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溫嶺縣委書記勤勉堅韌早逝壯志未酬

李先導，又名李仙桃、李先濤，1907年7月出生，浙江溫嶺縣橫河鄉灣下村人，農民家庭出身，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28年12月15日晚，海門“浙保五團”派兵包圍并搜查了六中，時任中共臨海縣委委員兼任六中支部書記的李先導等五人被捕。他在獄中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被國民黨浙江省高院以“妄圖反革命而陰謀暴動”罪名，判處有期徒刑7年。

八年多的鐵窗之苦，摧殘了他的身體，卻沒能改變他的信念。

抗日戰爭爆發后，李先導刑滿釋放回家，改名李滿城。此時，中共黨員梁耀南、李哲甫等人從外地回到溫嶺，李先導立即與他們接上關系，并很快地組織起“東南鄉抗日宣傳隊”。

10月31日，“溫嶺縣青年戰時服務團”（簡稱青戰團）成立，李先導將“東南鄉抗日宣傳隊”改編為溫嶺縣青戰團東南鄉六分團，在縣工委和縣委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

12月，溫嶺縣“臨工委”成立，梁耀南任書記，李先導任委員。

1938年5月，溫嶺縣工委改為縣委，梁耀南為書記，李先導為組織部長。7月，縣委在城關鎮召開會議，進行改選，由李先導接替梁耀南任縣委書記，負責全面工作。

8月，李先導等人組織和領導青戰團開展“驅仇運動”。仇即仇復，又名仇禹卿，是國民黨溫嶺縣政府教育科長，是溫嶺封建復僻勢力的代表人物，也是全縣抗日救亡運動的絆腳石，曾威迫40多名青年教師退出青戰團。

青戰團在新任縣長李元接任的當天，織了700多人請愿隊伍上街游行示威，堅決要求罷免破壞抗戰的仇復，并派代表與李元等人開展針鋒相對地斗爭，終迫使李元將仇復等人解職。驅仇斗爭的勝利轟動全縣。

為了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新的高潮，縣委于1938年10月至翌年3月，舉辦了各種類型的學習班。

首先，舉辦了抗日骨干訓練班，即青戰團干部營學習班，參加的對象均是青戰團各分隊的骨干分子，共30來人。

由李先導、王之景、韓先綬等人講授《當前的形勢》、《統一戰線工作》、《辯證唯物主義大綱》、《論持久戰》等政治理論課。在學習期間，還舉行了幾次街頭宣傳和夜間野戰訓練。

在國共兩黨的領導下，溫嶺全縣的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擴大。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緊密團結、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勢卻驚恐不安。

12月10日，國民黨溫嶺縣政府遵照上峰指令，以“組織龐雜，不合規定”為借口，下令取消溫嶺青戰團組織。

是月下旬，李先導召開縣委擴大會議，聽取青戰團領導的匯報，然后討論研究對策，決定在1939年元旦，發動全體青戰團團員，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請愿斗爭”，要求縣政府收回成命。

元旦這一天，各區鄉的青戰團團員匯集在城關，在縣委委員、宣傳部長王之景等人帶領下，700多名青戰團團員的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地通過城區大街向縣政府所在地進發。

他們扛著大幅橫額，手拿標語旗，邊走邊散發《告全縣同胞書》，高呼“我們要愛國，我們要抗日，還我青戰團！”“打倒漢奸、賣國賊！”等口號。由于軍統特務、國民兵團副團長張曉崧等人的極力破壞與阻撓，談判未成功，青戰團被迫解散。

為了粉碎張曉崧一伙對我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的誹謗與攻擊，1939年2月4日李先導在橫河鄉動員和組織了40名愛國青年參加抗日志愿軍。

李先導親自主持召開“歡送抗日志愿軍光榮入伍大會”，并揮筆書寫會議橫額和標語，熱情鼓勵青年要刻苦學習，勇敢殺敵，抗戰到底，報效國家，為家鄉人民爭光，并委派李言定負責帶好這班人。

