣地，不被黨內主要派系視為自己人，正值壯年的伯納姆被困在了政治“沼澤”里。2016年，這位資深議員決定競選大曼徹斯特市長，此舉雖然不合傳統政治邏輯，卻也是別無選擇的“豪賭”。

◆作為埃弗頓隊的球迷，伯納姆經常參加工黨議員和媒體組織的足球比賽。（圖源：蓋蒂圖片社）

“北境之王”的逆襲路

無論出于理論上的“議會至上”，還是實際運作中的“內閣至上”，倫敦向來是英國政壇的權力中心，地方政府往往被視為邊緣地帶。離開威斯敏斯特、前往缺乏關注的地方城市無異于“逆行”。但對于生長在北方、親歷其衰退與失語的伯納姆來說，這場回歸反而恰逢其時，“逆行”最終變成“逆襲”。

伯納姆與大曼徹斯特早有淵源。2001年他當選議員就是在大曼徹斯特一郡的利（Leigh）選區，并在這個工黨鐵票區連續任職16年。加之他在位于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之間的村莊庫爾切斯長大，是史密斯樂隊、石玫瑰等曼徹斯特樂隊的粉絲，“對曼徹斯特音樂日益增長的興趣”賦予其無可替代的優勢。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倫敦常見的工黨政客（工會、學術界、都市專業精英代表），伯納姆出身基層，對北方困境的理解并非浮于口頭。2001年首次競選議員時，他告訴《蘭開夏郡電訊報》，自己曾目睹保守黨人對周邊社區造成的“一手傷害”，“這種不公正令我作嘔，我希望本地區的工薪階層處境更好”。

曼徹斯特人亦用選票表達了對伯納姆的喜愛與信任。2017年的大曼徹斯特市長選舉，他以63.4%的得票率一輪獲勝，之后兩次也均得到三分之二的選票、以絕對優勢連任。基于回應普通人訴求的施政原則，提升公共服務、改善基礎設施是他市長任內的工作重點和政治亮點。

其中的公共交通系統改革最受好評。在伯納姆的主導下，大曼徹斯特成了除倫敦之外第一個將公共汽車服務收歸公有的地區。2023年，當地推出一體化公交系統“蜜蜂網絡”（Bee Network，工蜂是該市市徽標志），打通公共汽車、自行車、有軌電車、城市鐵路，鼓勵綠色出行。“蜜蜂網絡”有效解決了撒切爾時代公交私有化帶來的弊病，成為當地的招牌。

◆大曼徹斯特的“蜜蜂網絡”公共汽車。（圖源：PA Media）

出于同一邏輯，伯納姆也試圖在住宅建設領域發力。為此，他承諾捐出市長工資的15%、成立“無家可歸基金”，希望在2020年徹底解決居民露宿街頭的問題（但并未實現）。

在社會治理領域，伯納姆回應長期被忽視的社會問題：一方面重新審視大曼徹斯特地區兒童性侵歷史案件，針對部分地區暴露的“誘拐集團”丑聞展開獨立調查，并呼吁對類似案件進行更廣泛的全國性審查；另一方面推出“大曼徹斯特學士學位”（簡稱MBacc）計劃，希望打造一套不同于傳統大學路線的職業教育體系，讓年輕人通過技術培訓、企業實習和產業技能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讓伯納姆真正“出圈”、被大曼徹斯特之外的英國人記住的，是他正面硬剛倫敦政治精英的舉動。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時任約翰遜政府對大曼徹斯特等英格蘭北部地區實施嚴厲封鎖，卻未能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引發伯納姆等地方領導人的激烈抗議。他當時疾呼：“唐寧街的政策欠缺考慮，在現實世界毫無意義，不要讓英格蘭北部成為這種政策的犧牲品。”

這段演說在全網走紅，英國人發現“失落的北方”有了名副其實的利益代言人，伯納姆因此被媒體贈予專屬綽號“北境之王”（King of the North）。

2021年連任市長后，伯納姆重回全國性政治人物之列，被視為下任工黨黨首的熱門人選。然而，他依然專注市政，完美避開唐寧街的風暴。在他經營北方的九年間，英國連換五位首相，保守黨更是耗盡選民最后的信任。

