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刻板印象！一眾香港姑娘，在內地尋得安穩歸宿？

河南鄭州，清晨六點半，鄭紫琳的手機鬧鐘準時震動。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當這時候她會先窩在被窩里刷十分鐘手機，再慢悠悠爬起來熱一份簡單的早餐。

這是她一天里完全屬于自己的一小時。

七點半，鄭紫琳叫醒四歲的大兒子，母子倆洗漱出門。她去幼兒園教英語，兒子就在同一所幼兒園上學。這樣的日子，鄭紫琳已經過了快五年。

整個白天都被工作和育兒填得滿滿當當。放學后要送大兒子去上課外班，街舞、游泳輪著來。晚上回家要陪著兩個小朋友玩耍，到了十點再陪大兒子完成固定的學習內容，等兩個孩子全部洗漱睡著，往往已經十點半。

很少有人會把眼前這個能熟練和家長聊育兒、用河南話閑聊的英語老師，和香港女孩聯系起來。

1994年，鄭紫琳出生在香港馬鞍山。那是香港最普通的市民片區，家里三個孩子，鄭紫琳排行老二，姐姐大她兩歲，弟弟小她將近九歲。她的家是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公屋，沒有公攤面積。一家五口加上奶奶擠在三個房間里。她和姐姐擠一間小臥室，奶奶住一間，父母帶著年紀最小的弟弟住一間。

“在香港，一個人一間房是很奢侈的事。”鄭紫琳笑著說。

2026年初，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發布數據，2024年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登記數首次突破一萬宗，達10712宗，創下33年來歷史新高，占跨境婚姻的比例也升至40%。

這組最新數據，讓“港女北嫁”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在成都一間60平方米的民宅頂樓里，房子裝修簡陋，一到下雨天屋頂就漏水。懷大寶的時候，林杉杉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滴落的水珠，大半夜還要大著肚子移床的位置，心里五味雜陳。在這間出租屋里，林杉杉老公經常煲湯。（受訪者供圖）

“北嫁”，是對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并遷居內地定居這一跨境婚戀現象的統稱。因內地整體地處香港以北，民間便將這類婚嫁選擇概括為“北嫁”。

彭萍如今在北京定居生活。當年她收拾行李只身北上，到北京僅三個月，就和廣西籍的舞蹈老師陳東明領了結婚證。出發前，她特意把護士證書留在香港母親家里，這是她給自己留的最后退路，萬一在內地撐不下去，回香港還能重拾舊業。

這場打破人生軌跡的選擇，始于一場北京之旅。

朋友約她去學salsa社交舞，教舞的陳東明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在北京滿是卷舌音的普通話里，熟悉的鄉音瞬間拉近了兩個人的距離。一個多月的假期，她天天泡在舞蹈教室里，兩人越走越近。

做了十年護士的彭萍，也敏銳地察覺到內地的發展勢頭。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8年奧運會之后，北京的發展變化肉眼可見，房價在漲，機會在變多，像一顆正在發芽的種子。

回到香港后，她作了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辭職，去北京。

“我媽當時覺得我瘋了。”彭萍回憶道，媽媽激烈反對，甚至說要斷絕關系。同事們議論紛紛，覺得她放著好好的穩定工作不要，嫁去內地肯定是在香港找不到更好的。朋友們給她起了個外號叫“烈女”，說她太任性。

而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彭萍的人生一直沿著旁人眼中最安穩的路徑前行。

作為家里的長女，她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擔子。她從小住在香港九龍黃大仙區，和家人擠在四十多平方米的公屋里：九十厘米寬的床緊挨著書桌，走三步就能從門口摸到床邊，客廳里的飯桌坐下六個人后，連小孩爬行的空隙都沒有。

1999年從護理專業畢業后，彭萍成了香港公立醫院的護士，畢業時月薪就有1.6萬港元。她每月拿出一半收入給家里當家用，一給就是十年，幾乎承擔了家庭大部分開支。到2009年，她的月薪加上公積金能達到四萬港元，是旁人眼里最安穩的“鐵飯碗”。

