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的冬天，上下兩冊厚厚的《權力學》悄然擺上了新華書店的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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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沒有小說那樣跌宕起伏的情節，也沒有散文優美的文字，書名甚至還有幾分生硬。然而，就是這樣一部政治學著作，卻在當年的讀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今天的年輕人或許很難理解，一本研究蘇聯政治制度的著作，為何會受到那么多人的關注。
如果把時間撥回四十多年前，這個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那是一個剛剛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國，長期封閉的思想之窗開始打開，國外的政治學類著作陸續被譯介進來。許多人如饑似渴地閱讀，希望從不同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尋找答案。
《權力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
不少人第一次翻開這本書，以為作者是在研究斯大林。
讀完才發現，他研究的對象并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權力本身。
作者阿夫托爾哈諾夫曾在蘇共中央工作，經歷過蘇聯政治機器的運轉，也親歷了大清洗，后來流亡西方。
他沒有把斯大林簡單地描繪成一個暴君，而是把目光放得更遠。他反復追問，一個人的權力為什么能夠不斷擴大？一種制度又為什么會容許這種擴張？
在我看來，這才是《權力學》最值得反復咀嚼的地方。
歷史上的許多悲劇，看上去源于某個強勢人物，追根究底卻往往與權力運行方式有關。
書中引用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干部決定一切。”
很多人把它當作一句政治口號，作者卻認為這是理解蘇聯體制的一把鑰匙。
在高度集中的組織體系里，國家如何運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誰掌握干部的任免權。
干部由上級決定，地方的發展方向便容易隨著上級意志而變化。這種層層負責、層層服從的組織結構，又使所有人的目光不斷集中到最高權力身上。久而久之，制度開始服務于權力，而不是約束權力。
書中還有一句更發人深省的話：“權力等于真理。”
這并非哲學命題，而是對一種政治現象的概括。
當權力能夠決定什么是真理時，歷史可以被改寫，理論可以被重新解釋，昨天受到贊揚的人，今天可能成為批判對象；昨天被視為正確的路線，今天也可能變成錯誤。發生變化的未必是真理，而是解釋真理的人。
于是，人們相信的漸漸不再是事實，而是誰擁有解釋事實的權力。
回望二十世紀，無論是蘇聯的大清洗，還是其他國家發生過的一些政治運動，都能看到類似的軌跡。權力越集中，不同意見越容易被視為威脅，權力越缺乏制約，正常分歧越容易演變成政治斗爭。
歷史上的災難，很少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它往往從一次組織調整開始，從一次干部任免開始，從一次思想統一開始，也可能始于對不同聲音的一次限制。
每一步變化看起來都不算大，但不斷累積之后，一個社會便會逐漸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發生錯誤，而是錯誤已經無法糾正。
后來，隨著蘇聯解體，大量歷史檔案陸續公開，《權力學》中的一些論斷得到了印證，也有一些細節需要修正，但這并不影響它作為一部政治學著作的價值。
任何歷史研究都會受到資料和時代條件的限制，一本書能夠長期流傳，不在于每一個細節都毫無瑕疵，而在于它提出的問題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權力學》討論的正是這樣的問題。
這些年，我陸續讀過一些關于蘇聯歷史的著作，讀得越多就越覺得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未必是哪一位領導人的能力高低，而是制度是否能夠約束權力。
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證掌權者一定賢明，卻能夠防止權力無限擴張，也能夠給社會留下糾錯的空間。
如果一種制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掌權者永遠正確，最終考驗的便不是制度而是人性。
人都會犯錯，真正重要的是，當錯誤出現以后，是否還有力量能夠及時糾正。
四十多年過去，《權力學》早已成為一本舊書，它所研究的那個國家也已經成為歷史。
但書中的那些問題，并沒有隨著蘇聯的消失而消失。
權力從哪里來？權力如何運行？權力應當受到哪些約束？誰來監督掌握權力的人？
這些問題，沒有哪個時代可以回避。
歷史的價值，并不只是告訴我們過去發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讓后來的人明白，任何政治悲劇都不是偶然降臨的，它們往往孕育于權力失去約束的過程之中。
這或許也是《權力學》至今仍值得重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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