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的象征主義

（來源：黑龍江日報）

轉自：黑龍江日報

《帽兒山寫生》 油畫 60×80cm 劉恒偉

□閻逸

從平地升起的

山的虛步

以爵士的節奏向遠方移動著。

即興的輕

折變出人的重負。

山在走，而你一動不動。

這是我多年前寫下的一首長詩中的幾句，現在重新讀來，仍然心有所動。記憶中的那座山就像一個人，他站在那兒，靜觀時光匆匆，人來人往。他也坐在那兒，如果天地一琴，他一定是在聆聽風的律動，季節的呢喃。在我眼中，一座山是一個人，不僅僅是比喻，更是一種象征——人與山，互為背景，互為象征，這讓所有的凝視與對話都成為了一種可能，登山的人成為山的一部分，而山成為人的一種有意識的存在。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曾經說過：“大地不是一個建筑而是一個身體。”這句話真好，那些堅硬的石頭忽然變得柔軟起來了，一座山在詞語里動了動，舒展了一下身姿。

我寫的這座山，是帽兒山，相傳是神仙的帽子掉落于此，形成了山峰，故而得名。帽冠形狀的山峰凸出群山，似乎是在用神話的口吻講述一段奇異往事。

帽兒山坐落在黑龍江省尚志市帽兒山鎮，距哈爾濱市84公里，距尚志市45公里。帽兒山主峰海拔808米，是哈爾濱附近的最高峰，它的確居高臨下，站在日月隆華光明頂上，不用極目遠眺，四周連綿起伏的山脈瞬間便矮了下去，杜甫所說的“一覽眾山小”，同樣適用于這座山峰。似日、似月相擁的兩塊石頭象征著晝夜交替，時間更迭。時間作為象征，分分秒秒皆成歷史。

一座山是一個人，或者一個人是一座山，在哲學的意義上都是成立的，象征本身蘊藏著太多的風雨和詩意，更多的時候，它是一種精神標記。比如，在抗日密營，趙尚志、李兆麟、趙一曼等抗日英雄的光輝足跡，更是增添了人們對這座險峻山峰的無盡想象。入山時，需要經過全福門，全福門又叫唐樓，全樓高27米，完美再現大唐時代的建筑風格，第一眼望過去，有點酷似古長安城的宮門玄武門。在半山腰，看見梅花鹿和馬鹿。鹿在古代被視為神物，在神話里經常與神仙、仙鶴、靈芝、松柏神樹在一起，出沒于仙山之間，這本身就是一種象征。五福樹的象征意味要更濃一些，除去傳統文化中五福同源、五行同氣、五臟通神、五常同德、五樹同根的寓意，更是游人寄托美好愿望的停留之地，為你祈禱，祝你快樂、安康，這大概是最平實最真摯的話語了。

那天登山時，天上飄著細雨，中途忽又起了霧。多少有些不可思議，那年登泰山時，中途也是下了雨。“這雨，你得從斜條紋襯衫上回望，才能看見萬古的存在與虛無。”雨中登山，這也是象征。只是，上山容易下山難，下山時兩條腿忽然不聽使喚了：“如果愿意，可以倒退著下山，在倒退中保持著上山的姿勢。”這還是一種象征。

看過很多與帽兒山有關的文字，大體感受亦不過如此。事實上，我真正想看到的，是關于帽兒山的繪畫作品，恕我孤陋寡聞，至今也沒有看到。倒是在塞尚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幅：《圣維克多山》，這幅油畫抽象而又充滿立體感，描繪的是山的遠景，畫面橫向依次為樹林、鄉村農舍、農田和山峰，視線由近及遠看過去，像極了帽兒山。這世上有太多事物充滿了相似感，不是相同，而是相似，像我們的身影，像兩座山。而精神深處的那份空靈和深奧卻無法用言語表達。

重讀自己當年寫的這首登山詩，忽然發現里面竟然記載了登山的人數：“二十四個人/走過玻璃棧道，仿佛/二十四城被建筑到感官之上，/二十四個想象力/騎著飛鳥，登枝。”我們一行去了二十四個人，為什么會去這么多人？是詩會活動？朋友約的秋游？還是某個雜志的采風團建？現在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能想起來的，只是曾經一起登山的那些人中，有些再也沒有遇見過。由此可見，人和人相遇是需要緣分的，人和山也是，在感情和心靈上都需要一種共通。二十四個人登山，二十四種感受和印象。想起史蒂文斯的詩句：“二十個人走過橋梁，/進入村莊。/那是二十個人走過二十座橋梁，/進入二十座村莊。”我相信，從詩學的角度，二十四個人一定隱喻著二十四座帽兒山，象征著二十四個登山記憶。

考古學家曾在帽兒山附近發現一處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量出土的石斧、石刀等石器以及陶器碎片，不但考據和鑒證了這個地區的史前史，同時，也打開我們的想象力：新石器時代的人爬過帽兒山嗎？與后來其他時代的人們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些穿寬袍扎幞頭的人，以及今天穿T恤衫牛仔褲的我們，在一座山面前，時空并置，古人今人也許并無二致，除了仰望，還是仰望。

然而，對一座山的了解，僅僅通過文字、照片以及視頻這些視覺意象是不夠的，它還需要你去攀登，去深入，去領略，去身臨其境地感受。古人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觀、宇宙觀都在這里了。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一座山的象征主義，也許只是它自己的基本表達。它是穿越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