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美國不是衰落，只是從“天選”變得“普通”

對話鄭永年：

美國不是衰落，

只是從“天選”變得“普通”

Dialogue 2026.07.03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建國250年，“美利堅治世”有何變化？

美國政治極化日趨嚴重，是制度設計問題還是另有深層原因？

美國現有制度為何越來越難以有效運轉？

美國民眾為何再次選擇特朗普，而“拋棄”民主黨？

如何看“昭昭天命”信念下的美國例外論？

編者按

2026.07.03

對美國實力的討論，總是容易走向兩極——要么捧上神壇，要么踩入泥潭。過去幾代人的記憶里，美國曾是“天選之國”。它率先在全球范圍內系統實踐了三權分立理念，馬歇爾計劃重塑了西歐的工業體系，90年代的互聯網革命更讓它引領世界——那個美國，的確輝煌過。但250年后的今天，這個國家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陣痛：中產萎縮、兩黨分裂，“昭昭天命”所依賴的那個無限擴張的世界，正在發生改變。

在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如何看“美利堅治世”的變化？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分為兩篇與大家分享。希望通過這場對話，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敘事，給大家提供一個更冷靜、更多元的觀察視角。畢竟，只有既不盲目崇拜，也不輕言蔑視，才能真正讀懂這個正在轉型中的大國——讀懂它，也是為了更清醒地走好我們自己的路。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美國像春秋時代的“周天子”

大灣區評論：

您曾用“周天子”形容美國，用“群雄逐鹿”描述當今世界的“封建化”趨勢。在美國建國250周年這個節點上，如何看“美利堅治世”的變化？

鄭永年：

這個比喻今天來看仍然是貼切的。孔子當時身處春秋戰國，目睹天下大亂、群雄逐鹿。他并不是守舊的，看到舊秩序解體了，新秩序還沒出來，亂局之中只能從古典里尋找答案——而在那時，周朝就是過去的黃金時代。

今天的美國也類似，這不是說美國和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會分裂成多少個國家，而是從新舊秩序轉換的角度看，美國確實處在一個痛苦轉型期。今天美國人對現實也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很多人懷念建國時代，懷念過去的黃金時代，會有一種強烈的失落感。

但別急著說美國已經“命定衰落”。美國從建國到現在250年一路崛起，經歷輝煌，走到現在。蘇聯解體后，美國人一度盛行“歷史終結論”，認為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相信西方式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政治體系。現在看來是美國人“樂觀”過頭了；但反過來，說美國馬上要完蛋了，也太過于“悲觀”。盡管不管是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很多人都這么認為，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地去看這個問題。

要知道，春秋戰國之后是秦漢，一個全新的體制出來了。秦漢以后，中國形成大一統國家體制，這個體制歷經起伏，延續了兩千多年。對周天子來說，那當然是悲劇；但對當時的民眾來說，是痛苦不堪；但對歷史來說，一種秩序衰落了，還會有新的秩序出現。也許美國正在經歷這樣一個痛苦的轉型，說不定一種新的體制也會出來。對美國未來的發展走向，我們尚需觀察。

UFC在白宮舉辦史上首場職業體育賽事，慶祝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80歲生日以及即將到來的美國獨立250周年紀念日（圖源：紐約時報）

分化不是偶然，

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

大灣區評論：

美國的分化日益嚴重，250周年慶典，有民主黨州長拒絕參加，連生日宴都要“分兩邊過”。這是制度設計的問題，還是更深層的變化？

鄭永年：

美國的分化，首先要從它的制度設計來看。較之其他所有政治體系，美國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相當分權和分散的，因此搞不好就會趨向分化，甚至分裂。

美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從憲法上看，它是雙重主權：聯邦政府是全體美國人產生的，各州政府也是各州人民產生的，也具有自己的主權。

一些人很難理解美國州政府的權力。美國從早期比較松散的邦聯，到后來形成聯邦，尤其二戰以后聯邦政府權力越來越大，但這個過程中，州政府始終保留自己的權力基礎。所以，幾個州長不參與慶典，不需要太驚訝。這本身就是美國憲法結構中的一種權力分散現象。

但美國確實出現了問題，政治共識比以前少了太多，幾乎沒有。現在有“特朗普的美國”，有“特朗普的共和黨的美國”，還有“民主黨的美國”。再細分下去，共和黨內部也有不同派別，民主黨內部也在分化。

所以，美國的分化，不僅表現在兩黨之間，也表現在兩黨之內。如果從社會層面看，分化更多，種族、族群、宗教、地域、階層都在分化。以前美國也有分歧，但有更多共同利益和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共識，現在共同利益少了，共識也少了，政治分化就更加突出。

