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論壇】明代萬歷《重修溫江縣志》抄本初探||唐建軍 劉振宇

明代萬歷《重修溫江縣志》抄本初探

唐建軍 劉振宇

作為“中國文化大百科全書”的地方志，系統記載了區域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風俗與人文脈絡，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明末清初，四川地區歷經戰亂浩劫，文獻典籍多毀于兵燹，明代縣志存世者寥寥。據《四川歷代舊志提要》載，四川現存明代縣志僅三部，分別為明嘉靖《洪雅縣志》《青神縣志》與明萬歷《重修營山縣志》。

2026年初，明萬歷戊午年（1618）《重修溫江縣志》道光抄本的發現，填補了成都地區明代縣志的文獻空白，亦為補正清代溫江縣志記載疏漏、還原明代溫江社會風貌提供了關鍵依據，更為明代四川方志編纂史與川西區域文化研究增添了珍貴資料。本文擬從抄本保存現狀、遞藏源流、編纂體例與內容特征、文獻價值四個維度展開探討。

一、道光抄本保存現狀

今日所見明萬歷戊午《重修溫江縣志》抄本共兩冊，根據卷內題識與抄敘考證，均為清代道光年間抄錄。其中《詞翰》專冊，抄錄于道光壬辰年（1832），以下簡稱“卷八”，其中收錄唐、宋、明三代詩人所作詩文共計124首：唐代收杜甫、姚合詩作4首；宋代收陸游、范成大、王灼、尹瞻等人詩作26首；明代收楊慎、趙貞吉、任漢、梁祖齡、梁萬鐘、何漢宗、趙可教等人詩作94首。諸篇多為詩人在溫江或宦游期間創作。該冊縱23.5厘米，橫19.5厘米，共計79頁，頁面完整無脫頁、缺頁現象，卷尾附路源、張鴻漸題識。

另“起首”冊，抄錄于道光甲辰年（1844），縱30厘米，橫16.5厘米，共29頁，無缺佚。首頁有邱桂榮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所題《重修溫江縣志殘抄》，卷尾收錄路源、邱泰、邱桂榮、劉能四人題識。其中收錄有明正德《溫江志》序、明隆慶《增修溫江縣志》序、明萬歷《重修溫江縣志》序，以及修志人姓氏、目錄、縣紀等。

2026年2月，四川省文物鑒定、古籍版本、地方志研究等方面的專家數人對圖書本體進行了鑒定評估，一致認為抄寫內容與明代歷史文獻記載吻合，無明顯訛誤、涂改痕跡，圖書裝幀、版式、字體、紙張、印鑒等符合清代中期抄本風貌，雖然僅存二冊，仍屬于珍稀地方文獻，具有比較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二、抄本遞藏源流

通過對“起首”“卷八”兩冊抄本中的題識、收藏印章及相關文獻進行交叉互證，可清晰梳理出該抄本從明代原刻本至清代抄本的完整流傳脈絡，其傳承過程具有連續性，為文本的真實性提供了有力佐證。

（一）底本的傳承譜系

該抄本的底本源頭可追溯至明代萬歷戊午年（1618）刻本《重修溫江縣志》，其流傳歷程歷經三百余年滄桑，傳承譜系清晰可考。

明崇禎十年（1637），陜西渭南人張洪具（字備我）出任溫江知縣，次年因丁父憂離任。歸鄉時，張洪具攜走一部完整的《重修溫江縣志》萬歷戊午刻本。該刻本中留存有明代崇禎年間溫江知縣俞向葵、張洪具等人的增補內容，諸賢的墨批或補正史實訛誤，或考證人物生平，為原刻本增添了更為豐富的文獻信息，而相關內容亦被轉抄入道光抄本之中，使其史料價值愈發厚重。

入清之后，這部明代原刻本流入陜西渭南籍士人權步武手中。權步武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進士，對古籍文獻極為珍視，將該刻本妥善保存，使原刻本避過清代初期的文獻散佚之劫。

乾隆十四年（1749），溫江籍乾隆四年（1739）進士路縣圃（1708—1753，字應田，又字芝田，號萬春）赴直隸宣化府西寧縣任職，途徑陜西渭南時客居權步武家中，得見此部明刻本，嘆為稀世之珍，遂向權步武借來完整抄錄，形成“乾隆抄本”。此后，路縣圃攜該抄本赴任西寧，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任所，該抄本隨其靈柩輾轉運回溫江，由路氏家族世代珍藏，成為連接明代原刻本與道光抄本的關鍵紐帶。

道光十一年（1832），舉人路源（字德養，路家后人）從家族藏書中借得“乾隆抄本”，格外推崇卷八《詞翰》篇收錄誥敕、御祭文、詩作的文學成就和文獻價值，遂單獨抄錄誥敕、詩作部分，即本次現世的抄本“卷八”。道光甲辰年（1844），路源再次抄錄“乾隆抄本”的卷首與卷一的部分內容，形成本次現世的“起首”冊。至此，明代原刻本的部分內容通過“乾隆抄本”得以在道光抄本中留存。

