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37歲出任市委書記，39歲升為副總理，1978年卻被免職回歸普通工人崗位
1970年初春，海河岸邊的煉鋼火焰照亮夜空，車間廣播里反復播放“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這句話像號角，把許多人推向看上去遙不可及的位置。孫健就在這樣的號角聲里，被臨時通知去參加一次“骨干座談”，那一年他34歲，是天津內燃機廠里不起眼的翻砂班長。
廠房外結著霜，他拎著半舊棉帽趕到會議室，只見墻上掛著毛主席像，桌旁坐著幾位北京來的工作組成員。有人問：“翻砂工能不能當領導？”一位干部答得干脆：“能！工人就該當家。”這種被寫進文件的堅定，讓孫健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與權力中心的距離縮短到一句話。
河北定興的貧寒出身沒有妨礙他吃苦。1951年，他才15歲，被父親送到天津“學手藝”，每天跟著師傅在鐵水飛濺間打雜，皮膚被燙得斑斑點點。工廠急需肯下力氣的人，他很快成了“干得最黑也最忙”的那一個。1958年，他被推選入黨，小小的紅本子，就是那代工人最具分量的“學歷證書”。
天津是共和國早期工業化的試驗田。內燃機、重卡、港機，一條條生產線從塵土里長出來，汽笛聲里夾雜熱油味。缺設備、缺技術，更缺管理人才，當懂技術又肯操心的工人自然容易被選出來。孫健在廠里當了團委書記，后來兼任武裝部副部長，工裝還沒來得及脫，就要在車間里開會、寫材料。
進入1966年后，“走資派”“造反派”的大字報貼滿了車間。許多老干部被靠邊站，新晉工人代表接棒。孫健在一次全廠萬人大會上被推上臺，他的嗓音嘶啞卻透著底氣：“咱工人能鑄發動機，也能管好工廠！”掌聲像鋼錘擊鐵，砸得他耳朵發脹。當年秋天，他調進天津一機局革委會，很快坐到副主任的位置。
三年后，市委向中央舉薦幾名“靠得住、聽指揮”的新面孔，39歲的孫健榜上有名。有人在走廊里打趣：“小孫，當了書記，可別忘了咱這鍋爐房的味道。”他憨厚一笑：“我是工人出身，哪兒也跑不掉。”這種半玩笑的對話，后來被不少老同事當作傳奇講給新人聽。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開幕。周恩來在遞交副總理名單時寫下“孫健”二字，理由簡單——“了解車間，熟悉中國工業最底層的脈搏”。39歲的他站在人民大會堂的深紅地毯上，領到任命：分管工業和交通。會后，他幾乎沒來得及回家，就帶著記錄本擠上綠皮火車，跑遍東北、華東的機車廠。
在鞍鋼，他蹲在軋鋼機旁數分鐘產量；在包頭，他摸著發燙的車床跟工人嘮家常。一次檢查結束，他對隨行人員說：“數據不會說謊，可人的勁頭更重要。”那名秘書忍不住提醒：“副總理，注意安全。”他擺擺手：“叫我老孫就行。”
然而1978年春天，風向急轉。中央重議干部結構時提出“知識化、專業化”，大量工人干部被調回原單位。孫健接到電話，話很短：“職務調整，你回廠繼續發揮特長。”他沉默片刻，只說：“明白。”返廠第一天，他脫下中山裝，穿上舊工作服，站在砂箱旁像什么都沒發生。
老同事看他搬砂箱，禁不住勸：“副總理干這些，虧了吧？”孫健笑著抖掉袖口沙粒：“翻砂我熟，干得快。”一句玩笑化解尷尬，但也說明了形勢：工人干部的高光時刻結束了。
1990年，天津整合技術改造項目，需要懂生產又懂行政的人，市里把孫健請了出來，掛名顧問，依舊天天泡在車間。有人統計，他留下的改進意見本達20多萬字，將鑄造廢品率從8%降到3%，這一數字比許多豪言壯語更硬。
1997年深秋，他因病去世，遺愿是把骨灰撒進海河。他的親友如此轉述：“老孫這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那股爐火。”火光映過他的面孔，也映過一個時代的起承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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