大灣區評論：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

鄭永年：

這要從美國民主形式的演變來看。總體上說，美國民主形式大體經歷了幾個階段。

早期是“精英民主”，也可以叫“精英共和”。美國建國時期是一批歐洲移民，為了反抗英國專制來到新大陸。建國一代有比較接近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思想意識和價值共識。大家雖然有分歧，但共識更大。并且正是因為新國家，美國當時幾乎不存在任何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或者歷史包袱。那是一種空白紙，可以畫最美的圖畫。你看《聯邦黨人文集》體現的政治討論至今讀來仍能感受到那種人類政治理性所能擁有的高度——三權分立、聯邦與州的關系、參眾兩院設計，都是從人性和政治理性出發的。

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點：孟德斯鳩當然強調權力制衡，美國制度設計也受他的啟發，但美國制度并非對孟德斯鳩理論的簡單落地。某種意義上，美國制度在很多方面比法國革命后的制度設計更理性合理。這是因為法國有歷史包袱，有貴族、平民、國王等復雜結構。但美國沒有，它的參議院不是英國上院那種貴族院，而是每個州兩票，體現出一種平等原則。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主要強調的也是平等精神。

后來隨著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人階級變成中產階級。二戰之后，美國進入“中產民主”階段。里根革命以前，美國中產階級比例很高，一度能達到71%，而且很長時間沒有低于65%。中產階級對民主非常重要。當時的民主黨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共和黨代表商人利益，但中間有大約40%的人黨派屬性并不那么明確。這個中間層很重要，因為它使政治不會過度激化。

現在美國進入“民粹民主”階段。里根革命以后，二戰之后凱恩斯主義退出歷史舞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占據主導地位，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美國資本帶著美國的技術迅速流失到世界各地，導致去工業化，中產階級迅速萎縮。尤其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產階級以每年超過1%的速度下滑，到現在連50%都不到，有數據顯示甚至已經跌至40%。當這么大比例的相對中立的中間群體消失了，大家要么民主黨要么共和黨，政治分界線越來越明確，各種力量之間的沖突就越來越高。

所以，美國今天的分化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之后，民主形式隨之變化的結果。

2025年一項分析顯示，美國最富有的人群在國家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比過去幾十年重要得多，與此同時，在美國和其他地區，中產階級人口正在減少（圖源：IC photo）

大灣區評論：

除了兩黨分化，美國政府停擺紀錄不斷刷新，美國現有的制度似乎越來越難以有效運轉。這是什么原因？

鄭永年：

主要還是剛才所討論的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

從制度設計來說，美國建國一代其實已經考慮得非常充分了，也設計了各種能夠當時想得到的自我糾錯機制。但任何制度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而必須與時俱進。“精英民主”基于共識，“中產民主”基于共同利益。現在美國處于“民粹民主”，既沒有那么多共識，也沒有那么多共同利益，制度運作自然困難。

無論是三權分立還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過去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政治和經濟相對分離。美國早期的經濟哲學是政府不干預經濟，政府只是守夜人、最低限度政府。到羅斯福新政以后，凱恩斯主義興起，政府作用強化了一些，但總體來說，美國經濟仍然相對獨立于政治。美國政府可以“停擺”，但經濟體系仍然運轉。

所以，政府停擺本來一直有。不過，現在美國不同權力之間越來越不協調。以前因為有共同利益和共識，大家可以協調，甚至可以做一些幕后交易。現在沒有共識，就變成三權之間互相爭奪。

三權內部也不協調。總統、國會、法院都有自身獨立的權力基礎。國會內部不協調，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部不協調。司法任命越來越政治化，民主黨上來要任命自己的人，共和黨上來也要任命自己的人。以前很多事情可以在共識基礎上妥協，現在都公開化、沖突化了。

所以，不是說制度設計一開始就有嚴重缺陷，而是支撐制度運作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政治共識都發生了變化。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和過度政治化已經對現存制度構成了巨大的挑戰，甚至威脅。

如何看特朗普“強行政”現象？

大灣區評論：

以前我們說美國是權力制衡，但從特朗普上臺之后，總統的行政權似乎明顯強化。這是特朗普本人的因素，還是其他的原因？

鄭永年：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種情況來看。

一種情況，不是美國三權之中行政權突然變強了，而是特朗普行使權力的方式變了。從美國憲法看，比如戰爭和外交，本來就是總統權力的重要部分。美國的國務卿為什么重要？就是因為美國總統的外交權本來就很大。

