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總統米萊經典著作《經濟思想的激辯：凱恩斯、弗里德曼與奧地利學派》中文版首發

阿根廷總統米萊經典著作《經濟思想的激辯：凱恩斯、弗里德曼與奧地利學派》中文版首發，一場席卷百年的經濟學世紀論戰，看透通脹、刺激、蕭條的底層真相。

經濟學家毛壽龍、朱海就作序，阿根廷經濟學家里卡多·洛佩斯·墨菲、里卡多·洛佩斯·墨菲誠摯推薦！

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

哈維爾·米萊不僅擔任阿根廷總統，更在學術界和公共領域享有盛譽，其深厚的經濟學專業功底與豐富的實務經驗，使本書兼具理論深度與案例分析的現實針對性，顯著增強了權威性和實用性；同時，他作為媒體人的表達優勢，又為作品注入了通俗易懂的風格，為讀者提供了更友好的閱讀體驗。

盡管書中涉及深刻的經濟理論，但米萊運用簡潔明了的語言，使其不僅適合經濟學專業人士，也能成為普通讀者了解經濟學基礎、深入理解當前全球經濟政策的極佳入門讀物。

尤為可貴的是，書中大量結合現實案例，將抽象理論緊扣實際經濟問題，這種貼近現實的分析方式，尤其吸引那些希望認知當今經濟挑戰并尋找可行對策的讀者。而鑒于全球正面臨通貨膨脹、經濟衰退等嚴峻考驗，本書所探討的主題與當下環境高度相關，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別于主流思路的替代方案，因而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推薦序一 米萊視角的現代經濟學

文 | 毛壽龍

圖 | Unsplash

現代世界是市場經濟的世界，也是經濟學大師輩出的時代。自1969年開始，經濟學領域光是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有99位，更不用說很多重要學者未曾得獎。

從諾獎的比例來看，在99位獲獎經濟學者中，80% 都是追隨新古典范式的，也就是哈維爾·米萊所說的主流經濟學。這是諾獎得主最集中的陣營，涵蓋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等領域，如保羅·薩繆爾森（1970年得獎，下同）的新古典綜合體系，肯尼斯·阿羅（1972年）的一般均衡理論，羅伯特·索洛（1987年）、保羅·羅默（2018年）的增長理論，尤金·法瑪（2013年）、羅伯特·默頓（1997年）的金融經濟學，等等。

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其他范式的獲獎學者就少很多。比如，交易范式的經濟學領域有二位得獎者，他們分別是提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羅納德·科斯（1991年）和系統發展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奧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他們的經濟學核心是交易。

選擇經濟學則是關注選擇，認為人的經濟活動就是選擇。 關注市場選擇的有米爾頓·弗里德曼（1976年），他寫過《自由選擇》，當然他的經濟學貢獻主要是貨幣理論。加里·貝克爾（1992年）把經濟選擇一般化，分析人的社會行為，如婚姻和家庭的行為。詹姆斯·布坎南（1986年）則把選擇運用于公共問題的分析，研究公共選擇的憲政經濟學與尋租理論。

決策范式的行為經濟學，關注決策。第一位是挑戰新古典理性人假設的赫伯特·西蒙（1978年），他提出了決策的有限理性理論。丹尼爾·卡尼曼（2002年）關注前景理論。理查德·塞勒（2017年）則提出了助推理論。

關注收入分配經濟學的，也有很多位學者，其中得獎的是阿馬蒂亞·森（1998 年），他的能力方法與正義理論，也很有政策影響。

在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中，屬于哈維爾·米萊所青睞的奧地利經濟學范式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他是唯一獲獎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代表，而且他不是由于奧地利經濟學核心理論和方法獲獎，他獲獎的理由側重政治哲學與商業周期理論。奧地利經濟學大師路德維希·米塞斯、默里·羅斯巴德和柯茲納等核心人物始終未獲獎。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

就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結構的簡要分析來看，哈維爾·米萊在《經濟思想的激辯：凱恩斯、弗里德曼與奧地利學派》一書中對現代經濟學判斷是準確的，新古典范式占據絕對霸主地位，奧地利學派和其他范式因方法論個人主義與反數學傳統被系統性排斥。弗里德曼雖屬新古典經濟學的“內部革命者”，但其理論必須在新古典框架內形式化方獲承認并得獎。整個現代經濟學的趨向是，偏好可數學化的理論，排斥過程分析與倫理維度，最終降低政策制定的認知透明度。

