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憲政危機！印度議會硬剛最高法院判例，前法官身份成謎團

前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法官亞什萬特·瓦爾馬的案件，因人民院議長奧姆·比爾拉決定在7月20日議會復會后提交調查委員會報告，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憲法難題。2025年3月，瓦爾馬在德里高等法院任職期間，其位于德里的官邸被發現有來歷不明的現金，隨后面臨彈劾程序。4月9日辭職后，他交還了與法官職務相關的官方待遇和特權，不再領取法官薪資，并恢復了在律師協會的注冊，依法可以重新從事私人法律執業。

不過，他的養老金和其他離職待遇至今尚未發放。問題在于：如果瓦爾馬已不再是法官，議會還能否通過彈劾程序審議罷免他？而如果他仍然保有法官身份——這是啟動彈劾的前提——那么這一憲法地位又如何與他已恢復私人執業資格、并交還幾乎所有法官職務相關權利和責任的現實并存？

這兩個問題，正是比爾拉周六宣布將在季風會議期間向議會提交調查瓦爾馬指控的三人委員會報告后，這場前所未有的憲法悖論的核心。這項調查起源于2025年3月的指控：當時瓦爾馬還是德里高等法院法官，其德里官邸內被發現有來歷不明的現金。瓦爾馬始終否認知曉或擁有這筆錢，稱相關指控是抹黑他的陰謀，并堅稱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家人，都沒有把現金放在現場。

但最高法院內部調查小組認為他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時任印度首席大法官桑吉夫·卡納因此建議行政部門采取行動。這直接推動了議會罷免程序的啟動。2025年7月，兩院均有人提出相關動議。人民院受理了動議，并繼續組建調查委員會；聯邦院則以程序存在瑕疵為由，沒有受理平行動議。不過，在調查進行期間，瓦爾馬于4月辭職。

議長的這一宣布，距離瓦爾馬提交立即生效的辭呈已近3個月，也重新引發了一場遠超單一法官命運的法律爭論。爭議焦點在于：規范法官辭職、議會罷免程序的憲法架構，以及一個憲法程序在另一個程序看似已經結束后，是否仍能繼續存在。

與以往針對法官的彈劾程序不同，議會如今面對的是一片尚無先例可循的憲法地帶。一方面，最高法院1978年一個憲法法庭判決認為，高等法院法官辭職是一種單方憲法行為，無需任何機關接受，并自法官本人選定的日期起生效。另一方面，政府顯然仍決定推進議會程序，其依據之一是：法官的辭職尚未由行政部門正式處理，而且他的名字仍出現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官方網站上。

除他的名字仍出現在法院名冊之外，幾乎所有客觀跡象都指向相反結論。瓦爾馬辭職后沒有再履行任何法官職能。他已交還現任高等法院法官可使用的官方待遇、車輛和其他設施。《印度斯坦時報》查閱到的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登記處內部通信顯示，在交還與法官職務相關的官方資產和福利后，他也已獲得必要的無異議證明。

更關鍵的是，瓦爾馬已恢復在律師協會的注冊，因此按照現行監管框架，他隨時可以重新從事私人法律執業。這一身份與其同時繼續擔任在任高等法院法官這一憲法職務存在根本沖突。他的薪資已經停止發放，養老金尚未開始發放，公積金和團體保險待遇也仍未支付，顯示行政層面的處理本身也陷入兩難。

由此形成的局面構成了一個憲法悖論。從實際和制度層面看，這名法官似乎已經離任；但議會顯然正準備審議，是否應通過罷免這一非常程序，剝奪他似乎已經放棄的那個職務。憲法背景只會進一步加深這種矛盾。印度憲法第217條規定，高等法院法官可以“親筆書寫并致函總統”提出辭職。與通常須由主管機關接受后才生效的政府公務員辭職不同，憲法并未設想高等法院法官辭職還需被接受。

