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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前告訴市場未來利率路徑,會不會反而限制美聯儲的行動?沃勒的答案是“會”。他認為,當前瞻性指引失去靈活性,就可能拖慢政策調整,必要時甚至應該放棄使用。
周一,美聯儲理事沃勒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變化世界中貨幣政策傳導的挑戰”會議上發表講話。
他表示,貨幣政策制定不能機械套用歷史經驗,而應立足當前經濟的“初始條件”判斷政策效果。此外,他說,前瞻性指引雖然能夠提前影響市場、加快政策傳導,但如果過于僵化或面對多種可能的經濟情景,反而可能束縛決策、延誤政策調整,因此應保持足夠靈活,必要時甚至不宜使用。
美聯儲近期正重新審視前瞻性指引的作用,并且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工作小組來研究這個問題。新任主席沃什認為,過于明確地引導市場預期未來利率路徑,會削弱貨幣政策靈活性,并可能在經濟形勢變化時損害央行公信力,因此主張淡化甚至取消此前常見的前瞻性措辭,轉向更加依賴實時經濟數據的決策模式。
沃勒講話全文翻譯
感謝Isabel,也感謝主辦方邀請我參加這場討論。
隨著晚餐時間臨近,我想分享兩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近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影響我面對當前挑戰時對適當政策行動的判斷。
第一個觀點是:初始條件至關重要。要決定政策下一步應當如何調整,首先必須清楚當前所處的位置。這里所說的“初始條件”,指的是當前正在發生的情況,而不是過去經驗的平均值。
這一點是在美國疫情后通脹迅速飆升期間讓我深刻體會到的。根據歷史經驗,相當一部分經濟學界人士認為,要通過迅速收緊金融條件來壓低通脹,必然會導致失業率大幅上升。雖然這一判斷很好地概括了歷史規律,但到了2022年,它卻無法準確預測貨幣政策收緊后的實際結果,因為當時的初始條件與歷史時期截然不同。
具體而言,勞動力供給遭遇負面沖擊,同時財政和貨幣刺激推動經濟強勁擴張,兩者共同作用,使得2022年初職位空缺與失業人口之比達到2,這一水平此前從未出現過。這一職位空缺的初始狀態,對于理解貨幣政策收緊將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
從歷史來看,勞動力需求變化對職位空缺的影響通常較小。但2022年至2023年的情況并非如此。雇主在降低勞動力需求時,并沒有大規模裁員,而是大幅削減招聘崗位。正如我在2022年5月所預測的那樣,結果只是失業率出現了溫和上升。
與此類似,在評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時,還必須考慮經濟沖擊和貨幣政策沖擊最初的規模及其突發性。經濟學家通常采用基于歷史數據估計的線性模型。這類模型往往預測,例如,利率沖擊翻倍,其對經濟的影響也會翻倍。但大規模沖擊會引發行為變化,從而以非線性的方式改變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在座的經濟學家會意識到,這實際上是Lucas批判(Lucas critique)的一個應用。
首先,我在2023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在2022年至2023年異常快速地收緊貨幣政策,將促使經濟主體行為更快發生變化,因此貨幣政策通常存在的長時滯可能會明顯縮短。
其次,有關“理性忽視”(rational inattention)的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會忽略經濟環境中的小幅變化,卻會對重大變化作出反應。例如,如果重大沖擊促使企業提高調價頻率,那么菲利普斯曲線就會變得更加陡峭,從而改變貨幣政策向通脹以及實體經濟傳導的方式。
2021年至2022年的經驗充分說明,央行決策者必須高度重視初始條件。對于在座的學者而言,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動態規劃問題。要確定未來最優的政策路徑,首先必須知道自己的起點在哪里。因此,在確定最優政策路徑時,我們會將當前狀態變量列入價值函數,而不會將狀態變量的“歷史平均值”列入價值函數。
第二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近期備受關注的話題——就未來貨幣政策路徑提供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
我仍然認為,前瞻性指引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具,它曾在一些時期顯著增強政策效果,未來仍將發揮重要作用。但前瞻性指引更多是一門藝術,而非科學,有時它反而會妨礙而不是促進政策制定。
當它發揮作用時,前瞻性指引能夠比單純調整政策利率更快改變經濟環境。例如,2021年9月,委員會釋放信號,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收緊政策。盡管直到2022年3月我們才真正調整政策利率,但從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中旬,兩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已經累計上漲近200個基點。這意味著,市場提前完成了相當于約6個月的政策傳導,而通常人們認為,實際加息200個基點需要12至24個月才能完全影響經濟。
但如果前瞻性指引過于強烈或過于僵化,它也會削弱政策傳導效果。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2020年9月采用的前瞻性指引。當時委員會表示,只有當經濟達到充分就業、通脹升至2%,并且“有望在一段時間內適度高于2%”時,才會開始退出有效利率下限。此外,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還表示,在縮減資產購買(tapering)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不會啟動加息。
然而,在整個2021年,盡管通脹迅速升至遠高于2%的水平,失業率也快速下降,這一指引始終沒有調整,使公眾不斷猜測所謂“一段時間”究竟意味著多久。最終,這一限制性前瞻性指引束縛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2021年的政策操作,不必要地推遲了加息時點。
當前瞻性指引所面對的是多個具有較高發生概率、且分別對應不同政策路徑的經濟情景時,它同樣會帶來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些情景按概率加權平均,當作“基準情景”,再據此提供前瞻性指引。
舉個例子:我正在開車,來到一個十字路口,信號燈變黃了。我可以在路口前停車等待,也可以直接通過路口繼續前行。但我的“基準情景”絕不會是把車停在路口中央。
面對這種存在明顯分歧的發展路徑時,前瞻性指引就很難有效發揮作用,因此它的價值也會隨之下降。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前瞻性指引能夠幫助加快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但如果缺乏足夠靈活性,它反而可能阻礙政策傳導。而在某些情況下,最好的選擇是根本不要使用前瞻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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