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聲！不出意外的話，未來5年，大學本科或將出現3大變化

盛夏七月，畢業季的行囊伴隨著沉甸甸的期盼與迷茫。

2026年的高校畢業生規模歷史性地突破了1270萬人。如此龐大的青年群體涌入社會，隨之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就業考驗。

象牙塔內的風向正在劇變，研究型、應用型、職業本科三條賽道日漸清晰，大量傳統專業面臨撤銷，實踐能力成為衡量人才的硬指標，優質教育資源也開始向中西部傾斜。這場自上而下的重塑，深刻牽動著每一個家庭的命運。

接回看近年來關于大學撤銷專業與高等院校轉型的探討，其實人口結構與技術沖擊的暗流早已隱秘交織。

首先梳理下新出生人口數量的變化，2016年是非常關鍵的時間點。2013年開始試行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當年中國新出生人口是1883萬。

在此之后，新出生人口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趨勢性下跌。中間2024年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止跌回升，新出生人口達到954萬。

但過去的2025年，新出生人口再一次跌到了792萬，和2016年的1883萬相比，跌幅將近6成。2016年是關鍵時間點，2016年正負一兩年，也就是2014年到2018年這五年可以看作一個小時代。

這個時代的人群走到哪個教育階段，哪個教育階段的在校生規模就會迎來峰值。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教育部每年都會公布各級各類學校的在校生人數，屬于公開數據，感興趣檢索就能找到。

各級各類學校包括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學以及學前教育。雖然學前教育也就是幼兒園的入學率，不像義務教育階段那么高，但大體上可以把學前教育看作小學教育階段在校生規模的先導指標。

數據顯示，學前教育人數在2020年首先達到峰值，是4818萬。在此之后就開始快速下降，到最新公布的2024年數據，學前教育在校生數量只剩下3500多萬，降幅達到四分之一，不到五年時間就跌了四分之一。

基于這個數據很容易推導，2020年上幼兒園的小朋友，2023年剛好上小學，因此2023年小學在校生規模也達到了峰值，大概是1.08億。不要覺得這個數字很大，小學學制是6年，這個數字天然就比其他教育階段大一倍。

1.08億除以6，平均下來每年也就1700萬多一點，基本對應2016年正負兩年時間段的平均年新出生人口數量。從這個數字就能直觀感受到，人口結構的劇烈變化，對不同教育階段在校學生人數規模的影響。

2014到2018年這個小時代的人群像排浪一樣，一浪接一浪，到了哪個階段，哪個階段就會達峰，之后開始快速下降。回到最開始提到的測算數據，初中階段在校生2026年達峰，高中階段2029年達峰，大學階段2032年達峰。

知道這組數字之后，很多人第一反應都是同一個問題：既然未來學生人數會大幅減少，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多學校了？是不是也不需要那么多老師了？

這個問題非常殘酷，但從宏觀數據來看，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教育部除了公布不同教育階段的在校生人數，還會公布每個階段的學校數量、教職工數量，都是公開可查的數據。

就算不看數據，公眾大概也能猜出來趨勢。拿小學階段舉例，過去十多年甚至更長時間里，小學的數量一直都在減少，這不全是因為學生人數變少，更重要的是受撤點并校政策影響，甚至可以說主要是撤點并校政策驅動了學校數量的變化。

但看小學階段教職工人數，確實在2023年達到了峰值，2024年已經出現下降趨勢。目前這個趨勢看起來還不明顯，但很有可能短時間內就會快速加速。

學前教育階段的教職工人數，2022年還有576萬人，到2024年就只剩下511萬人，兩年減少了10%。更要命的是，所謂的低生育陷阱實際上是不斷加速的。

從學生人數達峰到快速下降，從教職工人數達峰到快速下降，這個過程可能會比想象中快得多。再來看高等教育階段的學校數量和教職工人數，兩者從1999年中國大學擴招以來，一直在持續穩定增長。

1999年，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人數是107萬人，學校數量是1071所。到了2024年，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人數變成了301萬人，學校數量達到了2870所，差不多是1:3的變化。

