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人民司法的跨世紀答卷——寫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

《中國審判》編者按

2026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值此重要節點，本刊成立特別策劃報道小組，推出“偉大征程共慶華誕”慶祝建黨105周年封面主題報道，多角度、多層次展現黨領導下的人民司法事業發展的輝煌歷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人民法院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豐碩成果，全面展現司法審判工作的新舉措、新實踐、新突破。

回望征程，初心如磐，讓我們共慶黨的105周年華誕，見證法治中國的輝煌歷史。

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 本刊記者 劉庭梅

時間鐫刻傳奇，奮斗創造歷史。2026年，中國共產黨迎來成立105周年華誕。

從興業路到復興路，從嘉興南湖的一葉紅船，到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帶領人民矢志不渝、篤行不怠，創造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書寫了氣壯山河的恢宏史詩。

105載風雨兼程、初心如磐，黨的領導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人民司法事業從無到有、由弱到強，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輝煌歷程，在法治中國的宏偉畫卷上，書寫了守護公平正義的壯麗篇章。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強烈的歷史擔當，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全國各級人民法院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黨建思想，錨定“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以一系列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果，書寫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蓬勃發展的時代答卷。

01

穿越烽火淬煉法治初心

人民司法的歷史，是一部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探索、披荊斬棘的創業史。這顆法治的初心，早在建黨初期便已悄然萌芽。

1921年，從上海興業路76號到浙江嘉興南湖上的一艘紅船，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把法治作為開展斗爭、團結民眾、爭取權利的有力武器。1922年，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便提出了改良司法制度、廢止肉刑、承認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等主張。

1923年5月，江西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一間陋室里，一盞煤油燈照亮了幾張木桌和一支毛筆……這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具有司法機構性質的雛形——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裁判委員會。

作為專門解決工人矛盾糾紛的組織機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裁判委員會成立后，提出了“秉息事寧人之旨，持正道公平之法”的宗旨。這是目前有史料可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司法初心的印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裁判委員會讓工人免受欺壓，使工人利益得到了公正的對待，同時通過紀律對工人形成約束，使工人團結。

同樣在1923年，廣東創建了全國第一個縣級農民協會——海豐縣總農會，彭湃任會長，下設仲裁部。1927年11月，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成立后，下設裁判委員會，通過了《沒收土地案》等八項決議……在海豐縣轟轟烈烈開展農民運動的同時，1925年6月，廣州等地正在開展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為了適應革命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初步探索建立了公開審判、程序法定、人民陪審等一系列司法制度和訴訟原則，在中國法制建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制度和原則，不僅有力促進了當時的工人運動，也為后來中國法制建設探索了道路。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鎮壓破壞農民運動的土豪劣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許多地方召開農民大會，制定通過一系列懲治土豪劣紳的決議案和條例。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相繼建立了懲治土豪劣紳的司法機關。湖南、江西兩省稱其為“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

在湖北，為懲治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湖北省革命領導人董必武召開省黨部和省政府緊急會議，起草《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例》，黃安縣（后改紅安縣）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隨之成立。

1927年4月，七里坪地區農民協會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成立了七里坪革命法庭。法庭內設審判庭、合議庭、警備室三個部分，法庭人員全部由共產黨員組成，首任法庭主席為張南一。該法庭被稱為“中國革命第一法庭”。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葉坪村的謝氏宗祠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人民的司法機關也隨之產生，開啟了法治建設的系統性探索。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常會決定成立臨時最高法庭，作為蘇維埃政權臨時最高審判機關。何叔衡為第一任臨時最高法庭的主席。1934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法院成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審判機關，董必武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法院首任院長。

主持中央蘇區最高法院工作期間，董必武吃、住、辦公都在瑞金沙洲壩的楊氏宗祠，一張門板當床，一張小木桌辦公。晚上用松柴照明，四壁被墨煙熏得漆黑。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領導了中央蘇區最高法院的業務規范化建設，并主持審理了蘇維埃原中央執行委員、于都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貪污瀆職犯罪案等大案要案。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戰的指揮中心，也成為人民司法制度創新發展的重要舞臺。1937年7月，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成立。

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建立了全新的從立法到司法、從實體法到程序法、從審判機關設置到審判人員任用的人民司法制度，創造了為廣大邊區所推廣、弘揚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為促進邊區生產、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保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02

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法制探索

1948年9月26日，作為華北人民政府的19個政府機構之一，華北人民法院在河北省平山縣王子村成立。

隨著平津戰役的勝利，華北人民法院遷入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0月22日，在華北人民法院機構與人員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告成立，沈鈞儒被任命為首任院長。人民法院將“艱苦奮斗，一心為民”的理念深深鐫刻在紅色基因中，沿著人民司法事業的血脈薪火相傳。

