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丨以香港新樞紐功能組織中國與世界的新型合作場景

——從中亞、東盟通道建設看中國高水平開放的戰略取向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綠色規則擴展、數據治理趨嚴和企業出海加速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戰略價值，不能停留于“超級聯系人”的傳統概括，而應放在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大格局中重新審視。香港的新使命，在于把中國的產業能力、工程能力、金融能力和國家信用，轉化為國際市場可識別、可融資、可執行、可持續的合作安排。

■楊其川

今年4月份以來，中國香港圍繞中亞合作、東盟經貿、離岸人民幣和跨境規則銜接連續展開重要行動。4月22日，香港銀行公會舉辦香港—哈薩克斯坦金融論壇，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哈薩克斯坦政府部門、銀行和商業機構的近200名代表參加；4月28日，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與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舉辦“AIFC Connect:Shanghai 2026”，來自中哈兩國的近150名機構代表參會。6月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訪問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訪問期間形成96項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涉及金額超過16.5億美元，并提出推進“樞紐對樞紐”合作模式。6月11日，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簽署備忘錄，推動印尼盧比與離岸人民幣在印尼和香港之間建立雙邊交易及結算安排。6月30日，李家超在粵港澳大灣區—東盟峰會上表示，東盟已連續16年成為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伙伴，2025年香港與東盟貨物貿易同比增長29%，達2140億美元；2024年雙方服務貿易增長10%，達200億美元。7月2日，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撰文提出，要拓展人民幣跨境應用場景，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這些事件不能只作為香港外事、金融或經貿活動來理解。把它們放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綠色規則擴展、數據治理趨嚴和企業出海加速的大背景下觀察，可以看到一個更深層的變化：中國高水平開放正在從商品、資本和項目的跨境流動，進一步轉向制度、信用、規則和場景的組織。香港的戰略價值，不能停留于“超級聯系人”的傳統概括，而應放在中國制度型開放的大格局中重新審視。香港的新使命，在于把中國的產業能力、工程能力、金融能力和國家信用，轉化為國際市場可識別、可融資、可執行、可持續的合作安排。

開放競爭的重心正在轉向制度組織

過去，開放主要體現為商品流動、資本流入、項目落地和市場擴張。現在，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沖突、供應鏈安全、數據安全、綠色責任和金融風險，共同改寫著國際合作規則。開放競爭的重點，已由單純擴展貿易、航運和投資通道，轉向組織通道背后的金融安排、法律規則、信用結構和風險分擔機制。

這一變化在中亞和東盟場景中尤其明顯。能源項目涉及長期購買協議、項目融資、匯率波動、保險再保險、環境責任和爭端解決；產業園區涉及土地制度、投資保護、勞動規則、原產地規則、供應鏈金融和跨境支付；數字經濟項目涉及數據合規、平臺責任、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和監管協調。通道解決可達性，制度解決可持續性；交易形成流量，信用決定項目能否融資、權益能否承認、合同能否執行。

香港特區代表團訪問中亞形成的大批合作成果，不能只被視為經貿訪問的簽約清單。它說明，中國與中亞合作正在由線路延伸轉向制度建構。能源、礦產、基礎設施、航空、科技和綠色發展等領域的項目要真正落地，必須由融資、擔保、保險、仲裁、評級、稅務、審計和風險管理共同支撐。中國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的工程組織能力，但這些能力需要經過金融、法律、標準、數據和信用安排的重新組織，才能轉化為長期合作能力。新階段的開放競爭，表層是項目、市場和通道競爭，深層則是制度供給能力、項目組織能力和國際信用生成能力的競爭。

香港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提供“制度型中間品”

香港通常被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這些功能仍然重要，但簡單羅列功能，并不足以說明香港在國家開放戰略中的特殊價值。香港的真正不可替代之處，在于它是中國體系內部少有的能夠同時連接國家信用、內地產業、國際資本、普通法規則、離岸人民幣市場和多種法律體系的制度平臺。

上海擁有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和國家金融力量；深圳擁有科技創新和先進制造能力；新加坡擁有穩定營商環境、國際仲裁和區域總部優勢。香港的差異化價值，在于背靠內地產業縱深，連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與國際資本、普通法體系和全球專業服務網絡保持長期銜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獨特制度結構，使其既能承接內地產業，又能運用國際市場熟悉的法律語言、金融語言和專業服務語言組織跨境合作。