換句話說，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不管是大學數量還是大學教職工人數，都增加了差不多兩倍。如果只有后視鏡，很有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過去二十年大學數量和教職工人數的穩步增長，會一直持續下去。

但問題是，如果還有望遠鏡，人們就會意識到，這樣的增長不僅不可能持續，而且很有可能在2030年、2040年之后發生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

至少有兩個問題，可能需要今天提前開始思考。第一個問題和求職相關：如果就業方向是老師，不管是義務教育階段、高中階段還是高等教育階段的老師，當在校生規模達到峰值之后，越來越多的學校可能會面臨招不到學生的困境，學校之間會出現明顯分化。

到那個時候，即便有編制，事實上也并不意味著高枕無憂。第二個問題針對大學和大學老師，情況可能更復雜。

一方面，很多學校可能會出現關停并轉。比如一些民辦院校、獨立學院，那些辦學時間不長、財政資源支持不夠充足的學校，很有可能會面臨整體裁撤或者關閉。

另一方面，即便是相對頭部的學校，如果所在的學科、專業始終面臨招生困難、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問題，這些學科專業本身也有可能被撤銷，或者停止招生。

這也就是為什么，即使不考慮AI對高等教育的沖擊，在可預見的未來，類似于某高校又撤銷了多少專業這樣的新聞，也會越來越多出現在媒體報道里。

觀察者并不打算販賣焦慮，也不想一刀切地告訴公眾，現在不要念博士了，念博士沒用，將來大學老師都要失業了。

這種過于籠統的結論實際上沒什么意思。人們應該認識到另外一個很現實的情況，也是經常提到的一個數據：在今天，在中國所有的大學新生當中，仍然有超過70%的年輕人是整個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

換句話說，仍然有70%的年輕人，肩負著整個家庭的期待，希望能通過念大學、念書，實現向上流動。對于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來自農村家庭的學生而言，念大學、讀博士，留在高校任教，可能仍然是一條肉眼可見的、最穩妥的職業路徑。

當在校生人數規模達到峰值之后，不僅僅會出現部分高校關停并轉的情況，即便是在頭部高校里，只從事科研、不從事教學的人員比例，也會變得越來越高。這個趨勢，在今天已經能觀察到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高校，已經出現了專門從事科研的職業軌道，叫它科研崗、科研軌。過去熟悉的大學老師職業形態，是既教書也做科研，這是相對主流的職業形態。

但未來，很有可能會看到，部分大學整體轉型成研究所、研究機構，或者一些學院、系科轉型成特定方向的研究院。科研崗和教學崗的比例會不斷提高，甚至達到1:1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盡管目前很多地方、很多院校都在強調教學的重要性，但未來真正還在教學生的大學老師，一定是越來越少的。如果年輕人想成為一個大學老師，或者父母告訴他們，博士畢業留校是最好的職業道路，那么可能得先問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是否喜歡、是否擅長做科研？第二，從科研的角度來說，所在的學科有沒有優勢？

這種基于人口生源與資源洗牌的殘酷淘汰，恰恰呼應了未來5年大學本科即將出現的三大定位分化，只有認清學歷供需的逆轉，才能理解為何應用型和職業本科會成為破局的關鍵。

既然到了2032年之后，大學生人數達到了峰值，甚至到2040年之后會開始快速下降，可以做個最簡單的估算：每年大學招生的人數是1200萬。1200萬是什么概念？

2020年的新出生人口就只有1200萬。換句話說，如果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到2038年，也就是第一批20后18歲考大學的時候，大學招生的人數已經比大學適齡人數要更多了，理論上來說，每個人都可以上大學。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到那個時候，今天看到的課外輔導、影子教育、學業壓力，以及無休止的教育軍備競賽，都會消失不見？20后會不會成為完全沒有學業壓力的一代人？

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徹底不用卷了？很遺憾，起碼觀察者并沒有那么樂觀。關于這個，有兩點值得探討。

