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范紹增以“尿遁”之智，逃離楊森殺機四伏鴻門宴！楊森：哪個曉得他肚皮頭恁個多彎彎繞，一肚子壞水，真不該小看了他這個哈兒！

1974年2月20日，在自己九十大壽的壽宴上，楊森對著同鄉老友張群感慨了一句："我這個人就是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這樣才有朝氣。"張群笑謔："那你再討一個嗎？"數月后，九十歲的楊森果然迎娶十七歲大學生張靈鳳，次年誕下一女，成為臺灣島內外茶余飯后的奇談。

這個細節，很能說明楊森這個人的內在本質——一個畢生信奉"強權即真理"的舊式軍閥，在生命的最后階段，依然在用極端的方式證明自己尚未老去、依然想掌控一切。

楊森晚年講他與范紹增那段糾纏二十余年的恩怨，其歷史心理，也是這種近乎偏執的控制欲。

楊森與范紹增的交集，始于1923年四川軍閥混戰的亂局之中。那一年，北洋直系軍閥吳佩孚援助楊森回川，與熊克武爭奪霸權。

范紹增當時依附于楊春芳部，卻敏銳判斷楊森"更具發展潛力"，力勸楊春芳陣前倒戈，積極配合楊森作戰，在打敗熊克武的關鍵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

戰后，楊森論功行賞，擢楊春芳為第四師師長，范紹增則領第八旅旅長，正式躋身楊森麾下悍將之列。次年楊森任四川軍務督理，委范紹增為第九混成旅旅長；1926年楊森脫離吳佩孚、投靠蔣介石，被委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范紹增隨之升任第七師師長。

這段蜜月期的根基，是典型的軍閥政治邏輯：楊森需要范紹增的袍哥人脈和作戰能力來鞏固川東地盤，范紹增則需要楊森的番號和合法性來擴充自身勢力。

雙方各取所需，維持著脆弱的平衡。

雙方的裂痕出現在1927年。

當年5月，楊森奉蔣介石密令，派范紹增部出川進攻武漢國民政府。范紹增師作為先頭部隊，在湖北仙桃鎮遭唐生智部截擊，幾乎全軍覆沒，范紹增本人腿部中彈，狼狽退回四川。

這場慘敗對兩人的關系產生了致命影響。對范紹增而言，兵敗意味著實力大損，他必須借助袍哥身份四處招兵買馬、恢復元氣；對楊森而言，范紹增的戰敗不僅削弱了己方力量，更重要的是，范紹增在防區內獨立發展袍哥勢力、自行其是的做派，已經觸碰了楊森的權力底線。

楊森生性多疑，又極度貪戀集權，向來容不下麾下將領擁兵自重。

1927年冬，楊森設下一場鴻門宴，以"犒勞出征辛勞"為名，邀范紹增赴宴，席間埋伏親兵，意圖就地除掉這位日漸坐大的師長。

范紹增的應對，堪稱川軍亂世中生存智慧的經典案例。

據多方史料記載，范紹增接獲燙金請柬時，已察覺異樣——楊森近期對他的猜忌疏遠，與這份突如其來的"熱情"形成刺眼反差。他決定冒險赴宴，但暗中布置親信埋伏府邸外圍，預設退路。

宴席之上，楊森先是以"精誠團結、服從命令"敲打，繼而直接警告他約束手下袍哥弟兄。范紹增佯裝恭順，卻在關鍵時刻"急中生智"，以腹痛為由離席，趁衛兵不備，從后門溜出，登上汽艇連夜逃回防區。這一"尿遁"之舉，后來被楊森多次提及，每次講到都忍不住暴跳如雷，卻又不得不承認范紹增的機變過人。

逃回防區的范紹增，當即點齊人馬起兵反攻，他聯合郭汝棟等部，通電討楊。

這場內戰的結果是范紹增最終戰敗、防地盡失，被迫轉投劉湘；但楊森也元氣大傷，1928年1月被南京政府免職。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1929年楊森卷土重來，再敗于劉湘，退入渠縣，從此"寄人籬下，失去了爭霸四川的資本"。而范紹增在劉湘麾下，反而步步高升，1931年更將劉文輝五十萬收買巨款之事稟報劉湘，贏得信任，被派往上海揮霍，與杜月笙、張嘯林等青幫大佬結交，風頭一時無兩。

楊森晚年寫《九十憶往》時，已是很老了，與他斗了半輩子的川軍將領"死的死、散的散"。據研究者梳理，楊森在回憶錄中對各路同輩的評價呈現出有趣的梯度：他給死對頭劉湘的評價反而是所有川軍將領里最高的，稱贊劉湘是"真正能跳出地盤格局、有政治眼光"的人物；對戰死沙場的李家鈺帶著惋惜；罵得最狠的是臨陣倒戈的王纘緒，稱其為"最沒廉恥的軍人"。

而范紹增，在楊森的評價中占據了一個曖昧的位置——他既不是劉湘那樣的"可敬對手"，也不是王纘緒那樣的"無恥小人"，而是一個讓楊森始終無法歸類的"異類"，他有一句評語流傳很廣：“這個范哈兒，莫看他平時那副憨戳戳、傻乎乎的樣子，哪個曉得他肚皮頭恁個多彎彎繞，一肚子壞水，真不該小看了他這個哈兒！”

1949年12月，范紹增在四川渠縣率部起義，投入人民陣營，在楊森的邏輯中，范紹增此舉無疑是對當年"知遇之恩"的背叛，但他又無法簡單地將范紹增打入"叛逆"的行列，因為范紹增的"哈兒"形象、袍哥做派、乃至抗戰時期的戰功，尤其是1942年擊斃日軍第十五師團長酒井中將，這些都是他不得不承認，乃至無法不去佩服的。

兩人誰高誰低，看他們的終局，頗具歷史意味。

1977年，楊森與范紹增同年去世，一個在臺北，一個在鄭州。

楊森臨終前，對一生娶眾多妻妾的解釋是"自己就是想過一把皇帝的癮"。

范紹增晚年則大笑自稱"老范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