所以，哈維爾·米萊的學術勇氣可嘉，他的這部著作就以被邊緣化的少數派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為起點，對占霸主地位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展開了正本清源式批判，而且直擊凱恩斯的理論和方法，第七章更以“奧地利學派的勝利”為題，作為全書的終章。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政策實踐的勇氣和魄力。自2023年11月當選阿根廷總統以來，米萊以奧地利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實施新政。米萊新政可以說是教科書級的奧地利學派實踐，他徹底貫徹小政府，也就是“政府是市場守夜人”原則，采取的措施有三個方面：財政戒斷、貨幣錨定、市場出清。

他先是將財政“斷癮”，立法禁止央行向財政部融資，通過立法強化財政紀律，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例從38% 驟降至32%，實現14年來首次財政盈余。然后是貨幣硬約束：放棄匯率管制使官方匯率與黑市匯率并軌，并規劃100%準備金制度以根除通脹。這是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的實踐版，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控制貨幣供應。在市場方面，取消大部分稅目、廢除300多項管制、大規模私有化，讓自由價格引導資源最優配置，釋放被長期抑制的企業家精神。

和奧地利學派的理想相比，哈維爾·米萊總統的新政實踐中的政策有簡化和妥協的成分，有些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還批判哈維爾·米萊的改革不夠徹底，甚至“不夠”奧地利學派，在原則問題上讓步。這對作為研究政策的學者的筆者來說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的，畢竟哈維爾·米萊的總統身份和他的學者身份還是有區別的，前者更注重可行性，后者更注重理論的清晰度和完整性。擺在讀者面前的《經濟思想的激辯：凱恩斯、弗里德曼與奧地利學派》，就是作為學者的哈維爾·米萊的理論著作。該書中文版出版，筆者有幸寫序。筆者將在下文重述其論證脈絡，剖析理論貢獻，然后與各種范式的經濟學簡單對話，最后也與筆者的秩序經濟學展開對話，從而在理論上體現其價值與內在緊張之處，期待與讀者商榷。

和很多經濟學著作相比，米萊這本書結構相對簡單，他從奧地利經濟學開始切入，先是批判凱恩斯主義是智識災難，贊頌弗里德曼為“體制內革命者”，最終論證奧地利學派需補充規模報酬遞增方能復興。簡而言之，全書的核心就是奧地利經濟學開啟序章，然后凱恩斯顛覆、弗里德曼反擊，最后奧地利經濟學復興。

米萊認為，凱恩斯通過系統性概念偷換建立的理論體系是偽科學：其一，消費函數C=cY違反預算約束，乘數效應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退化為1；其二，“動物本能”論用心理主義取代資本理論，瓦解利率的跨期協調功能；其三，流動性陷阱誤讀貨幣本質，實際利率在負通脹下仍為正；其四，勞動價值論倒退背叛邊際革命，為成本推動型通脹埋下謬種；其五，政策哲學隱含國家主義，如米塞斯曾斥其為“法西斯綱領”。凱恩斯宣稱古典理論是特例，實則自身體系因邏輯斷裂無法兼容一般均衡。

在米萊看來，米爾頓·弗里德曼是在凱恩斯理論帝國內部起義的將軍，他的永久收入假說使乘數m=1，摧毀了“財政刺激”的神話；他的貨幣需求函數穩定性重建數量論，證偽流動性陷阱；他的《美國貨幣史》重解大蕭條為美聯儲主動緊縮所致；他的自然失業率理論終結菲利普斯曲線的政策幻想；2008年伯南克踐行量化寬松避免大蕭條重演，的確證明貨幣至關重要。但米萊認為，伯南克只學到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沒學到奧地利學派的結構失衡理論。

關于奧地利學派的復興議程，米萊書中指出，哈羅德-多馬模型因固定要素比例陷入“刃鋒困境”，索洛-斯旺模型將技術進步外生，內生增長理論雖引入規模報酬遞增，卻放棄完全競爭假設。奧地利學派的生產結構分析與企業家發現過程，唯有納入羅默-熊彼特框架，方能解釋現代持續增長。這是奧地利學派避免邊緣化、取得勝利，從而重返學術中心的唯一路徑。

那么，哈維爾·米萊的這本書，有什么理論和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呢？在筆者看來，首先，在理論上的貢獻是重構了經濟學的知識系譜。也就是說，米萊著作的價值是知識考古學批判，他恢復了被遮蔽的維克塞爾-米塞斯-哈耶克傳統。他透過弗里德曼、盧卡斯、羅默的理論，論證宏觀經濟學必須回歸個體最優化，真正微觀基礎是奧地利式的企業家發現與市場過程。他整合貨幣數量論、貨幣非中性、商業周期理論，為20世紀70年代“滯脹”與21世紀20年代通脹回歸提供統一解釋，并批判新古典增長模型將技術視為天上掉下的餡餅。