首先，即便不去看任何具體數據或者復雜的統計模型，也能通過自己的體感以及媒體報道，很直觀地感受到：過去二十多年，伴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方面教育機會得到了大幅改善，但高等教育的回報率，或者說相對的薪酬溢價率也在變得越來越低。

這個其實沒什么可避諱的，這本質上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社會不可能為了保持學歷不貶值，就讓一些人不去上大學。

相比于很籠統地去討論學歷貶值，或者說高等教育溢價率的走低，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這其中的機制。這個故事其實很容易理解，順著思路捋一遍就知道了。

首先是第一個階段，當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上過大學的時候，只要上過大學，就很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擁有更高的收入。這也就是經常提到的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階段，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

在這個階段，能夠享受到高等教育溢價率的門檻劃在上沒上過大學，只要上過大學，擁有大專學歷就ok了。

然后就是第二個階段，當越來越多的人上過大學，也就是高等教育進入了大眾化階段，毛入學率突破15%、還沒到50%的時候，大學學歷本身變得沒有那么稀缺了，僅僅是上過大學就不夠了。所以在那幾年里面，見證了學歷這條分界線快速抬升，抬得越來越高。

最開始要求有本科學歷，大專就不夠了，后來變成要有一本學歷，再后來就變成了985、211和雙非之間的區別。所以一直有觀點認為，如果只看過去，如果只有一副后視鏡的時候，往往會陷入這種刻舟求劍的窠臼之中。

上一代人成長的那個年代，可能有個大學學歷就可以了，或者是有個本科學歷就可以了。但是這些都已經過去了。

現在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階段，也就是毛入學率超過50%，今天其實已經超過了60%，甚至未來可以期待達到70%、80%。

到了這個階段，很悲觀的說，很有可能985、211，或者說雙一流也不夠了，個體必須是這些頭部學校當中更受市場歡迎的專業，才能夠享受到那個薪資的溢價率。所以換句話說，只有稀缺的才是有價值的，從來不是說某一個學歷就是有價值的。

關于教育內卷，在大學生人數規模達峰之后會發生什么呢？其實可以看看韓國，韓國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在2011年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峰值，距今已經十五年。

雖然最近幾年，韓國的國際學生、留學生的數量在快速的增長，但是這個增長也只是延緩了大學生人數下降的趨勢，不太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那么問題來了，韓國現在還卷嗎？

其實無需多言，大眾大概能夠通過一些新聞媒體的報道窺探一二，韓國依然很卷。查了很多個不同的數據來源，關于最近幾年的韓國高考，也就是韓國大學修學能力考試。

在這個考試當中，始終有超過三成的考生是非應屆生，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復讀生。這個人群的規模數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韓國教育部在2024年的時候發起了一個專門的項目，就是針對所謂的N次復讀生，實際上就是復讀超過兩年的群體。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這個群體可能跟常規的想象不太一樣，其中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家庭條件是不錯的，并不是因為貧窮、家境貧寒考不上大學，所以才反復復讀。

根據韓國教育開發院的一份報告，今天韓國的年輕人選擇復讀的首要原因，過去是因為高考落榜，現在已經變成了對錄取的大學不滿意。差不多有一半的學生是因為對錄取的大學或者錄取的專業不滿意，而選擇了復讀。

這些學生想進入的是什么大學、什么專業呢？絕大多數學生都想進入韓國最頭部的三所大學，也就是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和延世大學，光進這三所高校還不算，還要進入這些大學最好的專業，比如說醫學院。

他們就是為了進入這些好大學的好專業，最頭部大學的最頭部專業選擇了復讀，甚至是反復的復讀。這個現象同樣也可以呼應一個問題：為什么今天中國大學連年擴招的情況下，高考的復讀生卻越來越多了？

回到前面討論的第二個問題，當大學生的人數達到峰值之后，這是否意味著202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們可以完全擺脫教育的軍備競賽，可以完全擺脫這種教育內卷呢？

實際上，看中國從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的情況，以及韓國從2011年高等教育人數達峰之后的情況，似乎并沒有什么理由讓人這么樂觀。

