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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新領軍者年會召開前夕,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26年能源轉型指數》報告,報告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全球能源轉型的動能正在“失速”。
這份由世界經濟論壇與埃森哲合作完成、覆蓋120個國家、44項指標的報告,建立在過去16年基準研究的基礎上,從公平性、可持續性與安全性三大維度評估能源系統表現,同時考量政策、融資、基礎設施及創新等關鍵賦能因素,總得分由系統績效(60%)與轉型準備度(40%)加權得出。
結論清晰而警醒——盡管2025年全球能源投資總額達到創紀錄的3.3萬億美元,其中2.3萬億美元涌向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長近800吉瓦,但全球向更可持續、公平且安全的能源體系邁進的轉型進程已然停滯。轉型準備度出現了十余年來首次下降,資金投放規模與各國轉型準備度的脫節持續加劇,這也意味著單純依靠資金投入已難以持續推進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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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26全球能源指數》報告中2017~2026十年間ETI(能源轉型指數)區域分數的變遷圖。橙色為發達經濟體,綠色為新興亞洲,深藍色為新興歐洲,淺藍色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粉紅色為中東、北非和巴基斯坦,紫色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圖片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6全球能源指數》報告
創紀錄投資為何未能筑牢安全底線
今年初,霍爾木茲海峽能源運輸中斷,成為檢驗全球能源體系韌性的“極端場景”。
報告認為全球能源體系早已不堪重負。問題的根源在于三重結構性失衡。
一是“重發電、輕電網”的基建失衡。盡管202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長近800吉瓦,但全球仍有超過2500吉瓦的項目處于并網排隊狀態,涵蓋可再生能源、儲能設施以及數據中心等大型新用電負荷領域。電網投資遠遠滯后于發電資產投資,這種結構性失衡意味著“清潔電發得出、送不走”正在成為常態。報告認為,“挑戰已從提升發電容量轉向將其整合到日益復雜的電力系統中。”
二是“資本扎堆、需求錯配”的空間失衡。約75%的清潔能源投資仍集中于少數經濟體,而承擔未來約80%電力需求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融資成本高出2~3倍。報告強調,資金投放規模與轉型準備度的脫節“持續加劇”。過去十年間,新興市場在全球清潔能源投資中僅占約18%。
三是“需求狂奔、系統承壓”的節奏失衡。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在2025年增長了1.3%,低于2024年的2.2%;而電力需求的增長更為迅猛,2024年增長4.4%,2025年攀升至3%。這一增長主要由電氣化、制冷技術、數字基礎設施以及人工智能推動。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資總額達到1.5萬億美元,數據中心用電量約為486太瓦時;預計到2030年該數值將升至約945太瓦時;若情景最為樂觀,到2035年甚至可能突破1700太瓦時。算力的盡頭是電力,電力的壓力在電網,這一鏈條正在成為轉型的“硬約束”。
報告指出,供應風險疊加各類結構性約束,給各國帶來持續加重且分布不均的發展壓力,深刻影響能源供給可負擔性、體系韌性與長期可持續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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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視覺中國
六成國家進步,但均衡推進者僅占1/4
2026年,能源轉型指數總得分同比僅增長0.03%,基本持平。系統性能提升的效果被轉型準備度下降(-0.76%)所抵消。盡管有56%的國家實現了綜合得分上漲,但均衡發展格局愈發集中,僅1/4的國家在安全性、可持續性、公平性三大維度上同時取得進步。