有賴于保守黨的反襯，斯塔默于2024年7月接替蘇納克，出任14年來首位工黨首相。雖然他足夠勤勉、兩年做了不少工作，卻始終未能兌現競選承諾。隨著首相府的生存環境愈發嚴酷，斯塔默難逃進退失據的走向，最終釀成今年5月地方選舉的慘敗。

此時，伯納姆從“潛在競爭者”變成“熱門替代者”，重返倫敦的時機終于成熟。6月18日馬克菲爾德選區下院議員補選，為回答“誰能替代斯塔默”這一問題畫上句號。伯納姆大幅提高了工黨的支持率，不僅為自己拿到競爭黨首的門票，更向全黨傳遞出明確信號：只有他能戰勝氣勢如虹、支持率領先的極右翼英國改革黨。

一個關于北方的“逆襲”故事，寫出了最富戲劇性的結局。

◆6月22日，伯納姆在威斯敏斯特宣誓就任下院議員。（圖源：路透社）

“曼徹斯特主義”能成解藥嗎？

嚴格來說，伯納姆并非單純意義上的工黨政客，而是一名勞工與合作黨（Labour & Co-operative Party）代表。合作黨成立于1917年，是與工黨價值觀高度類似的中左翼政黨，強調社區治理、共享財富和經濟民主。按照工黨與合作黨1927年達成的結盟協議，勞工與合作黨代指同時代表兩黨參加選舉的群體，目前在議會下院有43名議員。

能在第一時間獲得約80%工黨議員的推舉，證明伯納姆已是黨內各派系公認的黨首人選。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就能在黨內凝聚共識。他之所以能成為黨首，是因為工黨上下感到空前的危機，當務之急是盡快推出新首相，避免黨首之爭久拖不決，消耗支持者的耐心。可以說，保住執政權的優先級高于路線之爭。

多家民調顯示，“伯納姆效應”明顯提振了工黨的支持率。政治咨詢與民調機構“選舉微積分”（Electoral Calculus）7月8日發布的民調顯示，工黨的支持率時隔一年重返榜首，如現在選舉仍可保住議會第一大黨地位。

不過，同一組民調表明，伯納姆向左回調、與中間派保持距離，又不徹底轉向激進左翼的路線敘事，仍不足以從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民主黨和綠黨吸收選民，想團結工黨內部亦面臨結構性阻力。

如今，伯納姆的城市治理理念已發展成“曼徹斯特主義”，其中一大核心就是權力下放，賦予地方政府在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更大權限——他甚至提出在曼徹斯特設立“北方唐寧街10號”，承接首相府部分職能，作為推動地區發展的新中樞。

在此基礎上，伯納姆希望在全英復制其“商業友好型社會主義”經驗，提高水務和能源的公有化水平（但反對全盤公有化）。他特別點名1989年撒切爾政府水務私有化政策下成立的泰晤士水務公司（Thames Water）——由于負債累累、財務瀕臨崩潰卻無能為力，工黨政府近來否決了對該公司的救援計劃——呼吁直接將該公司收歸公有。

至此，伯納姆的治國思路基本呈現在公眾面前：一方面打破中央政府對決策權、財稅資源、治理職能的壟斷，激發各地方自主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讓政府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動參與者，改變公共服務因私有化而死氣沉沉的狀態，同時減免中小企業的稅負、降低企業獲得公共部門合同的門檻。

通過平衡政府權責關系，伯納姆希望促成政府和企業的良性合作，提高公共服務效益并造福公眾，讓英國涌現更多“大曼徹斯特樣板”，打破南北、貧富兩個不平等。面對當務之急，其核心幕僚米亞塔·法恩布勒（Miatta Fahnbulleh）透露，伯納姆將優先推出政策，應對高物價問題。

盡管伯納姆與斯塔默政府形成從形象到政策倡議的明確區分，可事實上，他與上任政府切割的空間十分有限，許多政策仍是斯塔默路線的延續：不增收所得稅、增值稅、國民保險繳費，只在既定框架的“一些空間”內調整；減少移民數量；合理降低社會福利開支……