在方法上，他做到了歷史-邏輯的統一。全書以1929—1933年大蕭條、20世紀 70年代“滯脹”、2008年經濟危機為關鍵實驗，通過歷史深度挖掘實現事后檢驗。米萊采用文字邏輯而非數學推導，用奧卡姆剃刀揭露凱恩斯模型的概念陷阱。說白了，凱恩斯模型就是把經濟差換個名字叫需求不足，再用這需求不足解釋經濟為什么差，跟沒說一樣，正確的經濟學應該回歸米塞斯行動學傳統。他認為，弗里德曼的成功正因在凱恩斯框架內戰斗，而奧地利學派必須徹底跳出凱恩斯的框架。其政策分析明確掛鉤自由倫理，將理論選擇與財產權保護、企業家精神相聯，誠實地反映經濟理論的述行性。

當然，經濟學有很多范式。這些范式有比較才有傷害，或者說才有見地的認識。在眾多經濟學中，新古典經濟學是均衡范式。除此之外，配置范式的經濟學探討資源配置效率，交易范式的經濟學關注交易成本，發展范式的經濟學關注經濟增長，決策范式的經濟學關注經濟決策，選擇范式的經濟學關注個人選擇、集體選擇和立憲選擇，創新范式的經濟學關注創新，制度經濟學關注制度，分配范式的經濟學關注收入分配。筆者關注秩序，所以筆者所處的領域叫作秩序經濟學。

和這些各種范式的經濟學對話，我們可以發現米萊的經濟學屬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組成部分，或者說他批評主流經濟學的武器。至于米萊和均衡范式的新古典經濟學，是最激烈的理論對戰關系，其碰撞烈度可以說達到最高級，如米萊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用數學偽裝為政府干預鋪路。關系資源配置范式的經濟學，也是新古典的特點，均衡就是最優資源配置。對此，米萊認為均衡是不可能的，因為市場是企業家精神驅動的動態發現過程。均衡模型和最優資源配置是預設全知全能，哈耶克認為它忽視了知識分散性，哈耶克的這一理論就是米萊批評主流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武器。另外，哈耶克認為，市場是自發秩序，米萊據此認為，新古典的分析如外部性內部化理論，是為國家矯正市場失靈辯護。面對新古典經濟學，米萊認同哈耶克的想法：任何建構理性都是通向奴役之路。

科斯是交易范式的經濟學的代表。他認為，清晰產權和零交易成本下市場能解決外部性，在現實中，制度設計能降低交易成本。面對科斯，米萊的態度也是奧地利學派的，他認為，既然現實中存在交易成本，就需要徹底實施私有化，包括教育和監獄，讓市場內生制度科斯認為法院和法律框架度對產權保護很關鍵。米萊認為國家是最大的交易成本來源。

發展經濟學，有結構主義的，也有新制度主義的。結構主義強調國家推動產業升級、克服“市場失靈”，米萊認為這是“拉美民粹主義陷阱的根源” 。結構主義發展理論家羅默和諾德豪斯（2018年）的內生增長理論主張公共研發投入，米萊的新政政策也是奧地利學派的，他的新政砍掉了科技部，認為創新只能來自企業家利潤驅動。新制度主義者阿西莫格魯（2024年）認為制度決定繁榮，米萊認同他的包容性制度目標，但堅持制度只能自發演化，國家設計必然扭曲。這體現了奧地利學派與諾斯傳統的根本分歧：國家是“掠奪之手”還是“制度供給者”？奧地利學派認為，國家只能是“掠奪之手”，諾斯依然停留在諾斯悖論中。

立憲選擇范式是布坎南公共選擇的立憲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關注新古典方法分析民主程序，布坎南區分了規則選擇（立憲層面）與規則下選擇，強調立憲民主程序。米萊則關注個人選擇，和布坎南一樣都捍衛個體自由選擇權，主張取消價格管制、貿易壁壘，讓個人回歸理性選擇。不過，在集體選擇層次，布坎南認為立憲選擇需全體一致同意或超多數規則，米萊在實踐中用總統緊急法令繞開國會（其黨僅占15%議席），他的2025年央行改革法案兩次被國會否決，說明反建構主義在實踐中仍需依賴建構程序。

與收入分配的經濟學沖突也很大。這涉及經濟學的價值基礎問題。米萊認為，分配經濟學的社會正義是幻象，不存在什么收入分配問題，只有財富創造問題。阿馬蒂亞·森（1998年）可行能力理論認為分配正義可提升弱勢群體實質自由。米萊新政逆勢削減社會福利，導致貧困率提升，森指責其會損害人的基本可行能力。