按原本的人生軌跡，她本會一直干下去。

如果說彭萍的北上，是主動打破安穩人生的個人選擇，那么鄭紫琳與內地城市的結緣，則多了幾分時代際遇下的偶然。

鄭紫琳如今已經在河南鄭州扎下了根。她在當地幼兒園擔任英語老師，這份原本只打算作為權宜之計的工作，一做就是好幾年。工作穩定下來后，孩子接連出生，她徹底在這座原本只計劃暫住半年的城市安了家。

她的定居帶有幾分疫情的偶然。疫情前兩個月，夫妻倆在香港領了結婚證。婚后，鄭紫琳原本只打算先來鄭州住半年，適應一下，不行就回香港。

她記得很清楚，2020年1月初來鄭州，沒過多久新冠疫情就在全國暴發，城市進入嚴格的疫情防控狀態，出行和返鄉都受到限制，鄭紫琳就這樣留在了這座城市。

關在家里的日子漫長又無聊，有留學背景的鄭紫琳不想閑著，加上本身喜歡孩子、英語功底扎實，便自己投簡歷應聘了幼兒園英語老師的崗位。

說起這段“內地情”，鄭紫琳感覺有些神奇。她和丈夫的緣分始于澳大利亞的大學校園。她前后在那里待了六年，攻讀商科會計專業。就在大學的課堂上，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一個來自河南的男生。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河南是哪里，只知道鄭州有少林寺。”鄭紫琳笑著說，年輕的時候戀愛，只想著兩個人開心就好，地域、家庭、生活習慣，全沒放在心上。直到雙方家長知曉，現實的問題才浮現出來。

“在印象里，河南是一個很落后的地方。”媽媽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婆婆態度很真誠，邀請她的媽媽來鄭州看看，說“眼見為實”。一趟鄭州之行，城市的建設面貌、婆家的家底狀況，讓媽媽徹底放了心。

鄭紫琳回憶自己第一次來鄭州時，期望值壓得很低，預想中滿是土地、房屋老舊的鄉下模樣。可下飛機的瞬間，嶄新的機場、寬闊的馬路和成片在建的新區，給她帶來了明顯的心理反差，反倒讓鄭紫琳覺得這座新一線城市超出預期。

婆家為他們準備的婚房在新小區，面積將近兩百平方米。這樣的居住空間在她看來格外寬敞，她心里清楚，同樣的價格在香港或許只能買下一套極為普通的小戶型。

“不是為了嫁人才來內地，是先來了內地發展，才遇到了愛情。”陳巧如覺得這才是很多港女北嫁的真實邏輯，內地的行業機會吸引年輕人北上，愛情只是隨之而來的副產品。（受訪者供圖）

語言、習俗、社交方式的不同，像一層看不見的壁壘，讓遠嫁內地的香港女性時常生出“外人”的疏離感，林杉杉便是其中之一。

嫁到四川達州后，林杉杉放下了原本在內地的工作，跟著丈夫一頭扎進二手奢侈品直播創業的賽道。

他們在成都租下一間60平方米的民宅頂樓，房子裝修簡陋，一到下雨天屋頂就漏水。懷大寶的時候，林杉杉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滴落的水珠，大半夜還要大著肚子移床的位置，心里五味雜陳。

直播間里也總有爭議性的聲音，有人嘲諷“堂堂博士也來賣二手貨”。那段時間林杉杉連朋友圈都不敢發，手機里存著太多以前的領導、教授和同事的聯系方式。她怕被人看到自己的選擇。

好在業務很快有了起色，直播穩定后經營狀況好的時候，每月毛利達到二三十萬元。

嫁到達州的頭三年，按當地規矩過年都得在婆家過。頭一年回去，林杉杉先栽在了語言上，四川話本就聽得吃力，達州本地方言更是半句不懂。丈夫的朋友們只覺得她高冷不愛說話，林杉杉自己也始終像個局外人，融不進熱熱鬧鬧的圈子。