首先,金融與投資領域跌幅最為顯著(-1.8%)。盡管清潔能源總投資達2.3萬億美元,2025年全球能源轉型領域投資同比增長8%,但可再生能源投資下降了9.5%。
其次,監管環境與政治承諾減弱(-1.2%)。其7個核心指標中有6個呈現廣泛且持續的下滑趨勢,其中政策穩定性下降2.1%,經濟自由度下降1.6%。這一趨勢在美國、英國、荷蘭等發達經濟體和哥倫比亞、亞美尼亞等新興經濟體中均普遍存在。截至2025年,多個國家推遲或弱化了國家自主貢獻的更新工作。
最后,創新活力顯著下降(-1.1%)。與環境相關的技術擴散率在十年間下降了29.2%,2026年還將進一步下降9.6%。碳捕集、氫能源及長時儲能技術的推廣速度明顯放緩。報告指出,創新挑戰不在于創新不足,而在于其傳播效率低下——目標市場數量持續減少。
教育與人力資本是唯一改善的準備度指標(增長2.0%),主要得益于全球人才競爭力的提升(5.4%)以及清潔技術領域就業崗位的增長(2.5%),但這遠不足以抵消整體下滑。
安全性指標出現下滑(-0.9%),成為唯一惡化的系統績效維度,主要受可靠性與供應狀況惡化的影響。報告強調,這些負面趨勢早于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充分表明成本優勢的提升可能迅速逆轉,并加劇了需要結構性解決方案而非單純周期性應對措施來解決的系統性脆弱性”。
報告指出,清潔能源的部署速度持續加快,但排放量尚未下降。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占全球發電總量42%,高于2024年的40%。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增長了9%,遠超過去十年6.4%的平均增速。然而,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保持穩定,約為380億噸,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則小幅上升至創紀錄的60.6億噸CO2當量。報告判斷,當前全球能源體系正處于“補充而非替代階段”,即使清潔發電能力不斷提升,化石燃料需求仍維持在或接近歷史高位。
北歐領跑,中國大規模推進,各區域進展分化
從國別排名看,北歐國家繼續領跑,瑞典連續第三年位列榜首,芬蘭和丹麥緊隨其后位列二、三。前20名中共有14個發達經濟體,但整體趨于停滯,平均總分同比僅小幅上漲0.2%。G20經濟體中有6個入圍前20:德國(第9位)、法國(第10位)、英國(第11位)、中國(第14位)、巴西(第17位)、美國(第19位)。
中國仍以空前規模推進能源轉型。報告顯示,中國ETI(能源轉型)得分從2017年的61.1升至2026年的66.9,在能源體系的各個維度均有所提升:能源強度顯著下降,清潔能源發電占比幾乎翻倍,能源可負擔性也得到增強。這一進展得益于持續的產業政策、日益嚴格的能效標準以及十年間增長至800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投資。2025年,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投資6270億美元,天然氣批發價格下降了17.9%,排放強度降低了3.8%。隨著中國推進高質量能源發展,系統集成能力建設成為當務之急。
葡萄牙的案例令人印象深刻,ETI評分從2017年的59.2升至2026年的66.7。該國2021年已完成強制性的煤炭淘汰計劃,通過競爭性可再生能源拍賣使太陽能裝機容量自2017年以來增長了440%,修訂后的《國家能源與氣候計劃》將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目標提升至2030年的93%,并將碳中和目標期限提前至2045年。過去十年間,可再生能源在葡萄牙電力結構中的占比從51%上升至71%。
新加坡憑借新法規和政策支持排名躍升10位,成為上升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整體進步幅度最大(ETI提升1.2%),成為僅有的兩個準備度改善區域之一,得益于監管改革、投資增長和能源可及性改善,納米比亞等國也推動了這一趨勢。拉丁美洲因轉型準備度下降而有所減弱。中東和北非地區排名下降了0.9%,原因是政策推進力度減弱、基建投資缺口較大拖慢轉型進程,但沙特阿拉伯依托雄厚資金和可再生能源部署表現亮眼。
“安全驅動”投資邏輯從成本最優到韌性優先
埃森哲全球行業與企業業務負責人穆克西特·阿什拉夫指出:“能源轉型正進入一個更具顛覆性和挑戰性的階段,使企業韌性成為商業領袖日益關注的優先事項。依托技術與人工智能提升適應力、加強決策能力、有效應對變局,將更能駕馭不確定性,并維持長期增長。”
