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陸棄
7月3日前后，中國外交部網站發布消息稱，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在6月30日于馬尼拉與菲律賓外交部官員舉行工作磋商。雙方在會談中釋放出一定緩和信號：菲方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表示愿意管控分歧、避免誤判，并承諾通過建設性方式處理雙邊問題。然而就在外交互動釋放“降溫”信號的同時，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7月4日訪問加拿大期間，卻公開對中國對菲國防部長制裁表達不滿，批評相關措施“無助于局勢”。一邊強調對話與穩定，一邊延續對抗與指責，這種明顯分裂的政策姿態，再次將菲律賓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推至臺前。
這種矛盾并非突發，而是一種持續外顯的結構性特征。從外交部門的表述來看，菲律賓仍在強調雙邊關系的重要性，試圖維持基本政治框架的穩定，尤其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保持既有承諾。但在另一條軌道上，安全與軍事部門的動作卻不斷強化對抗邏輯，圍繞南海問題引入外部力量、強化前沿存在，使得政策執行層面持續偏離外交語言所構建的敘事框架。言辭與行動之間的落差，使菲律賓對外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雙軌并行”。
這種分裂的根源，首先在于菲律賓國內政治結構的多中心化特征。外交體系、國防體系與總統政治團隊之間，在安全議題上并非完全協調一致，不同機構基于各自利益與對外依賴關系形成不同敘事。外交部門更傾向于維持東盟框架下的穩定環境，而安全部門則更強調與域外力量的協同與威懾邏輯。在缺乏統一戰略定力的情況下，對華政策自然容易在不同部門之間被拉扯，形成“語言溫和化、行動軍事化”的錯位格局。
其次，這種搖擺也與菲律賓對外戰略依賴結構有關。在南海議題上，菲律賓越來越深地嵌入外部安全網絡，通過與域外大國加強軍事合作來提升自身議價能力。然而這種依賴并未轉化為穩定的安全收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國內政策的分歧。外部力量介入帶來的是資源與支持，同時也帶來戰略預期的分化：當外部安全承諾增強時，國內強硬聲音往往上升；而當對話渠道開啟時，外交部門又不得不回到現實約束中進行調整。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南海議題在菲律賓國內已經高度政治化。圍繞海洋權益、漁業資源以及國家主權敘事的討論，逐漸演變為國內政治動員工具，使對華政策不再僅僅是外交問題，而成為國內政治競爭的一部分。在這種背景下，“強硬姿態”更容易獲得短期政治支持，而“務實緩和”則常常被置于輿論壓力之下。這種結構性激勵，使政策搖擺成為一種常態，而非例外。
現實層面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首先是對區域穩定預期的削弱。當一個國家在同一議題上對外釋放相互矛盾的信號時，其政策可信度會被不斷稀釋，外界難以判斷其真實底線與行為邊界，從而增加誤判風險。其次，這種不一致也影響東盟內部協調機制的運作效率，使集體共識更難形成。東盟本就強調協商一致，一旦成員國內部立場搖擺，其協調成本將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菲律賓國內社會層面的反應也并非單一方向。部分輿論與民間團體對持續緊張的海上局勢表達擔憂，尤其是漁業群體，對作業環境變化的敏感度更高。這種現實利益層面的反饋，與部分政治精英的強硬敘事形成對比，使國內政策共識更加難以凝聚。即便在政府內部，對未來政策走向也存在不確定預期，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會進一步強化搖擺趨勢。
從外部觀察來看，這種“兩副面孔”的政策結構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其根源并不在單一決策者，而在制度分散性、外部依賴性與國內政治激勵結構的疊加作用。在多重約束之下，菲律賓對華政策更可能在“緩和—對抗”之間循環波動，而非走向線性收斂。
但這種循環并非沒有代價。政策的不穩定性將持續消耗外交資源，也會削弱其在地區事務中的協調能力。當一個國家既希望通過對話維護經濟與政治穩定，又不斷通過對抗性行動抬高沖突風險時，其戰略空間會被逐步壓縮，最終可能陷入被動調整的局面。
未來的關鍵，不在于是否選擇某一方向，而在于是否能夠建立統一且可執行的政策框架，使外交、軍事與經濟部門在同一戰略邏輯下運作。否則，“兩副面孔”不僅是對外的表述問題，更可能成為內部治理結構長期失衡的外在表現。而在高度敏感的地區環境中，這種失衡本身，就足以成為新的風險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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