破舊立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法制探索的首要任務。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宣布廢除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舊法統。這一雷霆之舉，徹底斬斷了舊司法體系的羈絆，為新中國法制建設排除了障礙。同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的臨時憲法，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隨后，一場波瀾壯闊的立法運動拉開了序幕，中國的法制建設也開啟了新紀元。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毛澤東同志對這部法律非常重視，起草過程中，他曾兩次親自主持召開聯席座談會，討論草案。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標志著新中國第一部“人民的憲法”由此誕生。因其在1954年頒布，故又被稱為“五四憲法”。

“五四憲法”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發展的基石，揭開了新中國依法治國的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立法工作開展活躍、成效顯著。從新中國成立后到1957年上半年，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我國的立法工作迎來了第一個高潮。據統計，1954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召開以前，經政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或者批準的法律、法令共有50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召開后到1957年上半年以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和批準的法律、法令達40多件，并且刑法、民法的起草工作也開始進行，刑法草案已起草了22稿，民法草案的大部分初稿也已擬出。

這一時期所制定的法律，在創建和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人民法院組織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

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人民法院的組織體系包括四級，即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設置刑事、民事審判庭和研究室、督導室、顧問室、辦公廳等單位；基層人民法院下設若干人民法庭，作為派出機構；設立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和水上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各級法院均設審判委員會；法院實行四級兩審終審制。

在司法機構不斷健全的同時，新中國的審判機關積極開展審判工作，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得到鞏固。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人民法院依法嚴懲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平息了舊社會遺留的社會動蕩。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太原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45名戰犯全部認罪服法，最終被判處20年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擔任法官，獨立審判外國侵略者。

這些審判工作不僅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也讓人民群眾感受到了新中國司法的公平公正，為后續的法治建設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

03

改革開放春風里的法治建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猶如一聲春雷，喚醒了神州大地，也迎來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春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人民利益，忠實于事實真相；要保證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權”。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提出，成為新中國民主法制建設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從大刀闊斧平反冤錯案件到依法穩慎開展“嚴打”整治，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實施到民商事審判規則的日益完善，在黨的領導下，人民法院以直面過往的擔當、護航發展的堅守依法履職，用每一起公正裁判守護法治底線、捍衛法律尊嚴。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進，人民司法不斷探索，法治建設加速發展。自1979年2月四川省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成立全國第一個經濟審判庭后，1984年年底，全國各級人民法院普遍設立了經濟審判庭；198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海事法院的決定》，廣東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先后設立海事法院；1986年起，人民法院開始陸續設立專門機構，審理行政訴訟案件；1993年后，人民法院成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我國知識產權審判逐步走上專業化軌道；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各級人民法院普遍設立專門的執行機構，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執行工作辦公室，后更名為執行局；2000年后，全國各級人民法院普遍設立立案庭，負責立案、信訪和訴訟服務；2010年8月，全國法院商事審判工作會議召開，標志著我國商事審判正式走上歷史舞臺。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我們黨首次將依法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納入《憲法》，使依法治國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進入新世紀，人民司法事業駛入了快車道。從死刑核準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到建立和完善審判公開制度；從系統推進法官職業化、專業化建設，到持續探索規范涉訴信訪辦理機制，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進程中，人民法院不斷完善司法權責體系、拓寬權利救濟渠道、革新審判管理模式，持續書寫公正高效、司法為民的時代答卷。

04

新時代司法體制改革的深水跨越

法者，治之端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和戰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新時代。習近平法治思想如明燈高懸，為人民司法事業提供了根本遵循。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政法戰線的殷殷囑托，也是全體法院干警的追求。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人民法院毅然踏入司法體制改革的“深水區”，打響了一場觸及靈魂、重塑體制的攻堅戰。

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

為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立案難題，201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改革。這一里程碑式的司法改革，將“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從紙面承諾轉化為剛性實踐，訴權保障迎來了歷史性的飛躍，老百姓打官司不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

推行司法責任制，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逐步在全國法院推行。

建立和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被認為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另一部重頭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就是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其中，核心內容是法官員額制改革。

2017年7月3日，北京，東交民巷27號院內，最高人民法院366名員額法官面向國旗莊嚴宣誓。

這場宣誓活動，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入額工作順利完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一個縮影。

