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許多人談論能源轉型時的說法,仿佛這是一場對立:一邊是政府和學界中的綠色理想主義者,另一邊則是更“現實”的私營部門,后者相信化石燃料天然更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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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順著資金流向看,情況恰恰相反。根據國際能源署數據庫,自2015年以來,私人能源投資中流向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比例,已從大約50%降至28%。公共部門仍把大部分資金投向高污染能源,這一比例為53%,雖然較10年前的67%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
實際上,這還低估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國家支持碳基能源,不只是通過投資其生產環節,還通過補貼人為壓低其價格。這會鼓勵人們更多使用高污染能源,也會阻礙向更清潔、更便宜的替代方案轉型。
今年,這類國家支持很可能升至2022年以來最高水平。霍爾木茲海峽戰爭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氣成本,許多政府的首批應對措施之一,就是減稅并提高對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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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上周發布的一項研究,這些措施的成本今年可能升至約1.1萬億美元。如果全年原油均價達到每桶110美元,這一數字還可能攀升至1.43萬億美元。這幾乎與2022年烏克蘭戰爭爆發當年用于此類補貼的支出相當。
無論最終數字是多少,今年政府向化石燃料體系注入的現金支持,都會接近公共和私人投資者愿意投入這一體系的總投資額。對于一個自稱遵循資本主義供求規律、而非國家主義中央計劃的行業來說,這種局面頗不尋常。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政府采取這樣的做法,或許并不令人意外。該政府已投入7億美元公共資金以恢復煤炭開采,另撥出10億美元,某種意義上可視為一種“反補貼”,目的是鼓勵道達爾能源及其共同投資者退出海上風電租約,轉而把資金投向油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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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驚的是,在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約10年后,這種現象遠不止美國一國。歐盟通常被視為綠色政策的重鎮,但其2024年化石燃料補貼達到970億歐元,約合1100億美元,明顯高于投向可再生能源的760億歐元。
英國也是如此。如果你想用熱泵為住宅供暖,接入其68%為清潔電力的電網,那么由于電價形成機制中的一些安排,你實際上要為每千瓦時電力支付隱含的碳價。可如果你使用鍋爐,燃燒100%的高污染天然氣,則無需為排放支付一分錢。這也是為什么英國一直難以說服家庭用戶相信,改用熱泵在經濟上是劃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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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清潔能源也得到補貼,但規模遠遠無法與國家投向化石燃料的支出相比。國際能源署另一項數據庫追蹤了自2020年以來各國推出的1000多項政府能源支出政策,結果顯示,低碳電力獲得的支持僅為4800億美元,更清潔的交通方式如電動車獲得6180億美元。而“能源可負擔性”支出——其中大部分用于降低石油、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就占了總額的三分之一,達到9390億美元。
如果把公共投資和公共補貼合并計算,2015年流向化石燃料體系的全部資金中,約59%來自納稅人。到2025年,這一比例已升至68%,并在2022年一度高達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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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支持無處不在,以至于多數地方的人們甚至不會注意到,更不會質疑它。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各國政府不應繼續給能源轉型“添堵”。隨著氣候緊急狀況加劇、熱浪奪走數千人生命,這類支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加碼:一邊繼續扶持高污染燃料,一邊又通過關稅和監管給清潔能源增加負擔。
正如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說,判斷未來最好的依據,不是中央規劃者的指令,而是私營部門在現實價格信號作用下作出的無數支出決定。眼下,私營部門正把越來越多資金投向未來的能源體系,而國家卻在打一場保衛過去的遲滯之戰,試圖托住舊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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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早該停止用納稅人的錢為一個走向衰落的化石燃料經濟提供溫床。讓自由市場真正發聲,清潔能源的潛力才可能被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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