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萊美為何惹K-Pop眾怒？

誰能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看到格萊美為亞洲市場遞出橄欖枝。

近期，美國錄音學院宣布2027年第69屆格萊美獎將新增五個獎項，其中包括最佳亞洲流行音樂表演、最佳拉丁歌曲等五個新設獎項，這也將使格萊美獎項總數達到100個。

這意味著，亞洲流行音樂第一次以獨立類別進入這一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音樂獎項體系。

按理說，這本應是亞洲音樂發展的里程碑。但消息公布后，引發最大爭議和不滿的，卻恰恰是長期希望獲得格萊美認可的K-Pop群體。韓國唯一英語國際廣播電視臺《arirang news》還對此開設專題討論，慶一大學教授David Kim就提出，“格萊美試圖把K-Pop框定在單一類別中，在特定的術語中建造了‘玻璃天花板’”。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亞洲音樂雖然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獎項，卻未必真正進入了主流評價體系。

那么，到底格萊美這項新設獎項究竟意味著什么？它究竟是格萊美對亞洲音樂遲來的認可，還是全球音樂分類體系的一次重新劃界？

為何專為亞洲設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格萊美對于歐美以外音樂的分類都較為粗放。

從早年的“World Music（世界音樂）”，到后來更名為“Global Music（全球音樂）”，亞洲、非洲、中東等不同地區的音樂長期被放置在同一評價框架下。對于已經形成成熟工業體系的亞洲流行音樂來說，這種分類方式顯然越來越難以適應現實。

而“最佳亞洲流行音樂表演”這項新獎項的設立，本質上是格萊美獎項體系的一次細分，也是全球音樂產業格局變化后的制度回應。對于被西方主流忽視的亞洲音樂人而言，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變革。

根據格萊美發布的規則公告，該獎項旨在表彰“亞洲流行音樂表演的藝術卓越性”，符合入圍資格的音樂作品必須源自亞洲市場或在亞洲市場廣為人知，涵蓋但不限于K-Pop、J-pop、T-pop和C-pop，且需有意義地運用一種或多種亞洲語言。

這也意味著，完全用英語演唱的歌曲不符合該獎項的參選資格，但可角逐其他獎項。在歐美媒體看來，該獎項目前最有望入圍獲獎的藝人基本集中在K-Pop，其中BTS被看作是該獎項的強有力競爭者。

值得注意的是，評選標準強調的是音樂類型和市場屬性，而非藝人的國籍或族裔。換句話說，它試圖定義的是“亞洲流行音樂”，而不是“亞洲藝人”。

這一變化背后，更大的推動力來自亞洲音樂市場過去十年的快速崛起。

根據《2025年IFIP全球音樂產業報告》顯示，去年亞洲市場收入同比增長10.9%，是全球實體音樂收入最高的地區，占比高達45.1%。其中，穩居全球第二大音樂市場的日本增長8.9%；中國首次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四大音樂市場，收入同比增長20.1%，位居全球前20大市場增速榜首；韓國則憑借K-Pop建立起成熟的全球輸出體系，深刻改變了流行音樂的傳播方式。

根據韓國海關數據，自2025年第三季度以來，K-Pop專輯季度出口額持續增長，在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突破了1.2億美元，幾乎達到2025年全年出口額的一半。其中，美國躍居為K-Pop專輯主要出口市場前三，占出口總額的28%，而北美地區的銷售額更是增長了449.2%；同時，對歐盟的出口也實現了顯著增長，增幅達397.7%，占出口總額的16.5%。

但高速增長的背面，是以K-Pop藝人為代表的亞洲藝人在格萊美通類獎項屢遭“冷遇”。

比如，BTS曾在2019年提名第61屆格萊美“最佳專輯包裝”獎、2021年與2022年兩度提名格萊美“最佳演唱組合”獎等，迄今已獲得過五項格萊美通類提名；而在今年，美韓合作女團KATEYE、BLACKPINK成員ROSE同樣提名格萊美通類未中。

不僅是K-Pop系藝人，包括日本、越南、泰國等地藝人在近幾十年來均不乏屢創巡演佳績、頻頻登上公告牌排行榜等，卻始終被排除在歐美最高主流格獎之外。

正因如此，亞洲音樂在格萊美中的“缺位”，這些年一直伴隨著爭議。比如2021年BTS在格萊美折戟，全球粉絲就在社交媒體刷爆了碾壓格萊美相關話題的“scammys”負面詞條。

正如格萊美獎的首席執行官哈維·梅森所說，增加獎項類別能讓該獎項更具包容性，同時也能讓這些獎項“更好地代表更多的音樂創作者、藝術家、詞曲作者和制作人”。去年，美國唱片學院在評選委員會中增加了多名韓國和拉丁裔藝術家。這一舉措也被廣泛視為該獎項走向更廣泛包容性的前提。