新時代人民法院主動將司法服務向前延伸，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從建立一站式多元糾紛解決和訴訟服務體系，到全面推廣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全國多地法院創新“線上+線下”雙軌并行解紛模式，讓群眾化解糾紛有了更多便利的選擇。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重慶市奉節縣的大山深處，法官把國徽背在背上，跋山涉水，來到當事人的院壩里開庭。幾張條桌，幾把木椅，一個簡樸卻莊嚴的巡回法庭就搭建完成了。法院干警深入群眾開展巡回審判，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傳遞著法治的溫度。

“通過！”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的頒布，為人民司法提供了更加堅實的裁判依據。各級法院深入貫徹實施《民法典》，強化人格權保護、維護交易安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讓《民法典》這部“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真正走到群眾身邊、走進群眾心里，以良法善治守護群眾安居樂業。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并用“十一個堅持”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2025年11月17日至18日，中央召開第二次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對習近平法治思想作出了新的豐富發展，把“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增加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義的“第十二個堅持”。從“十一個堅持”到“十二個堅持”，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05

高質量發展中的法治擔當

2025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發布，從6方面作出部署，強調要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人民法院從未缺席。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高水平對外開放，從生態文明建設到創新驅動發展，人民司法的保障堅實有力。

走進廣州知識產權法院，一場涉及5G核心技術的專利糾紛正在庭審中，雙方圍繞被訴侵權產品是否侵犯涉案專利權展開激烈交鋒。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各級法院積極探索知識產權保護新機制、新辦法、新途徑，為創新創業保駕護航，為公平正義提檔加速。

從嚴懲“卡脖子”技術侵權，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從探索建立技術調查官制度，到采用“云庭審”遠程勘驗證據實物，人民法院以司法裁判明確權利邊界，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一份份兼具技術含量與法理思辨的判決書，正成為中國向創新型國家邁進的堅實基石。

長江之畔，一起非法捕撈長江鱘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正在巡回開庭。法庭設在江邊的漁船上，被告人當庭增殖放流，數萬尾魚苗躍入江中。

從設立環境資源法庭，到探索跨行政區劃集中管轄；從貫徹修復性司法理念，到深入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人民法院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織就了一幅水清岸綠的生態法治畫卷。

在杭州互聯網法院，一面巨大的電子屏幕上，實時跳動著立案、調解、審理等相關數據。在這里，沒有傳統的法庭，沒有紙質卷宗，起訴、立案、送達、舉證、開庭、宣判，全部在“云端”完成。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的不斷完善，讓“打官司不用跑法院”成為現實。

《人民法院第六個五年改革綱要（2024—2028年）》提出要“健全網絡和數據安全管理制度”，并對司法數據安全保護作了新的重要部署。司法數據既為審判質效提升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動能，也為實現司法公正和增強司法公信力提供了重要啟示和路徑。隨著全國法院“一張網”建設和數字法院建設的推進，打通數據壁壘、發揮數據要素效能的創新實踐探索越發深入。人民法院主動融入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以數字化改革撬動審判工作改革、賦能法院工作高質量發展。

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法院的涉外審判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設立以來，匯聚了來自不同法系的國際商事專家委員，為打造國際商事糾紛解決優選地、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智力支持。依據國際公約或互惠原則，中國法院的判決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和執行；外國當事人主動選擇中國法院管轄的案件量也逐年攀升。這不僅是中國涉外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體現，更是中國法治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生動寫照。

千秋基業，關鍵在人。人民司法事業之所以能夠跨越發展，歸根結底在于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絕對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法院深入開展一系列集中教育，廣大干警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中，全國法院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深挖徹查司法腐敗，堅決清除害群之馬。“三個規定”記錄報告平臺全面運行，“逢問必錄”成為法院干警的習慣。制度的籠子越扎越緊，清風正氣在法院系統不斷充盈。鮑衛忠、周春梅、邊曉斌等優秀法官群星閃耀，他們忠誠履職、挺膺擔當，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絕對忠誠，鑄就了新時代人民法官的精神豐碑。

從安源煤油燈下莊嚴的裁判委員會，到瑞金沙洲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法院；從艱難歲月里“馬背法庭”穿行溝壑，到新時代數字法院聯通山海；從新中國第一份判決書落筆，到如今群眾指尖輕點即可解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司法事業歷經一個多世紀，譜寫出一部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壯麗史詩。

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的新起點上，全國法院干警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黨建思想，進一步樹立正確政績觀，以昂揚向上的斗志、銳意改革的勇氣、司法為民的情懷，在新時代的趕考路上，續寫人民司法事業更加輝煌的華章！

來源 | 中國審判

編輯 | 陳曉琳

校對 | 羅冠明

審核 | 冼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