從這里延伸出去，又牽涉到了一個更加有挑戰性的問題：人口結構的變化，疊加上AI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沖擊，到2032年到2040年，上大學真的還有價值嗎？

或者再換一種設問的方式，到那個時候，以1810年威廉馮洪堡創立柏林大學作為標志性事件的現代大學體系，是否依然還會像今天這樣，如此深刻的跟社會階層、社會流動相綁定呢？

這個問題可能才是真正顛覆性的，也是真正值得在接下來幾年或者十幾年的窗口期當中反復去思考的。或許很難真正意義上去回答這個問題，或者說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是可以試著分享一些想法。

過去人們認為，上一個好大學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這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這個背后的原因當然首先是因為很多用人單位都會在招聘的時候，把大學學歷甚至是大學的層次作為簡歷篩選的條件。

但是在這個現象背后，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元假設。這個元假設是認為，那些能夠進入大學、能夠進入好大學的頭腦是更聰明的。

而在大學當中所培養的這些專業技能，以及那些更抽象的比如邏輯思維、分析能力，意味著大學畢業生更有可能更好地滿足工作崗位的需求，創造更大的價值。

但是想一想，在未來剛剛提到的這兩點元假設，實際上都可能會有所松動。

首先，什么是聰明？聰明就意味著智商更高嗎？聰明是可以通過標準化考試去評估和篩選的嗎？

相信對于這些問題見仁見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大學當中所培養的那些專業技能，比如說能夠看懂財務三張表，比如說能夠搭出一個非常精巧的財務模型，這些所謂的專業技能，以及背后更抽象的邏輯思維分析能力，真的有那么高的壁壘嗎？

如果看的稍微遠一點，就會意識到今天那些最熱門的專業跟崗位，不管是金融還是碼農，這些工作要么是過去三五十年才出現的，要么是在過去三五十年的時間里，才從一個極其普通的工作，變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行業。

人們對于未來的期待之所以會落空，實際上大部分時候是因為對過去的線性外推。所以完全有理由認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現在這些炙手可熱的行業、這些崗位有可能會歸于沉寂，甚至有可能會大幅減少。

更重要的是上大學和找工作之間的綁定關系，上好大學等于找好工作這樣的思想鋼印可能會失效。今天越來越意識到，真正沒有辦法被AI替代的那些工作，可能是必須要面對面完成的那些工作。

而AI時代真正稀缺的能力是什么呢？在觀察者看來可能有兩樣，一個是愛，一個是美。這說的有點抽象。

什么是愛呢？所謂的愛，其實包括了好奇心，包括了同理心、對他人的好奇，對他人情感的共情。

那所謂的美，可能其中既有審美的部分，也有創造美的部分。這兩點展開講當然可以講很多，可能不是一期內容能夠承載的。

但想講的是，會發現，無論是愛還是美，實際上都不在今天的現代大學體系所教授所傳授的這些內容當中。

不妨做這樣一個大膽的猜想：如果那些無法被替代的工作，跟大學教育可能是沒有關系的；如果那些沒有辦法被替代的能力，可能也不在大學教授的范圍之內，那么很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就會見到，上大學不再是一個必選項，甚至可能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上大學也不是一個最優解。

作為被高等教育、被大學改變了命運的群體，講這些當然不是為了否定大學的價值，也不是為了去暢想一種打碎高等教育體系的烏托邦。

就像反復提到的，如果只看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發生了什么，人們可能會順理成章地認為這樣的生活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改變往往會比想象當中來得更快、更劇烈。

歸根結底，不出意外的話，未來5年大學本科即將出現的這三大變化，是對時代變局的最有力回應。高校將徹底摒棄盲目追逐高大上科研指標的舊路，讓教育真正落地生根，與產業需求嚴絲合縫。

隨著“項目制”育人的全面鋪開和中西部優質教育資源的重新布局，未來的學子必須在真實的產業土壤中淬煉出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實踐本領。

這場深刻的高教變革，既是嚴峻的挑戰，更是洗牌后的機遇，它正倒逼每一位年輕人拋棄幻想，在象牙塔內就磨礪出順應未來的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