香港能夠提供的，不只是資金、通道和中介服務，而是一整套跨境經濟活動所需要的“制度型中間品”，即跨境項目長期運行所必需的規則、信用、法律、金融和風險管理安排。金融組織資本，法律保障合同，普通法體系提供商業信任，會計審計和評級識別信用，保險再保險分散風險，綠色金融轉換標準，數字金融和跨境支付便利交易，國際仲裁和調解解決爭端。這些要素組合起來，構成跨境合作可持續運行的制度環境。

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是這一制度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金管局的資料顯示，香港擁有約1萬億元人民幣的離岸人民幣流動性池，全球超過70%的離岸人民幣支付長期經香港處理。人民幣國際化若停留在支付結算層面，空間有限；只有進入真實貿易、真實項目、真實現金流和可執行合同，才能逐步從結算貨幣走向融資貨幣、投資貨幣和信用工具。香港的作用，正在于把人民幣與國際資本市場、普通法體系、項目融資和風險管理連接起來。

中亞和東盟代表兩類新的開放場景

中亞和東盟，是觀察香港制度樞紐功能的兩個重要方向。二者都與中國高水平開放密切相關，但戰略屬性不同。中亞代表長期項目型開放場景，東盟代表產業鏈協同型開放場景。香港如果能夠圍繞兩個方向形成差異化制度服務能力，就能把“連接內地與世界”的傳統優勢，轉化為組織中國與世界新型合作場景的新優勢。

中亞位于歐亞大陸腹地，是連接中國、西亞、俄羅斯和歐洲的重要戰略通道，能源、礦產資源突出，基礎設施和工業化需求較大。面向中亞，核心任務不只是擴大貿易，而是組織長期資本、項目融資、資源開發、綠色轉型、通道建設、風險對沖和爭端解決。香港特區代表團訪問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形成的合作成果，涉及政府合作、貿易投資、金融、科技、航空、教育和發展項目等領域，說明香港服務中亞合作正在從一般經貿聯系，轉向政府溝通、金融安排、專業服務、項目匹配和風險治理的系統組織。

中亞合作的難點不只在項目簽約，更在長期運行。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和綠色轉型項目，通常涉及資源主權、特許經營、外匯管理、稅務安排、環境責任、勞動制度、政府承諾和爭端解決。若適用法律、仲裁地、擔保結構、收益匯回、政治風險和退出機制安排不清，項目后期容易出現融資難、追索難、執行難和退出難。香港與中亞之間真正需要建設的，不只是航線、貿易線和投資線，更是支撐長期合作的制度線、信用線和風險管理線。

東盟則是另一類場景。2025年香港與東盟貨物貿易達2140億美元，東盟連續16年為香港第二大貨物貿易伙伴，說明香港與東盟關系已經從一般貿易關系進入到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鏈外溢、供應鏈重組、跨境支付、數字貿易和本幣結算相互疊加的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到東盟布局產能，往往涉及原產地規則、供應鏈金融、跨境支付、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出境、勞動合規、碳足跡核算和爭端解決。香港如果只做貿易撮合，作用有限；若能提供供應鏈金融、人民幣結算、區域貨幣安排、綠色認證、數據合規和法律服務，便可以成為“大灣區—東盟”產業合作的制度組織者。

印尼盧比與離岸人民幣雙邊交易和結算安排，正是這一趨勢的具體體現。它說明，香港面向東盟的功能，已經從一般貿易金融擴展到區域貨幣安排和真實經濟場景。人民幣、區域貨幣、供應鏈金融和跨境支付，正在成為香港組織東盟合作的重要制度工具。

人民幣、數據和綠色標準要進入真實項目

新階段的制度型開放，必須進入真實項目、真實企業和真實現金流。人民幣、數據和綠色標準，是香港制度樞紐功能中最值得重視的三個方面。

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只看跨境結算規模增長。一種貨幣能否被廣泛使用，不只取決于經濟體量和支付便利，更取決于其背后是否形成穩定的信用體系、金融市場體系、法律制度體系和資本配置體系。中亞能源、礦產、基礎設施和綠色轉型項目，東盟產業園區、制造網絡、數字經濟和供應鏈金融體系，正在為人民幣進入真實合作場景提供空間。人民幣只有嵌入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綠色債券、供應鏈金融、企業財資管理和資產配置，才能逐步從支付貨幣、結算貨幣走向融資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資產。

