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五天，奔走一年：王一凱父母等來一份遲到的法律回應

VOL 3894

2026年7月14日，備受關注的“8歲自閉癥男童蒼山走失遇難案”迎來重大進展。

據家屬出具的云南省大理市公安局《移送審查起訴告知書》顯示，該局認為翟某某、楊某、張某某等人過失致人死亡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已將該案移送大理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2025年8月9日，8歲男孩王一凱在大理參加夏令營時，被老師帶入蒼山進行徒步時失蹤。數百名志愿者和救援人員連續尋找5日，最后遺憾地發現王一凱已不幸遇難。

事件發生后，當地公安部門以“王一凱失蹤案”進行刑事立案。同年10月，大理市公安局向王一凱家屬出具了撤銷案件決定書，認為該案不構成犯罪決定撤銷。

而涉事機構大理市灣橋鎮破壁家政服務部，只在后續被市場監管部門罰款5萬元。

王一凱父母為了給孩子討回公道，在接下來近一年的時間里，多次回到他們的傷心地大理。2026年7月8日，大理市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書》，認為“翟某某、楊某、張某某等人過失致人死亡一案，認為確有犯罪事實，符合立案條件，現立為刑事案件偵辦。”

此時，距離王一凱走失已經整整11個月。

文 | Susan

編輯 | Jarvis

遲到一年的立案

一凱遇難后，公安機關最初的調查重點主要圍繞死亡原因展開。司法鑒定最終確認，王一凱是在飲食、飲水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因環境低溫導致低體溫性休克死亡。

這樣的結論，讓案件迅速陷入一種看似矛盾的狀態：孩子確實死了，但沒有人直接造成他的死亡。

隨后，大理警方作出了撤銷案件的決定。

家屬后來與警方溝通時得知，撤案的原因是警方當時認為，帶領兒童進入蒼山這一行為本身，并不會當然導致死亡，對于最終發生的死亡結果，也缺乏刑法意義上的預見可能性，因此相關人員的行為與死亡之間，不具有直接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這份決定，幾乎成為案件一年里最大的爭議。

直到最近這一輪，在王一凱家屬的持續推動下，案件才重新從民事糾紛的層面走向刑事立案。徐秦等律師組成的代理律師團代理了此案，他們意識到，警方與家屬討論的，并不是同一個問題。

"如果把整個案件概括成'帶孩子進蒼山'，當然很容易得出'進山不會死人'這個結論。"

律師團隊重新梳理全部材料時，把整個事件拆成了幾個連續發生的節點：

路線改變。人員減配。分組管理。人數失控。延遲報警。每一個節點都不是最終致命的一擊，卻都在把風險繼續推高。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環節被及時糾正，后面的結果都可能不同。

但真正發生的是：

機構明知王一凱是一名八歲的自閉癥兒童；

明知他此前已經在同一路線走失；

明知家長多次提醒孩子容易亂跑，卻仍然臨時改變路線，把隊伍帶往更高海拔的山地；

同時減少帶隊老師人數，在途中又讓隊伍分開，卻沒有建立最基本的人數交接和點名機制。

"真正需要評價的，不是'進山'。而是在這樣一連串具體事實之下，一個孩子走失以后，會不會面臨生命危險。"

例如，按照機構自己的規定，七名自閉癥兒童外出活動，應配備五名老師。

為什么當天只有四名？

是誰決定減少一名帶隊老師？

有沒有進行風險評估？

為什么沒有堅持機構自己的管理規范？

又例如，兩支隊伍分開之后，為什么沒有重新點名？

為什么沒有明確哪位老師負責哪幾個孩子？

為什么會出現兩組老師都認為王一凱跟著另一組的情況？

這些問題，在徐秦看來，都不是管理瑕疵，而是受托照護關系中最基本的安全義務。

"他們面對的不是普通游客。他們面對的是需要持續照護的特殊兒童。收費，本身就意味著責任。"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意外。它更像是一連串本可以避免的錯誤，在同一天、同一個孩子身上，依次發生”，而法院要審查的是：“它并不要求每一個錯誤都足以單獨導致死亡。它要判斷的是，當所有錯誤連續發生之后，死亡是否已經成為一種可以預見、原本可以避免的結果？”徐秦說。

