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導刊 | 從“監管規范”到“協同賦能”：平臺經濟政策邏輯的三重躍遷

數智觀察

■ 劉晨曦

6月1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促進平臺經濟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行動方案（2026—2028年）》（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中釋放出一個鮮明的感受是政策思路的系統性升級。如果說過去幾年平臺經濟治理的重點在于建章立制、規范秩序，那么此次《行動方案》的核心導向則是“協同”“開放”“共享”，致力于構建一個更具活力、更加包容的平臺經濟生態。

這種政策思路的升級絕非偶然，其背后是平臺經濟發展階段的深刻轉變。從“野蠻生長”到“規范治理”再到“協同發展”，每一步都是基于當時的發展階段和突出問題作出的政策選擇。理解這一演變邏輯，才能真正讀懂這份《行動方案》的歷史性開創意義。

發展階段演進：從“跑馬圈地”到“轉型升級”

過去十年，平臺經濟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野蠻生長”期。彼時，平臺企業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但高速擴張也伴隨著亂象叢生，累積到一定程度，必然觸發政策的強力介入。

第二個階段隨之而來：強監管期。這一時期的政策組合拳的目的很明確：糾偏、劃紅線、防風險，政策的核心是“管住”——管住平臺的任性行為、管住資本的盲目擴張、管住數據的安全底線。

而今天，工信部在《行動方案》配套解讀中指出，平臺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這一判斷意味著決策層認為，經過前期的規范治理，平臺經濟的底線已經基本劃定，秩序已經初步建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應當從“管住”轉向“用好”——從約束平臺行為轉向釋放平臺賦能效應。

政策目標重塑：從“規范秩序”到“協同共贏”

發展階段變了，目標自然也要跟著變。

《行動方案》指出，平臺經濟“在促進創新創業、推動產業升級、培育發展新動能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面對平臺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升級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政策指引的核心詞匯也變成了“創新協同”“生態協同”“開放協同”。如果說前期的政策側重點在于要求平臺企業“不出事”，那么三個“協同”并列，清晰地勾勒出新目標：希望平臺“做好事”——帶動中小企業一起發展，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

從“約束”到“賦能”，這是政策目標的一次根本性調整。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監管層面的放松?！缎袆臃桨浮诽岬健吧罨惴?、流量治理”“糾正侵犯平臺內經營者合法權益的行為”“規范‘內卷式’競爭”。然而，從防范風險、規范發展，到建立健康平臺生態、促進其更好地發揮賦能作用，監管措施的出發點已經發生了變化。

角色定位變化：從“經營主體”轉向“公共基礎設施”

如果說前兩個變化是漸進的，那么角色定位的變化則帶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

平臺的角色被重新定義。《行動方案》開篇即指出，平臺經濟是“大中小企業共生的新型經濟形態”，寄望平臺成為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推動產業升級的“基礎設施”；還明確提出“到2028年，發布3批平臺開放清單，遴選不少于100個平臺資源開放場景試點項目”。

這一量化目標背后，正是決策層對平臺經濟角色的全新定位，即平臺不僅是數字經濟的引擎，更應成為帶動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基礎設施。角色的變化，決定了政策工具的升級：不再只是“劃線”，而是要“搭臺”。

問題導向轉換：從“存量糾偏”轉向“增量構建”

最后一個變化，問題導向發生明顯轉換。過去要解決的是“大平臺強勢，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的是“大平臺和中小企業如何共生共榮”的問題。前者是存量糾偏，后者是增量構建。

從“存量糾偏”到“增量構建”，反映的是政策思維的成熟。當一個領域的問題已經從“有沒有規矩”進入到“如何發展更好”的階段，政策自然要從“滅火”轉向“播種”。

正因如此，《行動方案》才會提出開放清單、算法透明、Token普惠、抱團出海等一系列系統性舉措。不難看出，《行動方案》不僅是一份政策文件，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決策層對平臺經濟的認知正在發生怎樣深刻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將在未來幾年深刻影響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走向。

總 監 制丨 楊玉洋 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陳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