這一差別，在最高法院1978年“印度聯邦訴戈帕爾·錢德拉·米斯拉案”的五人憲法法庭判決中得到了權威闡釋。該判決如今已成為圍繞瓦爾馬辭職討論的核心。五人法庭認為，高等法院法官享有“單方的憲法辭職權”，適用于一般公職人員辭職的通常原則并不適用，因為法官不是行政部門的雇員，而是憲法職務承擔者。多數意見明確指出，如果法官辭職立即生效，那么憲法關系自法官本人選定之日起即告終止，總統接受并不是憲法要求。

判決還區分了憲法職務與一般公共雇傭關系，強調總統在任命法官時履行的是憲法職能，而非傳統意義上的雇主角色。該案起因于一名法官試圖在預定生效日前撤回辭職。憲法法庭認為，這種附未來生效日期的辭職，在指定日期到來前仍屬“未生效”或“沉默”狀態，因此可以在該日期前撤回。

但一旦法官選定的日期到來，辭職便自動生效，因為法官已通過自己的憲法行為切斷了與職務之間的聯系。這一憲法表述之所以再次變得重要，是因為瓦爾馬的辭職信明確寫明“立即生效”。接下來的憲法問題看似直接，但答案未必簡單。

如果根據第217條，辭職已立即生效，那么依據憲法第124條第4款、第217條第1款第2項以及《法官調查法》建立的機制——其唯一目的就是決定是否罷免一名在任法官——在該法官已經不再任職后，是否還能繼續運作？《法官調查法》的制度設計似乎完全指向一個憲法后果：罷免。

該法建立了一套復雜的事實調查機制，用于判斷議會是否應因“經證實的不當行為或無履職能力”建議罷免法官。它并未設想低于罷免的紀律處分，也沒有明確規定在憲法職務本身已不復存在后，程序仍可繼續。

根據若干司法判例，憲法中的“罷免”一詞，必然以擬被騰出的職務仍然存在為前提。一旦辭職生效，罷免的對象本身就消失了，因為議會不可能將一個人從他已不再擔任的職務上罷免。2011年，法官P·D·迪納卡蘭在彈劾程序待決期間辭職后，依據《法官調查法》設立的調查委員會被解散，最終也沒有向議會提交報告。

同樣，針對蘇米特拉·森法官的程序，在他辭去加爾各答高等法院法官職務后實際上也告終止，盡管聯邦院當時已經通過建議罷免他的動議。不過，瓦爾馬案在程序上有一個重要區別。與此前案件不同，調查委員會在他辭職后仍繼續工作，并于5月向人民院議長提交了一份密封報告。

議會只是將這份報告作為制度記錄提交，還是會進一步推進罷免程序，可能將決定議長此次宣布的憲法意義。一些政府官員將此事稱為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理由是辭職尚未被正式處理，而且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網站仍將他列為在任法官。但這一立場本身又引出了新的憲法問題。

如果行政部門尚未采取行動，就足以推遲辭職的法律后果，這是否與憲法法庭關于第217條下辭職屬于單方憲法行為、不依賴總統接受的結論相符？同樣，如果瓦爾馬在辭職后仍繼續擔任憲法職務，那么這又如何與其恢復律師資格相協調？

按照適用的監管框架，這一資格現在使他可以隨時恢復私人法律執業，而這通常與同時擔任在任高等法院法官并不相容。因此，議長的宣布所重新開啟的，不只是一起調查，也包括關于辭職本身的憲法含義、議會罷免權的邊界，以及一名法官究竟在何時真正不再占有司法職務等懸而未決的問題。

如果議會最終決定不止于提交報告，而是在瓦爾馬已經辭職的情況下仍試圖推進罷免程序，印度可能將首次迎來一場具有權威性的司法審查，以判斷議會的彈劾管轄權是否能在其試圖罷免的法官已經通過憲法程序離任后繼續存在。在此之前，議長的決定讓印度面對一幕不同尋常的憲法景象：一名法官在實踐中已經交出職務，但其法律地位仍是近年來最重要的憲法爭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