外交事務或將進一步放大伯納姆的短板。他雖然長期支持英國留在歐盟，但在“脫歐”議題撕裂社會的背景下，也不得不調整立場，轉而承諾僅推動英歐關系“再正常化”，而不會重啟“二次公投”。

◆支持重返歐盟的英國民眾對伯納姆寄予期待。（圖源：EPA）

此外，加強武裝力量和提升國防能力原本是伯納姆與斯塔默之間少有的共識。然而，斯塔默政府已因防務開支問題陷入嚴重內耗：今年6月，國防大臣約翰·希利因不滿政府的國防投資方案而辭職，其理由正是財政部門拒絕滿足軍方提出的增支要求。

即便伯納姆入主唐寧街，他所面對的也并非一張可以自由書寫的新藍圖，而是一套缺乏財政支撐的“拆東補西”方案。未來四年新增約150億英鎊防務投入的承諾，究竟應通過加稅、削減福利還是擴大舉債來兌現，成為其執政初期的考驗。

至于愈發不可預測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則是伯納姆和其他歐洲領導人都難以避免的大考。BBC指出，特朗普幾乎不了解伯納姆，只知他是“某個城鎮的市長”且有極度自由派之嫌。一旦伯納姆任命米利班德為財政大臣，白宮將默認新首相會延續上任政府禁止擴大開發北海油田的政策，這正是特朗普對斯塔默的兩大批評之一（另一個是移民政策）。

◆斯塔默與特朗普在諸多議題上分歧明顯。（圖源：蓋蒂圖片社）

對巴以問題的表態，體現了伯納姆的轉變。7月9日他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就工黨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帶所開展軍事行動作出的最初反應道歉，稱工黨“沒有做對”，加沙地帶民眾遭受的痛苦“是我們集體良知上的一道傷疤”。他承諾會加大向以政府施壓的力度，保留制裁手段，被視為英國新政府中東政策轉變的潛在信號。

英國奧皮紐姆咨詢公司此前的民調顯示，三分之二轉投綠黨的工黨選民將工黨的加沙政策視為換黨因素之一。

伯納姆的“曼徹斯特主義”能否在全英成功復制，仍有待時間的檢驗。但可以確定的是，英國的困境不可能靠某個人解決。畢竟，伯納姆接手的這個英國，公共債務逼近3萬億英鎊，政府開支半數以上需用于國民保健制度、社會福利、債務償還；去工業化后國家產業結構失衡，高度依賴的金融和第三產業韌性遭到削弱，經濟增長活力受限。

伯納姆過去五十六年的人生軌跡，濃縮了戰后英國半個世紀的政治變遷：他出生于凱恩斯主義盛行、國有經濟龐大、工會力量強勢的工薪家庭；少年時代親歷撒切爾主義疾風驟雨般的改革，目睹英格蘭北部城市在去工業化浪潮中被迫承受至今未愈的創傷；“新工黨”的崛起，構成他從政生涯的前半場——那曾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流動和政治樂觀主義交織的時代，卻最終被金融海嘯與長期停滯擊碎，也由此埋下工黨內部路線之爭的種子。

◆伯納姆的人生軌跡，濃縮了戰后英國半個世紀的政治變遷。（圖源：路透社）

蟄伏北方近十年后，伯納姆又成為另一段英國歷史的見證者。從“曼徹斯特主義”的地方治理實驗，到“脫歐”引發的國家撕裂；從極右翼勢力借經濟失衡與身份焦慮不斷壯大，到“十年七相”折射出的政治失序，英國正在書寫新的國家敘事，伯納姆恰好站在這一切的交匯點上。

然而，歷史賦予他的未必只有機遇。無論是支持者眼中的“工黨復興希望”，還是批評者口中的“政治變色龍”，伯納姆首先要面對的，仍是困擾英國政壇多年的“唐寧街魔咒”：在經歷脫歐震蕩、疫情沖擊、財政危機和首相頻繁更迭之后，英國民眾對政治承諾的耐心大不如前。在談論如何拯救工黨、重塑英國之前，更現實的問題或許是——他能否打破近十年來無人幸免的首相宿命。

排版 /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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