大年二十九的那件事，林杉杉至今印象深刻。那天丈夫帶她去和朋友聚會，人一到齊就圍上麻將桌開打，林杉杉在旁邊從下午坐到傍晚五六點，肚子餓了，但沒有人留意到林杉杉。

林杉杉沒跟任何人說，自己起身離開，找館子吃了頓晚飯，又拐去電影院看了場電影。坐在黑漆漆的放映廳里，她反復問自己，到底為什么要嫁過來。

高考時，林杉杉以華僑身份考入暨南大學，一路讀到了博士學位。2019年，她在一場朋友聚餐上認識了后來的丈夫李嘉飛。博士畢業后，她順利進入大灣區產業園負責對接港澳項目、港澳人才引進工作，成了旁人眼里光鮮的精英。

但她始終覺得自己浮在半空，找不到真正落地的歸屬感。

李嘉飛是做二手奢侈品生意的四川達州男生，只有職高學歷，曾是市級散打運動員，國家二級運動員，17 歲就步入社會謀生。他也是留守兒童，父親駕車出事故后家里背上巨債，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還債，他全靠自己打拼攢下了房和車。

一聊起來，兩人竟有種契合度。“他能給我很多安全感，讓我安心。”林杉杉說。

孕期林杉杉常常直播到深夜，李嘉飛嘴上心疼她操勞，卻也知道她事業心強，只想多賺點錢分擔壓力。出租屋離辦公地點不到兩百米，可孕期行動不便，短短一段路要走三四十分鐘，每天直播結束，李嘉飛都會牽著她慢慢走回家。

兩人也有激烈爭吵的時候，她曾打算帶著孩子回香港，還寫下過離婚協議。

起初林杉杉告訴父親，自己要嫁給這個四川男生時，父親勃然大怒。他早就為女兒安排好了門當戶對的親事。對方是某行業老總的孫子，同樣是博士學歷，兩家還有生意往來。在父親眼里，自己精心培養起來的女兒，應該有個很好的歸宿。

這場反對一直延續到婚禮當天。整場婚禮只有林杉杉的媽媽一個人到場，父親始終沒有露面。原本該由父親牽著新娘入場的環節，最后改成了林杉杉獨自走進會場。“這是我人生最大的遺憾。”

鄭紫琳如今已經在河南鄭州扎下了根。她在當地幼兒園擔任英語老師，這份原本只打算作為權宜之計的工作，一做就是好幾年。（受訪者供圖）

初入異鄉的窘迫與委屈是真實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帶著不同成長印記的香港女性，在家人的包容、朋友的善意與自我的調整中，慢慢放下顧慮，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歸屬感。

如今的鄭紫琳，已經能熟練地跟菜市場的阿姨討價還價，能聽懂婆婆和鄰居的河南話閑聊，周末會約上同事一起帶孩子去公園野餐。

因為工作，鄭紫琳認識了很多同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同事們會跟她講河南的習俗，帶她吃本地的美食，讓她一點點了解這座城市。“我跟同事們相處得都挺好的，這可能也是我不愿意換工作的原因。”鄭紫琳說。

飲食是她落地后面臨的第一道難關。

河南本地早晚常吃饃喝湯，小米粥、玉米粥和饅頭是餐桌上的常客，可在鄭紫琳的成長習慣里，只有生病時才會喝粥，晚上一定要吃米飯、吃一頓豐盛的正餐才覺得踏實。一開始她隨和遷就，婆婆做什么就吃什么，實在忍不住就偷偷點外賣。

被婆婆發現后，老人家反倒記在了心里，每晚都會提前問鄭紫琳想吃什么，特意準備她愛吃的肉食。慢慢的，口味偏清淡、愛吃粵菜的丈夫也被她影響，家里的飲食習慣漸漸向鄭紫琳的偏好傾斜。

剛住下來時，鄰居們知道她是香港來的，總帶著好奇的語氣感嘆 ，“哪個小伙子這么有福氣”。婆家的親戚起初也覺得香港女生冷漠難相處，接觸久了反倒有了改觀，覺得鄭紫琳性格開朗獨立，比想象中更好相處。

婆媳關系的和睦，也給了她很多安全感。她和婆婆的相處秘訣，是“邊界感”。

婆婆不插手小家庭的決策，只會默默記著孩子換季的衣物，提前買好送過來；住家保姆休息、她要加班時，婆婆總會及時過來搭把手。鄭紫琳也記著，逢年過節必給婆婆準備禮物，客氣又熱絡，像相處舒服的朋友。

