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齡反奉，帳下四大文人謀士，一個當漢奸被槍斃，一個在臺灣坐冷板凳，一個44歲郁悶而死，最慘的是林徽因父親

1925年11月23日，灤州車站的專列里，饒漢祥鋪開紙筆，替郭松齡擬就了那封名噪一時的反奉通電，電文中“殘民以逞，罪惡貫盈”的駢句，像一帖泛黃的古文試卷，被發(fā)往各省。張學良多年后談及此事，仍帶著一種哭笑不得的況味，據(jù)《張學良口述歷史》記載，他的原話是：“郭松齡通電，那都是饒漢祥寫的四六駢文，前方將領拿過來一念，當兵的誰聽得懂？簡直是笑話?！?/p>

當時聚集在郭松齡帳下的文人，核心圈不過寥寥數(shù)人，卻各有淵源。

首屈一指的便是湖北廣濟人，此人原是黎元洪的秘書長，民初文膽，專擅駢儷文章。黎元洪下臺后，饒漢祥閑居天津，對張作霖操控北京政局銜恨已久。郭松齡起兵前，通過幕僚將他延攬入幕，委為總司令部秘書長，一切對外的電文、宣言，皆出其手。

饒漢祥賣力極深，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的通電里，歷數(shù)張作霖五大罪狀，詞藻古奧，用的盡是“梗命殃民，罪難擢數(shù)”那套舊典。郭松齡自己也覺不妥，據(jù)殷汝耕后來在《郭松齡反奉紀略》中追述，郭曾當面說：“漢祥的電文只能給官場看，普通士兵百姓哪聽得懂？”于是又讓人另行起草了相對通俗的文告，但饒版駢文仍被當作正式檄文發(fā)向全國。

時人評價，饒漢祥的文章猶如擺在刀叢邊上的花瓶，好看而不頂用。京津報界有人諷其為“通電內閣”，批評這種駢體檄文在民國十四年的政治環(huán)境里早已喪失動員底層的能力。馮玉祥那邊接獲電文后，有將領私下直皺眉頭，說這些轉文嚼字的玩意兒，當兵的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么。

第二位核心人物是林長民，閩侯人，研究系要角，林徽因之父。

林長民絕非尋常幕客，他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是研究系在北方的重要政治代表。他之所以冒死加盟，有自己的政治算盤。研究系自梁啟超以下，對張作霖的奉系統(tǒng)治素來敵視，一心想聯(lián)絡有實力的軍人推倒張氏，劃出新的政治版圖。

郭松齡兵變前，林長民早已與之密函往來，代郭聯(lián)絡馮玉祥、李景林，并在郭軍成立總部后出任政務處長，實為謀主。

時人吳虬在《北洋派之文人》中曾譏林長民“不甘寂寞，好為奇謀”，可謂一語破的。當郭軍出山海關、連克連捷之際，林長民志得意滿，隨軍推進，以為民初未竟的政治理想可在東北軍人的槍桿子下得以施行。

奉天方面對他的恨意尤為刻骨，罵他是“勾結南方的政客學棍”。1925年12月23日，郭軍與奉軍決戰(zhàn)巨流河，兵敗如山倒。林長民在亂軍中乘坐大車向新民方向逃亡，行至白旗堡附近，被追擊的奉軍騎兵流彈擊中，年方四十九歲。

梁啟超聞耗，慟挽一聯(lián)：“天所廢，孰能興，十年補葺艱難，直是愚公移山；死非命，生莫解，一慟倉皇破碎，遂令永訣終天?！甭?lián)句里除了悲痛，是否還有一絲對他政治豪賭失敗的婉責，無人可知。

當時《國聞周報》有一篇《悼林宗孟》，里面說林長民“理想有余，審勢不足，雖志切扶危，終罹慘禍”，這幾乎代表了輿論界一種普遍的同情與遺憾：一個長于謀略的政客，誤判了內戰(zhàn)的殘酷法則，把自己的性命當作籌碼押進了沙場。

在饒、林之外，還有專門負責對外交涉與秘密接洽的殷汝耕與齊世英。

殷汝耕早年留學日本，娶了日本妻子，一口流利日語，在郭軍擔任外交處長，負責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及關東軍的周旋。他并非只當翻譯，在饒漢祥駢文通電遭詬病后，郭松齡讓他重擬白話宣言，提出“打倒軍閥、建設新東北”等口號，試圖爭取基層與青年認同，但當時奉天輿論機樞全掌握在張作霖之手，殷汝耕的通俗宣傳收效甚微。

郭軍崩潰后，殷汝耕躲進沈陽日本領事館，輾轉脫險。此人后來在華北變節(jié)，成立偽政權，淪為漢奸。郭松齡這段反奉經(jīng)歷，成為殷汝耕此后自詡“曾經(jīng)反軍閥”的政治資本，卻也折射出部分文人反復無常的投機性。

齊世英是更特殊的一人，他早年留學日、德，屬于國民黨系打入東北的新銳。郭松齡將他用為參議，派他去上海聯(lián)絡國民黨元老，想為郭軍獲取南方的政治背書。齊世英在口述回憶里坦言，他當時極受郭松齡信任，許多機密電函經(jīng)他譯發(fā)。巨流河戰(zhàn)敗，齊世英從新民脫險，輾轉逃亡，后長期主持國民黨東北黨務，終身反奉。

郭松齡本身雖為武人，但自詡儒將，平素讀書論政，厭惡奉系綠林習氣。他想讓自己的反奉起事不僅要憑借槍桿，更要占據(jù)政治與道義高地，因此急切地編織這么一套文人班底，替他草檄定策。

然而，這批文人的真實效用，遠未達到他的預期。饒漢祥的駢文通電在各省實力派看來，不過是黎元洪舊僚弄筆的余緒，缺乏現(xiàn)實號召力；林長民、齊世英的政治設計則近乎空中樓閣，他們指望馮玉祥的國民軍出大力援助，卻不料馮氏坐觀成敗，背后還與張學良暗通款曲。

諷刺的是，奉軍司令部那幫被郭松齡鄙夷為“老粗”的將弁，反而把槍彈、兵餉和日本人暗中的縱容運用得淋漓盡致。

這些文人的結局，林長民最為慘烈，書生身軀化為戰(zhàn)場血污。

饒漢祥在亂軍中化裝潛逃，返回天津，經(jīng)此一劫，心氣頹喪，昔日筆底波瀾化成一身病骨，1927年即病歿，只活了四十四歲。

殷汝耕逍遙數(shù)年后，以漢奸身份被處決。

齊世英最后隨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半生淪為“立法院”里的冷板凳者，口述往事時，仍反復強調郭松齡反奉的“革命”性質，仿佛唯有如此，才能為那場功虧一簣的起事，以及他們這群文人押上的全部身家，尋得一絲歷史意義上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