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第一天,沖繩本島西北方向,日本測量船“光洋”正在執行例行調查。一艘中國海警船靠過來,無線電里傳出中文指令:“立即停止調查,撤離。”同一天,釣魚島以北不遠處的日本專屬經濟區,另一艘測量船也收到了同樣的警告。東京的外交抗議照例發出,但海面上的船沒有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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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一個月,臺灣東部海域,中國海警的艦艇首次以“執法”名義展開單獨警戒巡邏。官方說法是執行“海上交通特別法案”,但觀察家們注意到,那片水域恰恰位于解放軍海軍進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道。九段線變成了十段線,新畫出的那一段繞過臺灣東側,像一道弧線把整個島圈在里面。
這些動作不是孤立的,北京對東京和臺北之間關于EEZ劃界的協商一直保持警惕——盡管日臺沒有正式外交關系,也沒有安全條約,但2013年的漁業協議和后來的實務合作框架,讓雙方在漁權、海難救助、情報交換等領域有了低調但穩定的互動。而菲律賓與臺灣之間類似的漁業合作,則讓中國感覺到一種多邊聯動的潛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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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要防的,正是這種“非正式聯盟”逐漸沉淀為實際威懾。臺灣東部的海域,和平時期是航道,戰時是封鎖線。解放軍若要對臺島東側實施兵力投送或反介入,那片水域的制海權至關重要。中國海警的常態化巡邏,等于在提前排布棋子——不是軍事對抗,而是執法存在,用灰色地帶的手段把控制做實。
日本和臺灣方面對此心知肚明,日臺之間沒有軍事同盟的選項,因為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始終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公開的安全合作會踩到政治紅線。但實務層面的空間依然存在。海保廳與臺灣的海巡署之間,是否可能建立船舶動態通報機制?海上遇險時的聯合搜救能否制度化?這些不涉及主權認定的技術性合作,或許正是眼下最可行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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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提出過一個現實路徑:把日美同盟的威懾力與日臺的實務合作柔性銜接。美國在沖繩的駐軍、日本海保的巡邏能力、臺灣的海巡力量,三者之間不需要簽訂條約,但可以通過情報交換和行動協調形成一種“網狀威懾”。中國海警船每一次抵近,日方若能實時掌握其航跡,并同步通報臺北,那么單艘船只的挑釁就會被放大為三方共知的事件,對方行動的突然性就會下降。
但說起來容易,日臺之間的溝通管道并非官方層級,交流協會的職能有限;日本國內對于過度卷入臺海事務也有分歧。而中國的海警活動正步步為營,從釣魚島到臺灣東部,再到沖繩附近的EEZ,每一次“要求撤離”都在測試對方的反應底線。
這種測試很精明,它不觸發戰爭,但消耗對方的戰略耐心。日本如果每次抗議后都不采取對等措施,那么中國船只的“執法權”就會在事實上向西推進。臺灣如果僅靠口頭聲明,那十段線就會從地圖上的墨跡變成海上的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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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關鍵,或許不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個對抗性的聯盟,而在于日臺之間能否把現有的低階合作打磨得更鋒利。漁業協議下的通聯渠道,可以擴展為海上事故預防的緊急熱線;海保與海巡的干部互訪,可以升級為戰術層面的桌面推演。這些動作不需要修改法律,也不會改變政治框架,但它們會在水面之下形成一種默契——當中國海警船喊話時,對方知道下一刻該聯系誰、該用什么頻率、該往哪個方向機動。
中國在做的,是逐步把主張變成現實。日臺能做的,是讓這種現實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南海的規則從來不只是靠條文定下的,更多是靠一次次對峙中誰先眨眼來決定的。臺灣東部海域的新常態正在形成,而日本和臺灣各自手里的牌都不多。把兩張小牌合在一起,未必能贏,但至少能讓出牌的人多看一眼。
這片海域的平靜,恐怕還會被更多的喊話聲打破。而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喊話的內容,是喊話之后,船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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