特朗普之所以讓人感覺行政權強化，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個人風格有關。美國建國250年來，以前總統多是政治人物、政治世家、律師、軍人背景的人物等，特朗普是美國250年來第一個真正以商人、公司老板身份進白宮的，把公司總裁的風格帶進了白宮。這也是為什么特朗普和傳統共和黨人很難完全融合，雙方經常沖突的原因。現在的共和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特朗普的共和黨，而不再是傳統共和黨了。

另一種情況，危機時期行政權變大也有先例，而美國現在正深陷各種轉型危機。盡管民主是一種較好的政治合法性形式，但它不一定總是有效率。從世界各國歷史看，危機時期，行政權往往會強化，二戰時期的羅斯福就是例子。

所以，特朗普強行政的現象有兩種解釋。至于是哪一種情況，還是兩者都有，我們還要觀察特朗普之后，美國行政權是否會回歸傳統，還是說這種強行政會成為一種趨勢。

大灣區評論：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那只是個偶然。但2024年他又回來了，而且贏得相當干脆。如何看美國民眾再一次選擇特朗普？美國人為什么會拋棄民主黨？

鄭永年：

核心原因還是在于美國面臨的問題日益增多，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經濟焦慮。而當時的民主黨卻無力解決。

美國人為什么會拋棄民主黨？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民主黨背離了自己的根基。民主黨以前是堅定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和勞工是它的重要組織基礎。但從克林頓時代開始，民主黨當時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擁抱資本，實際上背棄了勞工利益。所以，當克林頓32年前提出“是經濟問題，笨蛋！”的口號時，已經播下了民主黨危機的種子了。背棄勞工后，民主黨逐漸迷失了自身的代表群體，只能更多地代表婦女、少數族裔、外來移民、性別議題等邊緣群體，也就是所謂的身份政治、人權政治那一套。它實際上放棄了勞工階層。

克林頓夫婦（圖源：華爾街日報）

美國人為什么要再次選擇特朗普？這是因為特朗普的選民基礎發生了結構性擴大。特朗普的勝利建立在白人工人階級選民基礎上，但與2020年相比，他贏得了更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對他們來說，階級比種族或族裔更重要。一個曾經靠“白人藍領”起家的候選人，現在把非白人勞工階層也拉了過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信號。

更荒唐的一點是，特朗普這樣一個商人，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勞工的聲音。為什么？因為勞工的聲音長期被忽視了。副總統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可以說是對這種聲音的重新發現。民主黨跑去搞身份政治、文化戰爭，而真正關心“面包問題”的選民發現，共和黨那邊的特朗普盡管是個億萬富翁，但至少在談他們的生計問題。

因此，不要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特朗普一人。每當事件發生，人們總習慣尋找一個“靶子”，而特朗普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現在西方精英都在罵特朗普，仿佛是他一個人搞垮了美國。我不覺得特朗普是一個“超人”，他只是看到了這個趨勢，并充分利用這個趨勢，為自己的利益服務。

特朗普的回歸也說明了另一個問題：民眾對現有政治制度的失望已經到了相當程度。他們寧可選一個被精英們罵了四年的特朗普，也不愿意再忍受現狀。特朗普政治現象的誕生，不僅反映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也反映了整個美國政治體制的信任危機。

美國正在從“天選”到“普通”

大灣區評論：

“昭昭天命”曾是美國例外論的思想基礎。今天的美國還有這個信念嗎？

鄭永年：

“昭昭天命”是時代決定的。美國的制度設計之所以能如此推進，關鍵在于前面討論過的，其歷史包袱較輕。若背負沉重歷史包袱，許多理想化的設計便難以落地——既有利益的牽絆與制度慣性的制約，往往會成為改革的阻礙。

“昭昭天命”背后，是美國在19世紀到二戰以后持續擴張的過程。19世紀的門羅主義、向西擴張，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卷入國際事務，二戰以后主導國際秩序，美國一直在擴張。二戰后主導全球秩序，美國的擴張從未停歇。二戰后，其擴張形式雖由領土征服轉向經濟滲透、制度輸出與空間拓展，但本質未變。

如果用我們眼下流行的“內卷”這個詞來理解，19世紀的美國不會感到任何“內卷”，因為空間實在太大了。西部大開發為個體提供了充足發展空間。那個時代的主權概念也不像現在這么強，領土可以買賣，比如阿拉斯加就是買來的。今天看不可想象，但當時美國確實處在一個空間無限擴展的時代。

美國的地理位置優勢顯著。只有兩個周邊國家，并且這兩國高度依賴美國，東西兩側大洋構成天然屏障，至今未遭外敵直接入侵本土。相較之下，中國周邊國家眾多，俄羅斯曾通過控制周邊區域維持影響力，而美國從未面臨此類周邊壓力。