就筆者的秩序經濟學來說，其實哈維爾·米萊的奧地利經濟學，不僅是行動的經濟學，也是過程的經濟學，更是秩序的經濟學，所以無論行動范式、過程范式，還是自由范式、秩序范式，都是奧地利學派色彩的，和米萊的經濟學都是契合的，所以米萊的經濟學理論也有秩序經濟學的底色。哈耶克就是典型的秩序經濟學家。米萊認為自己就是秩序經濟學家，他的改革新政就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的激進實踐。不過，理論上哈耶克自發秩序是演化論，認可傳統、習俗的正當性。在實踐中，米萊的“電鋸式改革”難免有建構理性主義的性質，估計哈耶克也會“擔憂”，用總統法令強制推行自由化，本身是用建構手段實現自發秩序目標，存在邏輯悖論。真正的自發秩序應如英國普通法，歷經百年演進。不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如果以此來要求作為總統的哈維爾·米萊，就未必適當了，他作為總統，是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事事等待百年演進的。筆者的秩序經濟學就比較重視適時的行動，尤其是制度企業家的行動，但也關心秩序的百年演進。

筆者的秩序經濟學強調制度秩序與行為秩序的不匹配及制度企業家的默會知識作用，從這一角度看來，作為制度企業家米萊的理論和實踐，是彌足珍貴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目前的問題可能是，阿根廷社會缺乏支撐市場經濟的行為秩序——78% 的中小企業注冊企業家連基礎管理技能都不具備。這種默會知識的系統性缺失可能導致短期內發展乏力，奧地利學派的制度秩序缺乏行為秩序的默會知識支持的問題。制度企業家若僅靠書面理論，忽視“行為秩序演進需要時間”的默會知識，就會陷入“奧地利學派建構主義”悖論 ——用激進法令強制推行自發秩序。

所以，筆者的秩序經濟學會指出，米萊的致命傷在于將“時間”視為敵人而非盟友。真正的制度企業家應如哈耶克所言，是通過司法判例累積、民間契約演化等默會路徑漸進轉型，而非“電鋸式”重構。米萊實驗揭示：奧地利學派理論純度越高，越需要默會知識充當緩沖墊；當制度秩序與行為秩序落差超過社會承受閾值，民主程序必然反噬。這說明秩序經濟學很重要：對制度企業家而言最偉大的默會知識，是知道什么時候該“慢下來”。可惜，米萊作為總統，他的制度企業家即使需要慢下來，可能也慢不下來。

總之，現在，哈維爾·米萊以阿根廷總統身份實施奧地利學派政策震撼世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人都奔走相告，本書則彰顯哈維爾·米萊作為杰出經濟學家的理論底色。在書中，他系統解構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迷思，理性捍衛弗里德曼的貨幣理論，并力圖復興奧地利學派傳統。在公共政策工具泛濫卻無效的今天，這場思想激辯尤顯珍貴。

對中國讀者來說，我們同樣面臨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困惑。米萊新政和奧地利學派思想的鋒芒或許刺痛一些既得利益，但其對個體自由、契約精神與價格信號的堅持，正是現代國家和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洪荒之力。在筆者看來，米萊的著作不僅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厘清，更是公共治理的鏡鑒，也是治道變革的源泉。因為它警示我們，任何脫離微觀基礎的需求管理和產業政策，終將導致滯脹，而只有尊重市場過程與企業家精神，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繁榮。

謹把此書推薦給所有關注市場秩序與公共政策的讀者。希望此書能夠助您穿透凱恩斯主義的話語迷霧，回歸經濟學對真實世界的冷峻洞察，重拾對自由秩序的堅定信念。

是為序！

《經濟思想的激辯：凱恩斯、弗里德曼與奧地利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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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根廷]哈維爾·米萊

譯者 王雪梅

出版日期 2026.07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深入探討20世紀深具影響力的三大經濟思想流派的著作。本書回顧了凱恩斯主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奧地利學派對經濟周期、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的獨到見解。通過對比分析，作者揭示了這些理論在解釋和應對經濟危機時的異同及其政策含義。

書中不僅追溯了這些思想的歷史淵源，還探討了它們對現代經濟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對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啟示。作者的預測和建議使得本書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政策參考價值。作者以清晰的邏輯和深刻的洞察力，為讀者呈現了一場關于經濟理論的精彩辯論，是經濟學愛好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可或缺的理論指南。

[阿根廷]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阿根廷總統、經濟學家、政治家、作家，當過搖滾歌手、主持人、脫口秀演員和電臺主播。曾在一些大公司和跨國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為企業、銀行和基金會提供經濟咨詢和戰略建議。自2014年開始出版圖書，至今已出版十多本著作，這些書主要圍繞經濟學理論和政策進行探討。在學術領域，米萊是一名經濟學教授，在2016年前已經發表了50多篇學術論文，展現了他在經濟理論方面的深厚造詣。他的寫作風格獨特，兼具學術深度與通俗易懂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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