事實上，格萊美也在一直在順應時代浪潮進行獎項調整。像2023年便為非洲音樂人設置了最佳非洲音樂表演獎，而今年，Netflix動畫電影《K-POP獵魔女團》的OST《Golden》也獲得了第68屆格萊美最佳視覺媒體歌曲，拉美藝人Bad Bunny更是一舉拿下年度最佳專輯。

亞洲音樂獎項的專設，某種意義上也是亞洲音樂人真正獲得了在全球第一大音樂市場被看見的機會。

當然，從格萊美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調整同樣有著現實的商業考量。

近年來，傳統電視直播影響力下降，短視頻平臺和流媒體不斷分流觀眾，迫使這個擁有六十多年歷史的音樂獎項尋找新的增長點。而亞洲音樂，恰恰擁有全球最活躍、最年輕，也最具消費能力的粉絲群體。

換句話說，不是格萊美選擇了亞洲，而是亞洲音樂已經發展到無法再被忽視。

為何惹怒了K-Pop?

那么，為何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變，縱觀海內外全輿論，不買賬者之聲仍不絕于耳？

表象之下，其隱憂在于，這更像是一套熟悉的“排外”模式的翻新。

細究格萊美對“亞洲流行音樂”的定義，能夠看到具有一些非常明顯的K-Pop特征，比如要求“融合統一的音樂創作、舞臺演繹與視覺呈現體系”、“適配音頻播放與舞臺表演雙重呈現需求”等。

但眾所周知的是，亞洲各國流行樂并非都是具有所謂的概念化制作，甚至不乏缺少視覺MV、專輯設計等。韓國文化評論家鄭敏宰在接受采訪時指出，“K-Pop以及其他亞洲音樂在北美的影響力不斷增長，而試圖將J-pop、C-pop等亞洲各國音樂風格迥異、缺乏共同之處的音樂混為一談，難免會招致批評。”

更重要的是，許多人擔心，這個獎項會不會成為亞洲音樂進入通類大獎的一道新門檻。

長期以來，格萊美最具影響力的仍然是年度專輯、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四項通類大獎。相比之下，各類細分獎項雖然代表專業認可，卻始終存在傳播力和行業影響力上的差距。

因此，在不少K-Pop樂迷看來，新增亞洲獎項看似擴大了包容性，實際上卻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分層——亞洲音樂有了自己的獎，卻離真正的主流獎項更遠了。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此前，都市音樂、拉丁音樂同樣被圈定在細分曲風獎項中，與通類大獎默認無緣。

2020 年，知名說唱歌手Tyler, The Creator就曾在格萊美頒獎典禮上公開炮轟：“‘都市音樂’這個詞，就是用一種政治正確的方式、種族歧視的字眼，把黑人音樂人隔離在主流流行樂類別之外。”。甚至強如Beyonce，其現象級專輯《Lemonade》和《Renaissance》也被嚴格限制在細分類別。

雖然今年Bad Bunny憑《Debí Tirar Más Fotos》成為首個獲得格萊美年度專輯的西語專輯，創造歷史拿下了通類大獎，但如今所設立的“最佳拉丁音樂獎”，也被美媒猜測或也成為格萊美對熱度勢不可擋的拉丁音樂的限制。

也正因如此，當格萊美宣布設立亞洲流行音樂獎時，不少業內人士第一時間想到的，并不是機會，而是歷史是否正在重演。

相比黑人音樂、拉丁音樂，另一個更直接的參照對象，其實是非洲音樂。

2023年，格萊美宣布新增“最佳非洲音樂表演”獎項時，同樣被認為是非洲音樂迎來歷史性突破。然而短短幾年，這一獎項便陷入持續爭議。

根據格萊美官方手冊，該獎項參評風格涵蓋 Afrobeats、Amapiano等十幾種非洲本土流派，但提名卻集中在更加西方化、流行化的作品。比如南非藝人Tyla在2024年憑借《Water》、2026年憑借《RUN 2 START》兩度獲獎，便陷入了“太西化”、“不像非洲的音樂”等爭議。

在非洲媒體《OkayAfrica》看來，格萊美這種做法不僅是在分類，更在定義什么是合格的非洲音樂，而這種所謂的“非洲性”的限定，是在無視非洲的歷史。“非洲音樂的定義并非取決于其聽起來是否具有古老的韻味，而是取決于它的創作者、它的起源地，以及它如何反映非洲的現實——過去、現在和未來。”

這是一種存在殖民邏輯的象征性包容，即格萊美雖然要求所謂的地域性，但卻從根本上忽視了非洲各地區音樂體裁所具備的傳統性、風格化，以及扎根本土生成的現代、融合音樂風格，反而像在篩選符合西方審美的本土文化作品。

而Tyla的兩度獲獎，也進一步引發了非洲音樂界對本土音樂人創作風向的擔憂，如果僅僅是為了滿足精確的格萊美要求而創作，為了獲獎而復刻成功模式，客觀上也在剝奪音樂創作的自由。

如今，這套工業流水線的枷鎖，又嚴絲合縫地套在了亞洲音樂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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