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為何心生警惕？

民智評論

作者：孫鍇軒，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4100字，預計閱讀時間12分鐘）

近日，火遍全國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新加坡上映。這部電影所寫本是寫中國人下南洋的一段家事。離鄉者遠赴異國，靠幾頁僑批報平安，也靠一點匯款維系故里生計；家中老人守著來信，盼的既是金錢，更是漂泊親人的音訊。

影片所取，不過阿嬤、鄉音、舊信、家常悲歡，并無疾言厲色，也無大張旗鼓的政治宣傳。

▲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圖源 / 微博）

然而片子一到新加坡，輿論界一片沸反盈天，斥責這部電影有“統戰”嫌疑。親情片何以生出這樣的風波，乍看近于杯弓蛇影；細看又不能全作無稽之談。

新加坡華人眾多，南洋移民舊事本就與祖籍、方言、會館、僑批相連。這些東西平日藏在家族記憶里，似乎平淡無奇，一經銀幕放大，便容易牽動另一層心事。

阿嬤的一聲鄉音，聽來只是親切；僑批上的幾行字，讀來只是辛酸。可在新加坡的歷史脈絡中，它們從來不只是私人往事。

新加坡何以對此格外敏感，還要從華人下南洋的來路、新加坡立國后的處境，以及文化根脈同國家歸屬之間那筆難算的舊賬說起。

僑批里的生計與人情

《給阿嬤的情書》之所以能動人，并不靠新鮮題材，而是碰到了一段南洋華人共同記憶。

粵閩兩省向來地少人稠，民生多艱；遇上荒年、兵亂、債務壓身，許多人便只得別父母、離妻兒，搭船南下，到暹羅、星洲、馬來亞一帶謀生。

后人說“下南洋”，有時容易說出幾分傳奇意味，仿佛出洋就是闖蕩世界、開基立業；可對當年的許多家庭來說，出洋首先不是風光，而是活不下去之后的另尋生路，是一家老小把指望交給一個遠行的人。

人到了南洋，家仍在故里。

碼頭上扛活，店鋪里學徒，小買賣里周旋，都不是輕松日子；可即便收入微薄，仍要從手中省下一點寄回家中。

僑批便在這種生活中有了分量。它不是普通家書，也不只是匯款憑據，而是銀信合一，錢與字同到。幾頁紙上寫平安冷暖，幾塊錢里系父母藥費、妻兒口糧、弟妹學資和家中舊債。

▲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圖源/微博）

隔著海路相望的親人，常年不得團聚，便靠這點銀錢和幾行字維持一個家的日用，也維持一個家的名分。

僑批里最重的，也不止銀錢。遠行者寫信，不言難處，只說尚可支撐；家中人收信，明知紙短，也要從字縫里猜測他在外頭過得如何。

報平安是情，寄家用是責，不能歸家是愧，年深日久之后，幾頁薄紙便壓住了一代移民說不盡的辛酸。

許多南洋華人的家族史，并非寫在堂皇篇章里，而是藏在箱底舊信、老人回憶、會館名冊和祭祖香火之中。

同僑批相連的，還有方言和會館。初到異鄉，舉目無親，最先能依靠的往往是同鄉。福建人找福建人，廣東人找廣東人；會館替人落腳，幫人謀工，也管婚喪祭祀和鄉里往來。

方言在這里便不只是說話聲音，而是認門認親的憑據。一句鄉音，能把陌生人變成自己人；一座會館，能讓遠行者在異地暫有依傍。南洋華人早年的生活秩序，很大一部分便由這些鄉緣、人情和生計慢慢撐起來。

由此再看電影里的阿嬤、僑批和潮汕話，背后有真實的下南洋，有離鄉者省吃儉用的艱難，有留守者盼信盼錢的酸楚，也有晚輩多年以后才讀懂的家族虧欠。

▲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圖源 / 微博）

影片所喚起的，不是憑空捏造的鄉愁，而是南洋華人歷史中本來就有的一段人情債。也正因為這段歷史有根有據，到了新加坡這樣一個華人居多、又不能放任華人來路自行伸展的國家，才會生出后來的紛擾。

華人居多，記憶卻要收束

下南洋的舊史一進入新加坡，便不能只當作幾戶人家的往事來看。

這個島國華人居多，街市、廟宇、會館、年節、飲食和華文教育之中，處處可見華人文化的痕跡；然而新加坡自立國以來，又始終不能順著人口數字，把自己說成一個“華人國家”。

這不是一句口號上的避諱，而是它立國處境所決定的分寸。華人文化可以在新加坡存在，也可以熱鬧，卻必須歸入新加坡這個國家名分之下，不能另起爐灶，更不能生出一條通向別處的歸屬之路。

