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腕的歷史瞬間！忠勇老將孤身死戰，擋不住體系腐爛的頹勢？

1841年2月26日，廣東虎門，炮聲隆隆。年逾六旬的老將關天培立于靖遠炮臺之上，拔刀督戰，誓死不退。就在他浴血奮戰之際，一名軍官突然振臂高呼：“事急矣，盍去乎！”（危險了，還不趕緊跑？！）話音剛落，近千名清兵如潮水般涌向臺墻，爭相逃命。偌大的炮臺，瞬間只剩下二十余名士兵（關天培親兵）。關天培最終力戰殉國，而他身后的那支大軍，早已作鳥獸散。

這是鴉片戰爭中令人扼腕的一幕，卻遠非孤例。從1840年到1842年，清軍在與英軍的交鋒中，臨陣潰逃幾乎成了常態。在英軍的觀察中，大角炮臺之戰，守軍“幾百幾百地從炮彈所打穿的洞中逃走了”；北橫檔島之戰，“滿兵一見我軍的移動，大量地飛奔到他們的小船上去了”；烏涌之戰，守將甚至事先與英軍約定：“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點面子，然后走掉。”

泱泱中華，百萬大軍，為何面對區區數千英軍，竟潰敗如斯？連關天培這樣的忠勇老將都擋不住士兵逃跑的腳步？當我們翻開塵封的史料，答案遠比想象中更為沉重。

古人云：“凡用兵之法，以賞罰分明為第一要務。賞一人而使三軍俱有所勸；罰一人而使三軍俱有所畏，于是號令之間，可以指揮如意?！避娂o是一支軍隊的命脈，軍紀如山則士氣高昂，軍紀廢弛則軍心渙散。而鴉片戰爭前夕的清軍，恰恰已經走到了后一種境地。

清朝軍隊主要由八旗兵和綠營兵組成，經過近三百年的承平歲月，這兩支武裝力量早已失去了入關時的虎虎生氣。據史料記載，當時的軍隊中“游手失業，恒多竄入其中。甚至吸食鴉片，煙癮難支”。更令人痛心的是軍隊內部的腐敗已經深入骨髓，“將與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甚至“雖此軍大敗奔北，流血成淵，彼則袖手旁觀，哂口微笑。此種積習，深入膏肓，牢不可破”。

士兵的素質更是慘不忍睹：馬兵無馬，多半不會騎馬；炮兵放炮無法準確命中目標；水師水兵“上船即暈船”。時人如此評價這支天朝軍隊是“民不知兵，官不知兵，即其亦不自知其為兵矣”。一支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兵的軍隊，如何能指望它在戰場上奮勇殺敵？

比軍紀廢弛更可怕的，是逃而無罰。1841年1月7日大角、沙角之戰中，逃回的兵丁未受任何懲處。這等于向全軍釋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臨陣潰逃者無罪。果然，稍后的虎門戰役中便出現了更大規模的潰逃。道光皇帝聞訊震怒，下詔“確切訪查不肯點炮即火門透水之兵丁，嚴密查拿，即行梟首示眾，懲一儆百”。負責執行的將軍奕山卻以“急則性變，誅不勝誅”為由，拒不執行皇帝的命令。

在整個虎門戰役中，竟沒有一個將領因為臨陣潰逃而被處分，這種地地道道的縱容，無異于鼓勵全軍逃跑。時人李福祥感喟道：“是則不知將兵者何心也？”逃而無罪，戰而不賞，軍法形同虛設，人情凌駕于軍紀之上。當一支軍隊失去了最基本的賞罰機制，潰逃便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必然結局。

如果說軍紀廢弛是清軍潰逃的內部病因，那么軍民關系的徹底破裂，則從外部環境上注定了清軍的失敗。

1841年1月至3月，清政府先后六次調兵共一萬七千人前往廣州抗英。道光皇帝在幾乎每一道調兵諭旨的最后，都不忘加上一句“并嚴飭帶兵之員，沿途勿加滋擾”。皇帝親自叮囑不要擾民，足見軍隊擾民已是朝野皆知的痼疾。而事實也果然如道光所憂，這些客兵在赴粵途中胡作非為，“有搶掠人財物者，有毆傷差役者”，各種丑聞不絕于耳。