“香港人比較注重邊界感。不會覺得對方必須為自己做什么，人家幫忙是情義，不幫忙是本分。”在鄭紫琳看來，保持距離、互相尊重，是婆媳相處最好的方式。這么多年，她們幾乎沒紅過臉，是旁人羨慕的婆媳關系。

只是這份安穩之下，也藏著遠嫁的遺憾。

鄭紫琳常說，自己不后悔嫁到河南的決定，但如果再選一次，不會再走同一條路。

最大的牽絆是對父母的思念，總覺得沒能陪在他們身邊。有了孩子之后，這份惦念又多了一層。鄭紫琳的姐姐也有兩個孩子，若是在香港生活，表兄妹們可以天天作伴，不用像現在這樣相隔千里。

這些差異也曾引發爭吵，但丈夫一直在慢慢改變，如今會主動回家陪孩子畫畫玩耍，也很少再用強硬的方式管教孩子。

比起鄭紫琳的溫和融入，在北京生活了十七年的彭萍，也已經把自己當成了半個北京人。

剛到北京的時候，彭萍租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兩居室，第一感覺是“終于有自己的小家了”。同樣的面積，只需要幾千塊錢，“在香港想都不敢想”。

她算過賬，這套九十平方米的兩居室房租只要五千三百元，同樣的價格在香港黃大仙片區只能租到一間狹小的單間，想租同等面積的房子，月租至少要一萬兩千港元以上。

彭萍和老公開了一家salsa舞蹈工作室，從一開始的艱難經營，到后來有了穩定的學員和口碑，她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業。

兩人的磨合大多集中在工作和教育上。彭萍受香港服務行業影響，格外看重服務意識，覺得老師要對學員態度溫和。可丈夫教課風格嚴厲，哪怕是VIP學員，做得不好也會當眾指出。一開始，彭萍總因為這件事和丈夫爭執，后來慢慢理解了兩個人成長的環境不同，便不再強求對方改變。

林杉杉夫妻倆在成都創業，從30平方米的出租屋起步，到如今的旗艦店400平方米。（受訪者供圖）

林杉杉也在四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次過年的尷尬之后，李嘉飛知道了她的委屈，再出去聚會總守在她邊上。別人說笑，李嘉飛就湊過來給林杉杉翻譯。朋友們也特意放慢語速，用蹩腳的普通話跟林杉杉聊天。到了飯點，總先問林杉杉餓不餓，要不要先吃飯。

慢慢的，林杉杉也感覺出來，婆家人都挺友善的。如今再回達州過年，林杉杉牌技練得純熟，方言也能聽懂大半，親戚朋友都愛跟她說笑。

事業也慢慢有了起色。從30平方米的出租屋起步，在林杉杉和李嘉飛的打拼下，現在在全國已經有四家店，成都的旗艦店有400平方米。

當地政府還給了港澳創業者很多支持。如子女擇校不受地域限制、享有優先選擇權等等。

彭萍的舞蹈工作室在北京開了十幾年，有穩定的學員和團隊，有相交多年的朋友，有熟悉的生活圈子。真要回香港，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更讓她猶豫的是孩子的適應問題。（受訪者供圖）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發現，當個體的情感選擇與兩地的發展同頻，“港女北嫁”從零星的個案，逐漸演變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浪潮。

“2020年正式定居鄭州的時候，身邊一個嫁去內地的香港朋友都沒有。”鄭紫琳明顯感覺到，這幾年“港女北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些年兩地民間交流不頻繁，信息差較大，香港女生對內地普遍存在刻板印象，提到嫁去內地更是覺得不可思議。但近幾年，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內地旅游、消費，身邊朋友對內地的了解多了，偏見也就慢慢少了。

但偏見并沒有完全消失。

“就算到現在，你跟一個香港人說你嫁到了河南，他們還是會覺得你圖錢。” 鄭紫琳坦言，在很多香港人的認知里，只有嫁去北上廣深才算正常，嫁去內陸省份，一定是有別的原因。

