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 |《致道堂收集日本古墨圖錄》序

日本文房用具，從9世紀起，即與我國有文化交流的記載。唐代詩人吳顗《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序》云，貞元二十年（804）九月二十六日最澄上人臻于海郡，“謁太守陸公，獻金十五兩、筑紫斐紙二百張、筑紫筆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班組二、火鐵二、加火石八、蘭木九、水精珠一貫”。又過了近兩百年，北宋的雍熙元年（984）日本的一些高僧浮海到中國敬獻的各種物品亦有納金硯、鹿毛筆和松煙墨。那時松煙墨能夠用于進貢，可見其珍貴，而且也珍罕。

日本墨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天正年間（1573-1592）松井道珍創辦古梅園。這座墨坊的建立正值萬歷年間（1573-1620）程君房與方于魯的墨法盛行之時，日本制墨或樹為樣板，有所取益，然鮮見記聞。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和托名屠隆的著作《考槃余事·墨箋》皆未言此事。明末清初的藏墨家萬壽祺（1603-1652）論墨，述及舶來之品，也只草草地寫道：“禮失而求諸野，夏失而議諸荒服；君子所以悲后世也。貢金九牧，其五在外；山海之產，不盡嵩岱；是亦坐諸門外之義耶！”大有輕視之義。然而，日本制墨家卻一直不懈地想盡辦法向中國學習。到了康乾年間，他們已獲得了顯著的成績。爾時，中國的制墨巨擘是曹素功，日本的制墨名家是松井元泰。

松井氏的祖上皆為制墨業高手，身為御墨工，多次賜官為掾，松井元泰也受封為和泉掾。呂實夫說他：“平居無他嗜好，唯修業是樂：不以萬物而易之，不以百藝而先之；觀墨色以當花月，嗅墨香以當沉檀；耳目手足之好，以墨而注；憂悲愉佚之感，以墨而舒；幾五十年一日也。”（《古梅園墨譜》序，寬保二年刻本，下引同）凝心于墨，不動如山，全因緣于父親的遺愿。其父名元規，號東廬，“好學博贍，工詩。自歷史子集及家乘小說，茍系乎墨事，莫不抄寫以洗煉。盡授諸文（即元泰），而以未得支那真傳為恨”。雖然，東廬仍然幸運，因為元泰“性孝，雖學不如父，而擴父之所授。朝夕旁搜遍搜，又咨詢于四方。至若磨治追琢，十倍于父。唯以父志之未遂，銘骨嘗膽。特稟官，遐游崎港，與東渡寓子客館解墨法者，舌戰對論，悉得其法”。其法，即中國墨法也，這給日本墨大步改革帶來了劃時代的轉機。

松井元泰不但虛心且極其敬業，據說還身體力行遠涉重洋到中國學藝，但我未見史料，不敢斷信。不過，他自己留下了向中國墨工學習的記錄，他說：“家父始考唐法……余欲繼父志以窮其業，向賴長崎鎮臺，通書唐客，傳彼墨方二品，依法精制焉。又元文己未夏，蒙官許，親到崎，過唐客數人，究其詳審矣。”古梅園圖譜中的幾種墨，見證了這一段史實，例如“新渡唐墨”，墨上有雙行楷書云：“用日本官工古梅園家制松煙煤；大清官工徽州程丹木監造。”這種墨分大小四種，對此，松井元泰還記下了當時的情景：“己未秋予在崎港日，以家制之松油二種煤，附（付）歸帆之唐客。”此言他把制墨的材料讓返國的唐客帶回以供中國墨工鑒定，翌年他就得到了回饋：“庚申冬徽州官工程丹木以唐膠劑制墨數十挺遠寄，是予家百世可寶。以吾國煤所制之唐墨，前世未聞有之，諒可謂天下之珍墨乎？”（《古梅園墨譜》亨字卷，P.6—8）

除了制墨的方法，松井元泰對中國墨的裝飾也很迷戀。一般來說，墨在干燥后，用刈萱的根將表面的灰氣磨去，再用棕櫚毛上色后，就輪到外飾了。墨的外飾會依時風而定，自古以降日本向以金箔裹墨為美。然而，松井元泰既嫌其費用高昂，又厭其跟風俗華，于是他再次轉向中國，受滋養的“日本眼光”又看到了一個閃光點的世界，他說：

近年多改用“漆光磨”，這項技術始于明朝的方于魯，以豬牙或兔皮之類的材料，像用砥石一樣刮磨墨后，其表面就會像上過漆一樣，發出美麗的光澤。此外也會使用霜色。滑石能夠避潮，所以存放墨時，通常會在其表面涂一層滑石粉。這種粉的顏色質樸自然，亦不失為一種天然的裝飾。（《古梅園墨談》P.21—22；刷印時間不詳，書名頁題“古梅園編纂墨談”，卷尾牌記云“板在南都椿井町松井和泉掾家”）