4月，張曉崧串通張翰庭等人，以“漢奸通匪”等罪名先后抓捕了韓先授和梁耀南兄弟倆。李先導和李安素等人不顧敵人的威脅，冒著被捕的危險，竭盡全力進行營救。

他們一面組織鄉民聯合呈狀，發動各界進步人士及10多名鄉鎮長出面擔保，提交了一份有200名青年簽名的請愿書，證明梁氏兄弟沒有通匪漢奸行為；一面挽請張心柏等開明人士出來做工作，通過各種渠道，向省、地國民黨要員黃紹雄、邢震南、凌云、李立民等人（國民黨主戰派）呈述請愿。經過李先導等人的不寫努力，梁耀南、梁耀東被宣判無罪解保釋放。

六七月間，臺屬特委在黃巖城關召開了臺屬地區黨的代表會議。會上李先導被選為出席中共浙江省黨代會的代表。此事發生了變故，上級黨組織因對他被捕后的一段經歷不盡了解，存有疑慮，取消了他的代表資格。

梁耀南、梁耀東被捕以后，橫河鄉鄉長職務就被張翰庭門下的王厚田取而代之，李先導在橫河鄉的工作受到限制和刁難，只好轉到長嶼鄉任鄉事務員，繼續開展黨的活動。

李先導對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比較重視。早在抗戰初期，他就注意在宣傳隊、青戰團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曾先后發展李安素、梁益春、李言定、陳亨記、戴維民等人入黨。在他領導下，兩年時間，全縣發展了150多名黨員，建立了22個黨支部和5個區級組織。

是年冬，溫嶺的國民黨頑固派——縣長皮嗣襄、縣黨部書記倪志強和張曉崧等人，加緊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在溫嶺大搞白色恐怖。他們在城關小南門外架設電臺，設立發報機，搜查共產黨的情報。

我黨的公開活動受到限制，李先導被迫辭去長嶼鄉事務員的職務，隱蔽在該鄉共產黨員李光輝家，轉入地下活動。臺屬特委為了加強仙居工作的領導，決定調李先導去仙居擔任縣委組織部長。

1940年2月，李先導離開溫嶺到達仙居，化名為李大雄、李長惠，以高遷育秀小學校長身份作掩護，開展黨的工作。

李先導對名利與地位從不計較，考慮的只是如何做好黨的工作。他在仙居一年半時間，工作兢兢業業，埋頭苦干，經常上山下鄉，深入基層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同時積極發展黨員，壯大黨的隊伍。一年多時間，發展了100多名黨員，建立了西區、南區兩個區委和20個黨支部。

在李先導等人發動和領導下，仙居的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1941年7月，組織上決定調李先導到臨海大石河頭小學任教。臨走之前，他還找了幾位同志談話，并向顏乃借了十元錢作為路費。

后因身體不好，又調到離家較近的椒江北岸道感堂小學教書。1942年春，他肺病復發，再也不能堅持工作，只得回家休養。

李先導生活十分艱苦樸素。無論是當共產黨的組織部長、縣委書記，還是當國民黨的校長、公務員，總是嚴以律已，廉潔奉公，從不以權謀私或借公濟私。為了解決革命經費的困難，他省吃儉用，不喝酒，不吸煙，出門不坐車，不住旅店，連買面小鏡子的錢都舍不得。

1942年5月，李先導病重在床，差人將他寄放在北岸朋友家的行李拿回來，他妻子看到行李中居然還有3雙半新舊的草鞋，不禁潸然淚下。

李先導病重在家之日，正當溫嶺白色恐怖嚴重之時。他家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一華里之外的“天師府”張翰庭等人的嚴密監視。

他在家養病期間，既不能到外面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又不能請醫生看病治療，整天躺在黑暗的床上，眼睜睜地看著病情一天天惡化。面對這一切艱險困苦，他沒有絲毫怨言和懊悔，有所遺憾的就是革命尚未成功，未能親眼看到為之奮斗的新社會、新世界。

7月下旬，一個雷雨交加沉悶的傍晚。李先導感到自己生命快要結束了，將妻兒喚到身邊，一一作了囑咐，給孩子留下最后的教誨，然后帶著對未竟事業的憧憬離開了人世，時年35歲。

李先導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溫嶺縣從事黨的活動和擔任縣委領導職務時間最長的共產黨人之一。他的生平并不震天動地，光彩逼人，他那種謙虛嚴謹，一心為公，勤奮工作，頑強拼搏的精神，卻感人肺腑，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