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人權圓桌會·專稿3】巴拿馬學者：中國教會我，行動大過爭論

編者按：7月7日，巴拿馬大學運河和國際研究所研究人員、中拉人權合作網絡機構成員豪爾赫·恩里克·羅德里格斯（Jorge Enrique Rodríguez）在巴拿馬主流日報發表文章認為，許多拉美國家花費數年時間爭論“應該做”什么，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專注于“如何做”的社會，不懼怕付諸實踐，并具備將愿景轉化為行動的制度能力。現將中文譯文發布如下： （全文約2000字，預計閱讀時間6分鐘）

▲報道截圖如上

當我接受邀請，前往中國參加一個關于宏觀經濟的學術項目時，我帶上的不僅僅是一個行李箱和旅行證件，我還帶著自己的信念、對政治理論的理解、專業經驗，當然，還有我們所有人遠距離觀察一個現實時都會產生的偏見。

我承認，我最初的視角深受自己過去的學術背景影響，這種背景就是推崇所謂的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在中國游歷，驅動我做了一件在充斥著社交媒體膚淺觀點的世界里極為罕見的事：放下成見，用心觀察。

觀察中國，僅僅查看經濟數據或閱讀國際報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明白，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文明，它經歷了朝代的更迭、革命、戰爭和深刻變革，卻從未丟失其集體認同的某些根本特征。

我首先認識到的是，不能僅僅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它的發展建立在比任何當代模式都早幾個世紀的文化基礎之上。這一基礎深受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影響，這種文化底蘊至今依然體現在尊重教育、社會紀律、重視個人努力以及將社會穩定視為進步必要條件等日常方面，這也使得其公共政策的推行變得更加順暢。

在拉丁美洲，我們習慣于通過僵化和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類別來分析各國，我們將政府劃分為左翼或右翼、國家主義或自由主義、民主或威權。然而，中國挑戰了這些傳統分類，對西方經典理論的概念賦予了新的解釋。這并不是因為它完全否定了這些概念，而是因為它倡導一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邏輯。

回到現實，中國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能會在學者和分析人士之間引發大量討論。然而，拋開標簽不談，我觀察到的是一個高度務實且高效運作的社會治理模式。在這個體系中，國家擁有強大的戰略規劃能力，能夠構建基于實證的未來情景，并在認為有必要維護國家戰略目標時進行選擇性干預。同時，市場在創造財富、創新和經濟機遇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兩者并非相互競爭，而是相輔相成，在同一國家發展戰略下共同推進，力求為社會各階層創造共享利益。

在許多拉美國家，我們花費數年時間爭論“應該做”什么。而在中國，我發現這是一個專注于“如何做”的社會，他們不懼怕付諸實踐，并具備將愿景轉化為行動的制度能力。

這種差異看似細微，實則不然：

在中國進行學術訪問和城市考察期間，基礎設施融入國家長期發展規劃的速度令我印象深刻。這不僅僅是修建公路、橋梁或交通系統，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每個項目都是一項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旨在提升競爭力、促進交通出行、增加發展機遇，從而整合生產鏈的各個環節，減少戰略領域對外部的依賴。

在本文最后，中國發展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你會看到：

地鐵高效地運送著數百萬乘客，大學迎來了大批學生，他們為在高科技領域競爭做好準備，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畢業后也會回到農村地區，幫助這些地區提升競爭力。

城市中心將傳統與創新以令許多游客驚嘆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在這一切之中，人們能源源不斷地感受到經濟活動的脈搏，你無需查閱任何報告就能察覺到這種活力；只需走在中國街頭，觀察商鋪，與學生交談，或與普通市民共進一餐，便能真切體會到。也許也正因為如此，我能在中國的街頭看到人們普遍對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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