數據合規是數字經濟出海的基礎條件。中亞、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涉及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數字身份、平臺責任、隱私保護、網絡安全和監管協調。許多企業出海遇到的障礙，并不在于技術本身無法輸出，而在于數據規則、隱私保護、知識產權和平臺責任無法有效銜接。香港應在跨境數據合規評估、數字貿易合同、電子認證、平臺爭端解決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形成專業服務能力，幫助企業把數字業務出海轉化為規則合規出海。

綠色標準不能停留在“貼標簽”。未來，跨境項目融資，越來越需要碳排放核算、氣候風險披露、ESG鑒證、綠色債券發行和轉型金融安排。香港特區政府已于2024年發布可持續披露路線圖，提出要求公眾責任實體采用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準則，并為大型公眾責任實體不遲于2028年全面采用相關準則設定路徑。在內地，財政部等部門也已印發《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試行）》。香港可以在國際準則、香港準則、內地準則和項目所在地規則之間承擔標準映射與信用轉換功能。

對中亞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東盟產業園區和制造業項目而言，綠色標準已經不只是社會責任問題，而是融資成本、資本進入和國際市場信任問題。香港若能形成“國際標準—香港平臺—內地企業—項目所在地”的轉換機制，就能把綠色金融從一般產品創新推進到真實項目融資和國際信用構建之中。

以項目生命周期重塑香港制度樞紐功能

香港功能重塑，反映的是中國開放邏輯的深刻變化。過去，開放更多依賴商品輸出、資本引進和產能合作；未來，開放越來越依賴制度組織能力、金融組織能力、風險管理能力和國際資源配置能力。中亞與東盟新通道的意義，已經不限于新的貿易通道和投資通道。它們正在成為中國高水平開放重構國際合作網絡、重塑制度鏈接能力、拓展人民幣信用空間和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實踐場域。

為此，應支持香港建設面向中亞、東盟和全球南方的制度型開放試驗場。圍繞能源、礦產、基礎設施、綠色轉型、產業園區、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建立項目庫、資本庫、專業服務庫和風險評估機制。面向中亞，可重點完善合同范本、融資結構、保險再保險、政治風險評估、匯率安排、仲裁條款、ESG披露和退出機制。面向東盟，可圍繞原產地規則、供應鏈金融、人民幣結算、區域貨幣兌換、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合規、綠色認證和貿易爭端解決，幫助大灣區企業更穩妥地進入區域制造網絡。

更重要的是，把香港功能嵌入項目生命周期。項目形成階段，需要產業研判、合同結構、融資設計和法律適用；項目運行階段，需要資金歸集、結算支付、數據合規、匯率避險和風險對沖；項目擴展階段，需要綠色認證、資本市場融資、ESG披露、資產管理和爭端解決。香港圍繞項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連續服務，才能把自身專業優勢轉化為中國企業出海和中國高水平開放的制度能力。

同時，應推動上海、深圳、香港和外部區域金融平臺形成更加清晰的協同分工。上海強化在岸人民幣資產形成、交易和風險管理能力；深圳強化科技創新、先進制造和數字經濟應用能力；香港強化離岸人民幣、國際資本、普通法規則、專業服務和風險管理能力；阿斯塔納等區域金融平臺提供本地市場入口和區域規則接口。它們不是簡單競爭關系，而應形成多節點、多平臺、多功能協同網絡。

制度型開放并非沒有風險挑戰。中亞、東盟市場發展潛力大，但法律環境、匯率波動、地緣風險、項目周期、債務結構、環境標準和監管規則差異，都可能影響項目長期運行。香港要發揮制度樞紐作用，不僅要強調“連接”，而且要強化盡職調查、信用增級、保險再保險、匯率管理、環境社會風險評估和爭端解決安排。只有把風險前置，把規則立穩，把責任劃清，跨境合作才能走得遠、走得穩。

由此可見，香港正迎來新的戰略周期。“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仍是香港的基本定位，但香港未來更重要的使命是，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貨幣體系和規則體系重組中，組織中國與世界的新型合作場景，生成國際信用，服務中國制度能力、產業能力和金融能力出海。中國開放的下一步，需要更加成熟的制度接口、更加可信的信用安排和更加有組織能力的開放平臺。香港的價值，正在于此。

總 監 制丨楊玉洋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審 核丨王小霞 發 布丨張貴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