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科技圈最受關注的事件，莫過于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那份經審計的財報數據被披露，2025年全年營收130.7億美元，但歸屬于公司的凈虧損高達385.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600億元，平均每日虧損超過1億美元，每分鐘虧損約50萬元。
不過這一巨虧數字需要仔細拆解，385億美元賬面虧損中，大頭來自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從非營利組織向營利性公司轉制過程中，可轉換權益和認股權證負債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415.5億美元非現金減值。
這是會計準則層面的"紙面虧損"，并非真金白銀的消耗，剔除該部分后，真實經營性虧損約為80億美元。
即便如此，80億美元的年度運營虧損仍是沉重負擔，2025年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總成本和費用高達340億美元，其中研發投入191.8億美元，支付給微軟的算力相關費用達172億美元。
營收從2024年的37億美元增長至130.7億美元，增幅超過三倍，但收入增速仍遠不及支出擴張速度。
業內普遍測算，頭部通用大模型企業需要達到千億級年收入規模，才有可能實現穩定正向盈利，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當前的營收水平，距離這一門檻仍有較大差距。
在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財報引發討論的同時，馬斯克旗下企業的資本運作同樣引人注目，2026年2月，太空探索技術公司以全股票交易方式完成收購，合并后實體估值約1.25萬億美元。
同年6月，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完成史上最大規模首次公開募股，募資750億美元，估值約1.77萬億美元，7月初，正式更名為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此外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已與谷歌達成算力租賃協議——每月支付12.5億美元，谷歌每月支付9.2億美元，算力租賃正在成為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營收結構中的重要板塊。
面對行業持續燒錢、商業化進展緩慢的現狀，美國政界開始提出政府干預方案。
2026年6月18日，參議員桑德斯推出《美國智能主權財富基金法案》，提議對美國頭部公司征收50%的一次性股票稅，所得股份納入全民公共智能基金。
按當前市場估值計算，該基金規模預計約7萬億美元，每年可向每位美國公民發放超過1000美元分紅。
桑德斯的邏輯是：智能技術建立在全人類知識積累和大量勞動者創造性貢獻的基礎之上，不應被少數科技企業壟斷。
馬斯克公開反對強制收繳企業股權的方案，更傾向于直接向民眾開放普惠智能數字福利。
另據媒體報道，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執行官奧特曼已向美國政府提議，由主要智能公司自愿讓出約5%的股權注入公共財富基金。
美國此前長期批評他國產業扶持政策，如今其政界卻紛紛呼吁加大政府財稅干預，這一反差值得關注。
中美智能產業最直觀的差異體現在成本端，斯坦福大學《2026年智能指數報告》顯示，中美頂尖智能模型性能差距已縮小至2.7%左右，但成本差距仍然懸殊。
訓練成本方面，以模型為例，訓練費用約560萬美元，而美國同類模型的訓練成本往往達到數十億美元級別。
推理成本方面，中國智能模型的調用成本約為美國同類產品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均價低于美國產品約20%，有行業測算顯示，中國主流大模型的服務定價僅相當于美國同類產品的0.6%至2%。
這一成本優勢并非源于政府補貼，而是依托完整的產業鏈配套、規模化的算力基礎設施、西部地區的廉價電力資源以及充足的工程師人才儲備。成本競爭力是體系性的，而非政策性的。
市場數據印證了這一優勢的實際效果，2026年6月，平臺處理的開源模型占比升至65%，較年初翻倍。
中國智能大模型周調用量連續八周超過美國，位居全球首位，約80%的美國智能初創公司已采用中國開源模型進行產品開發。
咨詢公司埃森哲被迫喊停員工非必要的智能使用，當硅谷企業也開始對成本感到壓力時，中國模型的性價比路線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空間。
除算力成本和商業模式差異外，上游關鍵原材料的供應格局同樣構成中美智能競爭的重要維度，全球約90%的鎵產能和68%的鍺產量集中在中國，這兩種金屬是智能芯片和射頻器件的關鍵原料。
中國自2023年起逐步收緊相關物項出口，2026年7月進一步強化管制措施，原則上不予許可鎵、鍺、銻相關物項對美出口。
受此影響，鍺價從2023年的約1500美元/公斤上漲至2026年3月的6200至6300美元/公斤，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已公開表示，在得克薩斯州推進供應鏈自主化過程中遇到了實際阻礙。
美國雖然在推進"再生加"和海外替代產能建設，但短期內供給缺口難以填補，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客觀存在。
中美智能產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美國頭部智能企業高度依賴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持續融資，業務增長與資本預期深度綁定，實體產業落地節奏相對偏慢，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巨額虧損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的資本運作，都是這一模式的典型表現。
中國智能企業則更多聚焦制造、政務、工業等實體生產力場景，依托完整產業鏈穩步推進商業化落地收益，不追求短期內實現通用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突破，而是優先將智能轉化為可盈利的工具和產品。
長期來看，依靠持續融資維系的智能擴張模式能否在與扎根實體經濟、成本優勢突出的國產智能路線競爭中勝出，仍是全球科技行業持續爭論的議題。
可以預見的是，一方面智能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競爭的高度，美國政府不會完全放手不管，政商之間可能走向某種"公私合營"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耐心存在邊界，當投資人開始審視智能企業的真實盈利能力和現金流狀況時，行業調整和收縮將不可避免。
智能不是純粹的技術試驗，而是需要遵循商業邏輯的產業，能夠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將產品轉化為利潤的發展模式，更有可能經歷市場周期的檢驗。
中美智能競爭的未來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種發展模式的成本和效率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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