她身邊愿意接觸內地男生的香港朋友，也基本只考慮大灣區的城市，“畢竟近，回家方便，生活習慣也差不太多”。像她和林杉杉這樣，嫁去河南、四川的，依舊是少數。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26年發布的《香港統計月刊》統計數據，1991年至2024年間，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的總數，占香港與內地跨境婚姻總數的比例從6.1%大幅攀升至40%。2024年該類結婚登記數量首次突破一萬宗，達到10712宗，創下1991年有相關統計以來33年的歷史新高。

但熱潮之下，也有現實的考量。

長期在成都從事港澳青年服務工作的香港人蕭清揚留意到，西部地區來發展的香港年輕人不算少，但真正定居結婚的并不算多。對很多香港女生而言，最大的阻礙從來不是偏見，而是距離。“遠嫁意味著遠離父母故土，這份牽掛是很多人邁不過去的坎兒。”

在杭州生活的港女陳巧如，對此深有感觸。

陳巧如十二三歲才從廣東遷居香港，在荃灣公屋住了二十多年。學藝術彩妝出身的她，畢業先后在TVB和迪士尼做了六年化妝師，很快觸到行業天花板。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香港本地產業集中在金融、地產，彩妝這類小眾行業空間狹窄，而江浙滬是國貨美妝重鎮，市場大、機會多。

十年前陳巧如辭去香港工作北上發展，輾轉上海、北京后落腳杭州，才遇到現在的先生。“不是為了嫁人才來內地，是先來了內地發展，才遇到了愛情。”她覺得這才是很多港女北嫁的真實邏輯，內地的行業機會吸引年輕人北上，愛情只是隨之而來的副產品。

在杭州待了五年，陳巧如目前創業做婚禮現場繪畫接稿。有兩個瞬間讓她真正有了歸屬感：一次是領到兩萬八千元人民幣的生育津貼，折算后比香港還多近一萬元，真切感受到內地的社會福利；另一次是回鄉證可以自動通關，不用再走人工通道，那一刻她覺得自己不再是 “外人”。

在“港女北嫁”的浪潮里，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孩子的教育問題，成了這些遠嫁內地的香港媽媽們共同面臨的的議題。

一張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在她們的人生規劃里，意味著孩子不用硬闖內地高考的獨木橋。也意味著，她們當年從香港走出來的路，孩子隨時可以走回去。

鄭紫琳對此感受更深。

雖然她的兩個孩子都是在鄭州出生，但憑著她的香港身份，還是順利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資格。夫妻倆早早做好了三手準備：最理想的狀態是孩子讀一年級時，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從小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如果鄭州的事業發展穩定、舍不得現有資源，就等到五六年級再過去，用小學最后兩年銜接香港課程；就算一直留在鄭州，也有對接香港DSE課程的國際學校可以讀。

但真要動身，意味著老公要放棄鄭州積累多年的事業，到香港重新開始。這件事他們商量了很多次，至今沒有定論。至于為什么一定要回香港，鄭紫琳有自己的想法。

“內地教育不是不好，就是想多一個選擇。”鄭紫琳感覺到。

這份“多一個選擇”的想法，林杉杉也有。

她的大兒子今年四歲，香港戶口的辦理手續正在推進中。

相比之下，在北京生活了十七年的彭萍，已經站在了選擇的岔路口。

兒子今年十四歲，在北京讀初二，從小在內地長大，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粵語反而說得不太流利。但孩子自己提出來，想回香港讀高中，彭萍也正在著手準備。“他有香港身份，多一個選擇總是好的。”

但抉擇的另一面，是割舍不下的事業與生活。

舞蹈工作室在北京開了十幾年，有穩定的學員和團隊，有相交多年的朋友，有熟悉的生活圈子。真要回香港，一切都要重新開始。更讓她猶豫的是孩子的適應問題。

兒子從小在北京長大，朋友、同學都在這里，香港對他來說更像是“媽媽的老家”，而不是自己的家。“回去了能不能適應教學節奏，能不能交到朋友，都是問題。”

在杭州定居的陳巧如也有著相似的規劃。她打算等孩子上小學時，再考慮是否回香港陪讀。

在陳巧如看來，江浙滬的行業機會更多，自己的事業根基在這里，最終還是會以孩子的成長需求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