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把親朋得罪完，當安徽書記時，被叫“李青天”

安徽人叫他“李青天”，可他先得罪的，是官場里那套人情。

一九六二年二月，李葆華到安徽任省委第一書記。

那時的安徽，剛從困難年月里往外爬。糧食、干部、工廠、農村，哪一頭都不輕松。省委機關里，一摞摞材料擺在桌上，紙頁邊角被翻得發毛。

他沒有先講排場。

他盯住的第一件事，是老百姓碗里的糧食，也是那些年被錯劃、被壓住的人。

這一下，許多人心里不安了。

李葆華不是普通干部。

他是一九〇九年生人，河北樂亭大黑坨村人。父親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可這個身份，沒給他留下多少“好日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釗被捕。十八歲的李葆華被沈尹默、周作人等人掩護起來，躲過搜捕。

噩耗傳來時，屋里的人反倒不知道怎么開口。

父親被害，家也散了。

李大釗身后清貧，后來李家人講起這段家風，總繞不開一個細節：祖父犧牲后，家中幾乎沒有積蓄，只留下清白和規矩。

這東西看不見，卻壓在李葆華心里幾十年。

他后來走上革命道路，去日本讀書，又回國從事秘密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水利系統工作多年。

工地上，他不是坐在辦公室里聽匯報的人。

治水現場、河堤邊、村莊里，他都去。別人看圖紙，他更要看河道、看堤壩、看村民怎么過日子。

“不去現場，看不出問題。”

這句話不像口號，更像他的辦事習慣。

到安徽后，這個習慣又帶進了省委。

當時安徽的問題，最難碰的不是賬本，不是糧食數字，而是人。

有些干部曾在運動中被錯劃、被打倒，案子一壓就是多年。誰替他們說話，誰就可能得罪一批掌權的人。

李葆華偏要碰。

新省委推動甄別平反，態度很硬：凡屬冤、假、錯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

這句話落下去，會議室里安靜過，也有人心里打鼓。

被壓下去的人，一個個重新被看見；過去靠整人、壓人站穩腳跟的人，也一個個感到不自在。

這就是他“得罪人”的開頭。

安徽的問題還不止干部。

糧食供應，是更急的事。

六十年代初，城鎮居民口糧配額、農村生產安排、基層干部作風，都牽著老百姓一日三餐。李葆華到任后，把檢查糧食供應放在前面。

辦公室里的表格，不能替代灶臺上的鍋。

他往基層跑，看供應，看生產，看群眾能不能吃上飯。

有些人喜歡講“形勢很好”，他不愛聽空話。糧袋子有沒有，倉庫里有沒有，鍋里有沒有，才算數。

安徽后來形勢逐步好轉，干部群眾的勁頭也起來了。

可官場里，對他的評價并不全是好話。

有人嫌他太直。

有人嫌他不講情面。

有人覺得他一來就翻舊賬，壞了原來的規矩。

可安徽老百姓記住的，不是這些抱怨。

他們給他起了個稱呼：“李青天”。

這個稱呼不是因為他說話好聽，而是因為他辦事先看是非，不先看關系。

這也正是李葆華最難“相處”的地方。

他出身特殊，職位也高，親友、熟人、身邊人，難免有人以為能沾點光。

可李家的門檻，不是這么邁的。

李宏塔后來回憶父親，說父親沒有多少時間坐下來講大道理，更多是用行動告訴子女，共產黨員該干什么、該做什么、該想什么。

李葆華家里也簡樸。

老舊家具，人造革椅子，坐下去就是一個坑。房子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老房。二〇〇〇年，有關部門要給他調新房，他沒要。

他說：“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調了。”

這不是一句客氣話。

他的兒子李宏塔在安徽工作多年，后來當過安徽省民政廳廳長、省政協副主席。可合肥長江路上，很多人記住他的樣子，是騎著自行車上下班的“李廳長”。

李宏塔主持過多次分房，分出去近二百套，自己沒給自己要一套。

一家三口，在五十五平方米的兩居室里住了十六年。

父親怎么過日子，兒子就怎么接著過。

李葆華離開安徽后，又到貴州工作。

一九七八年五月，六十九歲的他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那是改革開放前后，金融系統撥亂反正、恢復秩序的重要時期。

對他來說，這是陌生崗位。

他還是老辦法：先把事情弄清，再把規矩立住。

干部政策要落實，金融秩序要恢復，人才要培養，對外金融交流也要打開。中國后來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這一時期的金融工作繞不開他的名字。

可他身上最醒目的，仍不是職位。

是“不能沾”的規矩。

父親李大釗沒有給子孫留下財產，卻留下了一個更重的東西：公家的事，不能拿來為自家人謀方便。

李葆華守了一輩子。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九日，李葆華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歲。

一個從烈士家里走出來的孩子，做過省委第一書記，做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最后留給子女的，仍是那條老規矩。

門關上，屋里沒有新沙發，也沒有多余的擺設。

只有一張舊椅子，安安靜靜擺在那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