那三小時發生了什么？

從發現王一凱失聯，到最終報警，中間過去了大約三個小時。在蒼山，三小時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一個不會求助的孩子，已經可能離開最初位置數公里。意味著山里的溫度開始下降。意味著搜救范圍不斷擴大。意味著原本可能被及時發現的痕跡，被越來越多的人流踩亂。

參與過山地救援的人都知道，時間，是最重要的生命資源。

"為什么不第一時間報警？"

因此，幾乎所有圍繞案件的爭議，都回到了8月9日上午那三個小時。

那天，帶隊老師帶著7名自閉癥兒童和3名老師，從營地出發前往蒼山。此前，他們已經多次在蒼山開展徒步課程，活動區域大多停留在海拔2100米左右，相對成熟，也相對熟悉。但這一次，帶隊老師沒有按照原來的路線行進，而是臨時決定繼續向上，進入海拔約2400米的小岑峰區域。

這片區域并非正常開放的旅游線路。當地長期設置著"嚴禁擅自進入蒼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警示標語。對于普通游客來說，這意味著不能隨意進入；對于一支帶著7名特殊兒童的隊伍來說，這意味著組織者理應更加謹慎。

沒有證據表明，這次改線經過了風險評估。也沒有材料顯示，家長知道孩子會被帶往更高、更復雜的區域。

上午十點左右，隊伍走到一處分岔路。不知道是誰提出，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慮，四名老師和七個孩子分成了兩組。

這是整個案件中最難解釋的一幕。

在城市公園里，分組并非罕見；但在山地環境里，尤其面對一群需要持續照護的自閉癥兒童，分組意味著每一次交接都必須精確到每一個孩子。

誰負責誰？有沒有點名？有沒有確認？有沒有再次清點？沒有人能回答。

兩組老師都以為王一凱跟著另一組，四十分鐘以后才有人發現，王一凱已經不見了。

在一個需要高度照護的場景里，竟然出現了"孩子跟丟了，但老師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的情況。

蒼山不是城市。沒有路牌，沒有監控，沒有圍欄。山谷之間布滿溪流、樹林和岔道，一個成年人離開主路，都可能迅速失去方向，更不用說一個幾乎沒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孩子。四十分鐘對于一個八歲的自閉癥孩子，卻足以讓他進入任何人都無法判斷的位置。

上午10時40分左右，老師們終于確認：王一凱走失了。

這是整個事件第一次真正出現明確的危險信號。也是后來法律爭議中最重要的時間節點。

正常情況下，一名特殊兒童在山地環境失聯，最直接的反應應當是什么？

立即報警。立即通知管理部門。立即啟動專業搜救。

因為在山地救援中，最重要的從來不是人數，而是時間。

黃金搜救時間，每過去一分鐘，找到人的概率都在下降。然而，這些立即都沒有發生。

老師們沒有第一時間報警。直到中午，他們才把情況報告給機構負責人。最終也不是機構主動報警，而是在護林員建議查看監控、盡快聯系公安后，報警電話才終于撥出。

報警記錄顯示，從發現孩子失聯，到報警，前后相隔約三個小時。這三個小時幾乎成為案件所有爭議的中心。

公安機關最初撤銷案件時認為，帶領孩子進入蒼山這一行為本身，不足以導致孩子死亡。

徐秦及律師團的成員均不同意這種判斷。他們認為，這個案件真正需要討論的，從來不是"進山會不會死人"，而是當一個已經明確具有高走失風險的特殊兒童，在山地失聯之后，照護者是否盡到了他們應當履行的全部義務。