新加坡如此謹慎，并非沒有緣故。它國小地狹，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同處一島，社會若要維持安定，便不能讓任何一個族群獨占國家敘事。

▲ 新加坡（圖源 / Google）

華人若憑人數優勢居于中心，其他族群自然會心生疑慮；馬來人和印度人若覺得自己只是多數族群秩序下的陪客，裂痕便會從學校、社區、職場和日常交往中慢慢顯出。

新加坡多年講多元，講秩序，講共同國家，當然有官方辭令的一面，卻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現實壓力。

周邊形勢又給這份謹慎添了一層重量。

新加坡身處馬來世界，旁邊是體量遠大于自己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小國，倘若處處顯出海外華人國家的顏色，鄰國疑心一起，內外便都要生波。

因此，新加坡反復申明自己是多族群國家，而不是南洋華人的政治歸宿。新加坡華人可以說祖先來自福建、廣東，可以過春節、祭祖、參加會館活動，也可以在家中講方言；可是一到國家這一層，答案不能含糊，首先只能是新加坡人。

也正因如此，華人記憶在新加坡向來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節慶可以過，廟宇可以拜，會館可以留，方言也可以在家庭、節目和懷舊活動中出現；這些東西甚至能成為新加坡多元社會的陳列，證明這個國家兼收并蓄、根脈豐富。

▲ 新加坡華人文化 （圖源 / Google）

可它們不能重新長成一條活的道路，把人的感情牽回新加坡之外的原鄉。新加坡可以接受華人文化成為遺產，卻不能容許這份遺產反過來動搖國家歸屬。

語言政策便能管中窺豹。早年華人移民所說的潮州話、福建話、廣東話、客家話、海南話，并不只是各說各的方音，背后連著鄉里、宗族、會館、商路和互助關系。

一個初到南洋的人，憑一句鄉音可以找同鄉，憑會館可以求落腳，憑舊網絡可以謀生計。

后來新加坡推行華語，又以英語主持公共生活，表面看是便利溝通，實則為了削弱方言幫群的舊勢力，把華人社會從宗族勢力中剝離，納入新加坡當局所建構的國家秩序之中。

▲ 2019 年新加坡 “講華語運動” 40 周年慶典 （圖源 / 新浪）

這套辦法確實幫助新加坡形成了更統一的社會，也使許多舊日華人記憶退到了較安全的位置。方言成了家中老人的聲音，或成了節目里的懷舊材料；會館成了地方史的一頁，更多承擔文化保存之名；下南洋的故事則被寫進教材、展館和節慶敘事里。

新加坡并沒有抹去華人歷史，它只是重新擺放了這段歷史。擺得出來，給人看得見，卻要擺在新加坡人這個總名分之下。

新加坡多年所做的，是把這段歷史放進一個安全的名目里。說它是傳統，可以；說它是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亦可；說它是華人先民艱苦奮斗的地方史，絲毫沒有問題。

可一旦這段歷史不再只是供人紀念的舊物，而是帶著鄉音、家書和親情重新回到觀眾眼前，新加坡的從容便少了許多。

它可以把華人文化擺進節慶、展館和旅游手冊，卻未必愿意看見華人文化順著自己的來路往深處走。

于是，爭議的苗頭便初見端倪。若說新加坡收束華人記憶，尚可說是出于立國處境的謹慎；那么一部親情片上映之后，便急著從阿嬤、僑批和潮汕話里辨認“統戰”氣息，就不只是謹慎，而近于失態了。