這一判斷在投資端得到印證。報告指出,地緣政治碎片化與能源安全問題正日益塑造著轉型路徑。到2025年,地緣經濟對抗已超越氣候變化,被列為最嚴重的短期全球風險。報告統計,貿易限制措施急劇擴大,影響全球貿易額達2.6萬億美元,是2024年的3倍。安全關切已超越燃料和電力領域,涵蓋關鍵礦產、供應鏈、基礎設施韌性以及應對氣候與地緣政治沖擊的能力。
報告認為,資本配置經歷了結構性轉變:75%的清潔能源投資集中于少數市場,凸顯持續存在的地域分布失衡。資本正變得更具選擇性且以風險為導向,集中于監管框架穩定且風險感知較低的市場。這種集中趨勢正在強化一種結構性差異的轉型過程——擁有更完善體系和機構的國家擴張速度更快,在自我強化機制中吸引更多資本。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成本仍比發達市場高出2~3倍,過去十年間在全球清潔能源投資中僅占約18%。
報告指出,目前各國都將供應安全與韌性置于優先地位——即便這會增加成本、延緩技術普及或至少在短期內阻礙脫碳進程。其結果是轉型過程呈現出更加區域化且不均衡的特點:某些方面更為穩健,但整體進程更緩慢、成本更高,并且越來越受到結構性不平等的影響。這種不平等決定了哪些經濟體能夠保持轉型勢頭。
從“愿景”到“交付”的三項優先行動
世界經濟論壇能源與材料中心總負責人羅伯托·博卡總結道:“在地緣經濟局勢日趨動蕩的大背景下,能源安全、供給可負擔性與體系韌性是維持進展的關鍵。要縮小愿景與落實之間的差距,就需要更堅實的基礎,包括打造多元抗風險的能源體系、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引導資本精準流向資金缺口最大的市場。”
報告明確提出了三項優先行動。
第一,將韌性和安全嵌入能源系統設計。以提升安全性、可負擔性和韌性作為發展基礎,覆蓋燃料、電網及供應鏈各環節;在能源體系規劃階段便需考量多元化和抗風險能力,而非在危機后被動補救;在燃料、進口伙伴、供應鏈和關鍵礦產方面實現多元化,建立戰略儲備,確保替代運輸路線;對能源系統進行復合性中斷情景的壓力測試,評估在同時發生供應中斷與極端天氣等情境下的燃料充足性、儲存保障能力、發電廠容量及需求響應準備情況。
第二,打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基建與審批。通過簡化審批流程并縮小部署與系統集成之間的差距,打通資源配置通道。超過2500吉瓦項目排隊并網的現狀,要求決策者簡化審批流程、優化電網連接機制,并優先投資于數字化電網管理系統。實現申請流程數字化,采用動態線路容量評估等數字化工具提升輸電容量;同時,加速儲能、需求響應及靈活發電能力建設,確保系統在供應波動和需求增長情況下穩定運行。
第三,恢復投資吸引力,定向引流。借助穩定的政策環境、可靠的監管機制以及更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增強投資吸引力,將資金精準投向最需要的地方。鑒于資本流向高度集中,需通過穩定政策框架和混合融資機制降低新興經濟體投資風險。報告特別強調,需依托穩定政策框架引導定向資本流動,重塑行業投資吸引力,重點向承載未來需求增量的新興經濟體傾斜。公共擔保和混合融資方式對降低新興經濟體資本成本至關重要;擴大對下一代技術的研發資助力度,涵蓋長期儲能、電網數字化及工業脫碳等研發進展放緩的領域。
報告同時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提供了具體行動框架。對政府領導人,報告建議審視能源安全是否被納入長期系統設計,最脆弱的經濟體和家庭是否得到充分保護,監管穩定性和產業戰略是否正被設計為過渡性資產。對企業領導者,報告建議全面梳理能源價值鏈各環節并進行復合性風險壓力測試,系統集成能力是否獲得足夠的戰略投資,關鍵礦產資源與清潔技術供應鏈風險是否應被視為結構性而非周期性問題。
全球能源系統正在經歷一場“根本性轉型”。這不是用更清潔的替代能源逐步取代化石燃料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場系統性變革——必須在日益嚴峻的壓力下平衡能源安全、成本可控性和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核心問題是在現有安全壓力下,能否大規模部署所需的基礎設施、制度框架和供應鏈體系。
“加強基礎工作的窗口期仍然存在,但正在縮小;采取行動者與未采取行動者之間的差距已在數據中顯現。”報告警示,那些現在就投資于系統性基礎建設的國家和地區,很可能在未來十年內主導轉型進程的速度與地域分布格局。同步落實上述三項舉措的國家,更有條件在風云變幻的全球格局中,將當下的各類發展壓力轉化為長期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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