“他們收費提供照護服務，就意味著承擔了更高的安全責任。你不能按照特殊兒童高照護標準的價格收費，在出事以后又說是特殊兒童無法盡到義務”。

在他看來，路線改變、人員減配、分組失控、沒有點名、發現走失后遲遲沒有啟動公共救援，并不是幾個彼此無關的小失誤。

它們共同組成了一條不斷放大風險的鏈條。而王一凱，就消失在這條鏈條里。

未曾重視的危險信號

2025年8月13日下午，云南省和大理市的幾支搜救隊伍加上數十人的志愿者沿著蒼山清碧溪一帶繼續搜索王一凱，志愿者在蒼山密林一處山澗發現了他瘦小的身體，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

司法鑒定認定，孩子死于“在飲食、飲水嚴重不足的基礎上，因環境低溫導致低體溫性休克”。

換句話說，沒有外力傷，沒有墜崖，沒有野獸襲擊。八歲的孩子，在蒼山里獨自度過了生命最后四天，最終死于饑餓、脫水和失溫。

帶領王一凱上山的大理“明日之光”，主打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自然教育和戶外體驗，稱之為“破壁者計劃”，收費每月一萬三千元，食宿費用另計。

其在公眾號宣傳自閉癥孩子可以通過長期戶外訓練提升社交能力、獨立能力和適應能力，而蒼山徒步，是課程中的固定內容之一。

2025年5月7日，一凱在去往大理的飛機上

事后復盤整個事件，許多細節都顯得異常刺眼。

案發前一周，王一凱已經在同一路線走失過一次，機構并沒有通知家長，雖然那一次孩子很快被找到。家屬也多次向機構提醒：這個孩子容易亂跑，一定要特別看護。類似的話，他們說過不止一次。

按照機構自己的配置規則，七名自閉癥兒童外出活動，應至少安排五名老師陪同，以保證每名孩子始終處于有效照看之下。但8月9日當天，七個孩子只配備了四名老師。

與典型發展的孩子相比，王一凱對外界環境的理解有限，情緒變化往往難以預測，對陌生刺激又格外敏感，其智力發育水平大約相當于兩歲左右兒童，獨立判斷危險、自我求助和辨認方向的能力都十分有限。一旦脫離照護者的視線，他很可能不會主動停下來等待，而是繼續沿著自己的方向走。

這也是自閉癥兒童照護中最令人擔憂的風險之一——走失。

公開數據顯示，自閉癥兒童走失比例遠高于普通兒童，而走失后的死亡原因，多數與溺水、交通事故、低溫暴露等環境危險有關。對于照護機構而言，這并不是一種罕見風險，而是一種應該被反復考慮和防范的常規預防。

案發前一周，王一凱在蒼山那次走失本應成為整個機構重新評估風險的信號。

按照正常邏輯，一個已經發生過走失的孩子，下一次外出時，應當得到更多關注，而不是更少；看護力量應該增加，而不是減少；風險控制應該更加嚴格，而不是更加松散。

后來，公安機關曾經認為，"帶兒童進入蒼山"這一行為本身并不足以預見死亡結果。但在代理律師團看來，這種概括方式忽略了案件的背景以及過失犯罪作為結果犯的特殊性。

一個八歲的自閉癥兒童，已經在同一路線走失過，家長多次提醒容易亂跑；機構明知這一情況，仍決定組織其進入一片山地環境，并承擔全部照護責任。

而且機構本身也并非不知道風險。在他們制定的帶隊規范中，七名自閉癥兒童外出活動，應配備五名老師。這一比例并不是偶然形成，而是為了保證每一名孩子都能夠持續處于成年人視線之內。當孩子數量增加、環境復雜度提高時，看護力量也應同步增加。

但8月9日，這一規則沒有得到執行。

七名孩子四名老師。沒有人知道，這個變化是誰決定的。也沒有人知道，當天為什么會臨時改變路線。這些決定發生時，看上去都只是一些細小的調整。但后來回看，它們幾乎全部指向同一個方向，最終導致不可挽回的結局。