到這一步，新加坡防的究竟是電影，還是自己害怕的那段不愿被重新說起的歷史，便不言自明。

▲ 新加坡唐人街中帶有唐代佛教特色的寺廟 （圖源 / Hotels）

把阿嬤看成“統戰”，新加坡未免太緊張

一部講阿嬤的親情片，竟能讓新加坡極個別人如臨大敵，也算是這場風波里最有意思的一幕。

銀幕上不過幾封僑批、幾句潮汕話、幾段漂泊人家的舊事，老人念的是親人，游子寄的是家用，觀眾看的也是南洋華人家族里常見的悲歡。

可到了這些別有用心的人那里，這些平常物事忽然都深不可測起來：鄉音像暗號，家書像布置，親情也仿佛另有機關。

能從阿嬤的一聲嘆息里聽出政治風聲，這份警覺，實在細密得令人嘆為觀止。

新加坡有自己的難處，這一點當然可以理解。華人居多，又不能以華人國家自居；身處馬來世界，還要顧及國內多族群格局，這些都是立國以來繞不開的現實。

可是理解難處，不等于認可它把正常的歷史記憶都名列另冊。潮汕人下南洋，靠僑批維持家計，借方言保存親緣，這本是南洋華人社會自家長出來的血肉，并非域外主體后來編排的一套劇本。

如今電影把這段舊事重新講給觀眾，新加坡便急忙從中尋找“統戰”線索，倒像是自己先入為主了。

更耐人尋味的是，新加坡并不拒絕華人文化的光鮮一面。春節可以熱鬧，牛車水可以入鏡，廟宇、會館、飲食、華文教育都可以放進“多元文化”的漂亮相冊。華人文化若只供展覽、旅游和節慶點綴，自然賓主盡歡；可一旦它越過燈籠、牌坊和美食，追到祖籍、鄉音、僑批和下南洋的那段歷史，新加坡便忽然嚴肅起來。

▲ 新加坡慶祝中國傳統農歷新年 （圖源 / SCCC）

原來新加坡當局要的，是擺得整齊、光鮮亮麗的華人文化；至于那種有來路、有牽掛、有酸楚、有血脈的華人歷史，最好還是安安靜靜待在展柜里，不要自己開口。

“統戰”二字加在《給阿嬤的情書》頭上實在太過鄭重其事。照新加坡某些媒體所言，講僑批疑之，講方言疑之，甚至講阿嬤和籍貫也要疑神疑鬼，那么許多南洋華人恐怕都得先寫一份政治說明。

僑批里有養家的錢，有離鄉的苦，有不能歸家的愧，也有一代人咬牙撐住兩頭家計的辦法。把這些東西一概裝進政治框架里審查，看似耳聰目明，實則把活生生的歷史壓成了干巴巴的“黑材料”，也把普通人的情感看得太輕。

新加坡真正不愿面對的，恐怕是華人記憶并不能完全按國家需要修剪成盆景。它可以把方言放進博物館，把會館寫進地方史，把春節辦成熱鬧節慶，卻不能規定人們只記得經過篩選的那一段過去。

▲ 新加坡華人身份展覽 “Singapo人” （圖源 / The Occasional Traveller）

人有祖輩，家有來處，移民有離散之痛；這些東西平日可以沉默，一旦借電影、鄉音和舊信重新浮現，便不會只按官方敘事給定的邊界行走。

新加坡若對此格外不安，說明它心里也清楚，那些看似妥帖安放的舊物，其實并沒有完全失去溫度。

最諷刺的地方并不在電影有多么危險，而在新加坡某些人把自己嚇得不輕。阿嬤沒有舉旗，僑批沒有宣戰，潮汕話也不是攻城器械。真正草木皆兵的，是極少數一聽見鄉音便疑神疑鬼如臨大敵的人。

若一個國家連公民懷念祖輩這種事情都要反復掂量，連一部親情片都要拉到政治秤上稱輕重，那它所擔心的或許早已不是外來的影響，而是自己多年經營的身份敘事，經不起一封舊信、一聲鄉音和一個阿嬤的輕輕一碰。

結語

一部親情片，幾句潮汕話，幾封舊僑批，竟能讓新加坡一些人如臨大敵。阿嬤沒有舉旗，家書沒有檄文，銀幕上不過是南洋華人早年離鄉謀生、寄錢養家、盼信等人的舊事。

若連這樣的家族記憶都要被接受審問，那么可疑的恐怕不是電影，而是某些看過電影的人自己心中有鬼。

新加坡這些年把華人文化擺得很精巧。春節可以熱鬧，牛車水可以入畫，會館可以陳列，方言可以懷舊；可一旦這些東西帶著原鄉、僑批和移民苦路重新開口，它便立刻變了臉色。

說到底，新加坡怕的不是阿嬤，而是阿嬤身后那段沒有死透的南洋舊史；怕的不是電影有什么本事，而是自己小心修剪多年的身份盆景，經不起一聲鄉音吹動。

▲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圖源 / 微博）

撰稿：孫鍇軒

編務：王紫珊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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