他所制的幾種御墨為了裝飾的美觀，也專門請了中國印工予以雕鐫：“右數品之墨印，清國徽州印工汪君奇、新安印工詹受天以彼地鐵梨木雕刻。泉州恪中龔氏將來，予特蒙官許得求焉。此墨為家制第一品。”這些精制的墨呈現出的品格之高，竟讓他舍不得市鬻出手，并告誡子女說：“如上數件真墨，不須量價以賣與他要，只囊藏珍襲，永遺豚兒，或送上貴家及親故，或有由而懇索者不在此限。他日為我兒孫執守勿違。”（《古梅園墨譜》亨字卷）

松井元泰以謙敬向善、積極開放的精神考求唐法，這種賞鑒的眼光實在非同一般，它反映了日本墨努力的方向。反過來，這一日本墨史劃時代的轉變也影響了中國人的感受。吳郡有一位文士叫沈草亭，其號采風外史，到長崎辦事，無意中使用了古梅園所制的墨，濡筆間竟獲得了一種親近自由的驚喜，下面是沈氏的自述：

余自幼性愛鐘王，課誦之余即臨池法帖，未常少倦，十年后，間有所得，遂遍求文房中之利器以助揮灑。有愛我者，贈余鼠須之筆、易水之煤、端溪硯、齊紈素。當斯時也，書寫之間，腕中若有神助。無如好物不堅，未幾惟剩一硯于案頭，而佳煤銳穎已罄盡無余矣。自后作書，終不及前之光潤，而有一種枯澀之形，露之于筆。是以復遍處訪求，穎則獲焉。二十年來，奔走于秦楚燕韓趙魏齊梁吳越之間，而煤終不可得。每自嘆不得與李廷珪同時為恨也。吾黨之中知余有嗜墨之癖，或有以昔之方于魯，今之曹素功所造之煙，以助于用。蓋此二公所制，可以稍資揮灑，其奈贗者多而真者少，每一握管即興衰而止。臨池之興，久已不舉。今因采辦來崎，崎之諸君子知余頗擅詩文且能書寫，索者盈門，殆無虛日。或遇風雅之士，贈余筆墨者，紛紛不一。初試其毫稍為掣肘，未見其精；復試其煤，以寫《蘭亭》，但覺毫尖滋潤。初猶不以為異，及書竟而觀光彩，融合濃淡之間，既無油俗氣，又無枯淡慘澀之形，中心訝之。復載濡毫，以書草圣，兼寫《黃庭》，臂腕之間，儼如前之若有神助，而淋漓光潤浮滿乎毫端，燁燁于紙上。（《古梅園墨譜》元字卷，序P.10—13）

大概這是中國人使用日本墨的最具體的敘述，文字背后透露出了一般的書法愛好者在當時的境況。沈草亭的這些文字寫于乾隆三年，可能還是個別的事例，大約過了半個世紀，日本墨終于贏得了更多人的傾賞。徐康回憶平生感遇，特意為它記述了一筆：

日本國最重文墨，所制隃麋，甲于東灜諸國。嘗刻《古梅園墨譜》，前后編仿程、方者，曰“仿唐”，繪畫細若豪芒，系領帑而造……道光中葉購得多品，皆有本色木匣，較勝中華之用漆。一曰“九英梅”，面詩，背折枝梅花九朵，闊漆邊，極光潤。一曰“達摩尊者渡江像”，無邊，貼金……（徐康《前塵夢影録》卷上，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葉6b）

這是嘉道年間的風情。到了民國，中日往來更為頻繁，大藏書家董康印書也看重了日本墨，他曾說：“在古梅園購碎墨十斤寄滬，以印《盛明雜劇》二集。墨本徽城名產，然近十年來參用洋煙，縱增其值，徒飾外觀，施之梨棗，反不如日本產之黝黑而有光也。”（董康《書舶庸譚》卷一，中華書局，2013年，P.10—11）當然，那時不僅古梅園的墨為人所重，連美濃紙也成為迷人之物了。

現在我們手中的書卷展示的是一部日本古墨的圖録，當代人的眼睛如何評價，如何看待，如何利用，它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框架，也是一件珍貴的古墨文獻。我不懂日本古墨，雖然只能從文獻上略述陋見，卻也從這部圖錄中學到了大量的知識，因此深深佩服圖錄的作者丁德朝先生，這也讓我想起一些往事。2015年我主持的北宋刻本《杭州西湖昭慶寺結蓮社集》學術研討會，探討的是中國上拍以來的雕板印刷第一品，那正是丁先生經手的。接著我又連續獲知2016年的濱田德海收藏的敦煌遺書、2017年的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蓮華經卷二》、2018年的五代開運四年版畫《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2021年的明代金陵版《本草綱目》，都是丁先生經手流轉的珍異無比的寶物，更是感動無既。這些書籍史上值得紀念的往事，不僅顯示出丁先生的愛好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標志著他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有益的貢獻。翻著這部圖錄，浮想聯翩，漫然草此小文，以當嚆引。

2025 年春于杭 州

致道堂收集日本古墨圖錄

編著者：丁德朝 編著

ISBN：978-7-5013-7866-1

裝幀開本：精裝16開

定價：750.00元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綜合編輯室

供稿 | 潘云俠 編輯 | 劉思宇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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