漫長的一年

對于王一凱的家人來說，真正漫長的，不是蒼山里的四天，而是之后近一年的時間。

孩子去世后，他們不斷往返于大理、昆明和北京之間，尋找律師、整理材料、申請復核。每一次收到新的法律文書，都意味著還要重新回憶那些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又是新的一場煎熬和痛苦。

最初，他們很難接受警方撤銷案件的決定。在他們看來，一個八歲的自閉癥兒童，在一家收費照護機構組織的活動中走失，最終死于失溫、脫水和饑餓，機構負責人、帶隊老師卻始終處于自由狀態，這與他們對于責任的理解相去甚遠。

現在，案件最終以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重新進入刑事程序。王一凱媽媽說，“當聽到刑事立案的時候，自己已經沒有想象中那么高興了，奔走了一年，付出了這么心力，也不過就是要一個公平的對待，怎么這么難？”

一年過去，蒼山沒有太多變化。

每天清晨，索道照常開放，游客沿著洗馬潭、中和寺一路上山，夏季的杜鵑開過又謝，冬天的積雪覆蓋山頂，山風依舊從十九峰之間穿過。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里仍然是大理最著名的風景。

很少有人知道，在距離游客步道并不遙遠的一處山谷，一個八歲的孩子曾獨自在那里度過生命最后四天。

王一凱的母親已經不敢再看有關蒼山的照片。手機里仍然保存著孩子生前的視頻：他不太會說話，卻喜歡笑，看見喜歡的東西會一直盯著看；偶爾會突然跑開，又很快被家人牽回來。那些曾經需要時時操心的細節，如今都變成了無法重來的日常。

越來越多關注案件的人發現，王一凱案真正觸動公眾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孩子的不幸。

它觸碰的是一個長期缺乏討論的領域——特殊兒童照護。

過去十多年，自閉癥兒童干預機構在全國快速增長。從康復訓練、融合教育到自然教育、戶外課程，各種新模式不斷出現。許多家庭愿意支付高昂費用，希望孩子獲得比傳統康復更豐富的成長體驗。

與此同時，這一行業的管理標準卻并不統一。

哪些活動可以組織？哪些風險必須評估？

特殊兒童戶外活動應當配備多少工作人員？

發生走失后，應當在多久之內啟動公共救援？

許多問題，并沒有統一而明確的行業規范。

事件的另一個當事方，位于大理云峰村的灣橋鎮破壁家政服務部，則重新開始了運作。負責當初“破壁計劃”的太傻天叔，在一凱待過的院子里，開展了“少兒手作體驗”的釀造項目。在他6月30日發的一條朋友圈里，也感慨“這一年比西西弗斯還難”。

王一凱案發生后，大理市進一步加強了蒼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對未開放區域活動作出更嚴格規定。對于律師徐秦及律師團來說，這說明案件至少推動了一部分現實改變。

蒼山上的風依舊吹過。山谷里的樹木一年比一年茂盛，溪流仍沿著石縫流向山腳，沒有人能夠從自然景觀里辨認出那場搜救曾經發生過。

但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時間始終停留在2025年8月13日。那一天，志愿者在山谷中找到王一凱。他永遠停留在八歲。

而圍繞他的追問，并沒有隨著搜救結束，一個特殊兒童在受托照護中失去生命，應當如何追究責任；收費機構的安全義務究竟止于何處；當一連串本可以避免的管理失誤最終指向不可挽回的結果時，法律又該如何回應生命的價值——這些問題，仍然等待著司法給出答案，也等待著整個行業作出回應。

徐秦則認為，這個案件討論的意義已經不僅僅屬于一個家庭，背后仍有龐大的自閉癥患者及家屬群體急需科學、合法的措施治療，其權利也需要以制度去保障，其特殊性同樣需要社會以關注。

"我們希望推動的，不只是這一個案件。更希望這個特殊群體，能夠被真正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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