美國的空間觀和中國不一樣。中國也有天下觀，但中國傳統的“天下”，更多是基于已知范圍的“小天下”。美國是大航行時代的產物，其“天下”則是整個地球，它的空間感是全球性的——認為世界任何角落都與自身相關。這種空間觀，正是美國擴張主義與例外論的重要思想基礎。

特朗普現在講要吞并格陵蘭、加拿大，其實類似想法在歷史上亦有討論，只是未付諸實踐。美國過去地理空間很大，二戰后又和蘇聯進入外太空競爭。對美國人來說，空間一直是無限的。今天馬斯克要去火星，也是延續了這種想象力。

但美國現在開始顯現“內卷”跡象。19世紀以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家，幾乎沒有國家能和它競爭。但現在中國等國家崛起，國際競爭越來越強。美國也沒有那么多新空間了。現在美國大量資本被人工智能吸引進去，如果還有其他投資空間，不可能幾個大模型、幾家大廠就吸走那么多資本。這也說明今天的美國也有內卷的一面。

所以，“昭昭天命”這個信念今天還在嗎？我認為形式上還在，但基礎已經松動了。特朗普要吞并格陵蘭、加拿大，恰恰說明美國意識到自己的空間在收縮——它想用19世紀的方式來解決21世紀的問題。但問題是，今天的國際法、主權觀念、地緣政治格局，已經不是19世紀那個領土可以隨便買賣的時代了。美國可以嚷嚷，但真要做起來，難度也是極大。即使美國仍然相信自己是“天選之國”，但“天選”所依賴的那個無限擴張的世界，也已經不在了。

1803年從法國購買路易斯安那州標志著年輕的美國領土的第一次重大擴張（圖源：BBC）

既要規避“修昔底德陷阱”，

也不可輕視美國

大灣區評論：

美國從“天選”到“普通”，一定會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崛起。很多國家用“G2”的視角看中美關系。美國心態上的變化，是否會導向“修昔底德陷阱”？

鄭永年：

首先需要澄清，“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兩個大國陷入不可調和的敵對狀態。美國的認知模式中確實存在這種非此即彼的兩分法，這與其宗教文明背景密切相關。神教傳統容易將世界劃分為“天使”與“惡魔”的二元對立，反映在政治層面便是“朋友”與“敵人”的清晰劃分，這構成了美國認知結構中的深層特征。

但“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發生，不取決于美國一方，也取決于中國。如果不將自己變成美國定義中的“敵人”，不主動進入這種對立框架——只要保持規避的意識與行動，就仍有轉圜的空間。

蘇聯解體后，美國需要一個明確的對手或假想敵。無論真實與否，它逐漸將注意力轉向中國，試圖塑造新的競爭對象。但中國與蘇聯本質不同，中美之間仍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基礎。

正因如此，這些年我們一直強調要有意識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方面要承認歷史上大國間沖突頻發的事實，另一方面也不能將“修昔底德陷阱”視為必然。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國；世界更遼闊，更能包容中美共同發展。尤其是在核武器時代，中美均為核大國——除非人類放棄理性、選擇共同毀滅，否則這種自我約束的理性仍會發揮作用。

大灣區評論：

美國和世界應該如何重新認知這樣一個“變化中的美國”？

鄭永年：

美國人首先要調整心態，而且要做根本調整。

美國現在的心態和晚清中國有點像。晚清在兩次鴉片戰爭被英國打敗之后，還不愿意承認自己落后，總覺得英國人是野蠻人。直到1894年被日本打敗以后，才開始深刻反思。美國現在也需要這樣的心態調整，美國精英現在很失落，也需要反思。它要接受自己不再是“天選國家”，而是一個“普通國家”（normal state）。

再者，世界對美國的看法也要改變。以前美國被看作燈塔，民主的燈塔、資本主義的燈塔、經濟發展的燈塔。以后我們也要把它看作一個普通國家。普通國家會犯錯誤，會和其他國家一樣在發展中經歷起起伏伏。美國過去250年里持續上升，是特殊歷史階段，不可能永遠如此。

實際上，美國本身也早就開始“美國衰落”的討論，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也在變化。特朗普的團隊也是現實主義者，根據美國實力的變化在調整對華政策和美國總體外交政策。這是不得不的，也是必然的。

但人們也不要低估美國，它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無論從經濟、技術、軍事還是其他方面看。從至少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不完全是衰落，更多是在轉型的進程中。在國際關系里，如果輕視美國，認為美國已經不行了，這是非常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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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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