到了廣州之后，情況更加惡劣。外省各路客兵云集羊城，倉促之間安置不下，統帥便令其“自擇居民間空舍”。于是，這些士兵“三五成群，撬門挈具而入，隨地駐足"，散布于廣州內城之中，營官只知按名冊登記兵數，卻“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若要集合部隊，只能“出小旗，沿街門招呼”。這樣的軍隊，與烏合之眾何異？

更嚴重的是，客兵與當地民眾之間爆發了激烈沖突。南海義勇為湖南兵誣殺，引發連鎖反應，客兵“乘勢四出，放火殺人，較場中尸骸如積矣”。許多客兵對逃難入城的百姓“恒指為漢奸”，肆意凌辱，“領隊官置之不問，省民悲苦，遷徙大半”。

如此種種，必然激起廣東民眾的極大怨憤。官員王廷蘭訪查民情后得出結論：“民與兵，已同仇敵”，軍民“不能相顧，且將相防”。百姓心中的定式已然形成，這些兵不是來保家衛國的，而是來禍害百姓的。于是，在廣東便出現了令人心寒的一幕：1841年2月26日，中英兩軍大戰于虎門，眾多村民在岸邊圍觀，面對清軍的慘敗，他們無動于衷。次日，英軍艦隊開進廣州內河攻打烏涌炮臺，“兩岸排列著成千上萬的居民，凝視著勇敢的夷人。無疑，其中有許多人是暗地里希望他們成功的?！?/p>

更有甚者，不少民眾在英軍的利誘下甘當漢奸?；㈤T戰役前夕，“城守時有拿獲漢奸多名，訊知彼處每日有漢奸十六人，分四班進城偵探”，刺探清軍虛實、兵員數額、何處有埋伏等情報，“每日到英軍處承報領賞，或一二十起，或數十起”。英軍遠渡重洋，侵略數萬里以外的中國，面對環境陌生、交通不便等諸多困難，卻能進退自如，情報工作固然是英方所長，但大量漢奸的帶路作用更是不可小覷。琦善在奏折中無奈地寫道：“奉旨飭調兵將，該夷亦早得消息?！?/strong>

毛澤東曾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沒有民眾支持的軍隊，就如同無水之魚。清軍的潰敗，不是敗在英軍的炮火之下，而是敗在自己種下的苦果之中。

軍紀廢弛、軍民對立，固然是清軍潰逃的深層原因，但將帥的帶頭逃跑，則是壓垮清軍戰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前線，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將領更是比比皆是。1841年2月26日，英軍攻打北橫檔島時，守島的清軍官兵一見英軍移動，便“大量地飛奔到他們的小船上去了”。英軍后來發現，“這些勇敢的逃徒們是官員和軍官，他們放棄炮臺之前，把不幸的軍隊鎖在了里面”。將官跑了，把士兵鎖在炮臺里等死——這種行為何其荒誕，又何其悲哀。

統帥一心“撫夷”，將官大多貪生怕死，將官既逃，士兵自然群起效仿、一哄而潰。關天培縱有萬夫不當之勇，縱有以死報國之志，又如何擋得住自上而下、從將到兵的全面崩潰？他鎖住炮臺大門，士兵便“夜有扒越臺墻而遁者”；他以個人衣物質押換銀，每兵賞銀元兩塊，才勉強將士兵勸上陣地。

一個六旬老將，用如此卑微的方式維系著最后的軍心，這本身就是對整支軍隊最大的諷刺。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中清軍的臨陣潰逃，不是某一個士兵的怯懦，也不是某一場戰役的偶然，而是整個軍事體系全面腐爛的必然結果。軍紀廢弛使士兵喪失了戰斗的約束，軍風敗壞使軍隊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將帥無能則從上到下瓦解了最后的抵抗意志。這三者層層遞進、互為因果，最終釀成了關天培式的悲劇，一個人再英勇，也擋不住一支已經爛到根子里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