該套圖書具有“原刻本—乾隆抄本—道光抄本”的清晰傳承譜系，在內容上保留了誥敕文書、詩作等稀缺史料，其價值不僅在于填補了成都地區明代縣志的空白，更在于為校正清代方志謬誤、還原宋明溫江社會文化圖景，提供了關鍵史料支撐。

（二）抄本的遞藏歷程

兩冊抄本均鈐有多枚收藏印與地方鄉賢題識，構成了清晰完整的遞藏鏈條，記錄了抄本在清代中后期的流傳軌跡，加之所有收藏者均為溫江舉人、進士等士人階層，確保了抄本的妥善保存與文獻完整性。

“卷八”首頁右側自下而上依次鈐有四枚收藏印章：第一枚為朱文方印“湔水路源”，是抄錄者路源的藏書印，證實其為該冊抄本的首位收藏者；第二枚為白文方印“天峻藏書”，為咸豐元年（1851）辛亥科溫江舉人張鴻漸（天峻）的收藏印章，張鴻漸在路源題識后補題“同治丁卯年（1867）”識語，明確記載了其收藏時間；第三枚為朱文方印“問之藏書”，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溫江進士劉能（字學初，號問之）的收藏?。坏谒拿稙榘孜姆接　笆∪恕?，為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溫江舉人李天楨（1873—1955，字士周，號省人）的字號印。由此可知“卷八”的遞藏順序為：路源→張鴻漸→劉能→李天楨。

“起首”冊首頁鈐朱文方印“邱桂榮印”，第二頁鈐白文方印“越溪”，第三頁右側自下而上依次鈐朱文方印“湔水路源”、白文方印“邱南園印”、朱文方印“問之藏書”、白文方印“省人”。結合題識考證，“邱南園”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舉人邱泰，“越溪”為邱泰之子邱桂榮的號，故“起首”冊的遞藏順序為：路源→邱泰→邱桂榮→劉能→李天楨。

綜合兩冊抄本的遞藏信息可知，二者最初均為路源所藏，后“卷八”流轉至張鴻漸手中，“起首”冊則為邱泰收藏；至光緒年間，兩冊抄本在劉能手中合璧，劉能在題識中亦明確記載：“光緒丁亥，越溪邱先生以一卷贈予。不數年，于肆上得張天峻舊藏路抄《詞翰》，重合雙璧?！弊罱K，兩冊抄本均由李天楨珍藏。其流傳過程清晰、連續，且始終在溫江本地士人階層中遞藏，未出現長期散佚或異地流轉的情況，為文本的真實性與完整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明萬歷戊午《重修溫江縣志》原刻本與乾隆完整抄本今已不存，而道光年間抄錄的《詞翰》冊與“起首”冊，經路源、張鴻漸、邱泰、邱桂榮、劉能、李天楨等幾代藏家的精心庋藏，得以穿越三百年滄桑傳世，成為研究唐、宋、明溫江地方歷史、文化的孤本文獻。

三、編纂體例、思想及抄本的內容特征

通過對“起首”冊中卷首序文與目錄的梳理分析，比對存世其他明代四川縣志，可以確定萬歷《重修溫江縣志》是明代四川方志編纂的典型代表，具有體例科學規范、資料翔實準確、地域特色鮮明、語言簡潔規范的時代特征，對于研究明代四川方志的編纂體例與修纂思想具有重要價值。

（一）編纂體例與修纂思想

據“起首”冊目錄（圖一）記載，萬歷戊午《重修溫江縣志》為明代溫江編纂的最完備一部地方志，其編纂體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實用價值：以圖文開篇，全書分為九卷，層級清晰、邏輯連貫；以典章制度為綱，類目涵蓋輿地、縣紀、官守、食貨、水利、學校、人物、詞翰、紀遺等，全面覆蓋地、政、經、文、人、記等核心領域，體系完備；類目設置兼具政務實用屬性與史料留存價值，既便于地方官員查閱政務信息，又能系統留存地域歷史文化資料。

圖一 萬歷戊午志目錄

其修纂思想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重地理建置，立足地方治理需求，突出志書的經世致用功能，詳細記載疆域、沿革、山川、水利等與地方治理密切相關的內容；

二是崇禮制教化，尊儒重教，以禮治邑，通過記載學官、科舉、人物、詞翰等內容，宣揚儒家倫理道德與教化理念；

三是貴民生經濟，詳記食貨、水利、田賦等內容，體現“民為邦本”的治理思想，關注民生福祉與地方經濟發展；

四是揚人倫存史，彰善揚德，同時補錄誥敕、詩文、金石、雜著，兼具教化功能與文獻價值；

五是求全域系統，力求完整反映溫江的地域風貌與社會全貌，打造“一方之全史”的文獻格局。

（二）抄本的內容特征

抄本的“起首”和“卷八”從編纂信息、地理歷史、文獻藝文三個維度，保留了萬歷《重修溫江縣志》的重要內容，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史料價值。

“起首”冊卷首收錄明代三次修纂溫江縣志的序文、纂修姓氏、目錄以及本志的志例說明，同時載有邑境、邑城、水利、文廟、公署五類圖志，直觀呈現了明代溫江的地理格局與廟學、公署設施分布；卷一包含縣紀的核心內容，其按時間順序梳理溫江自漢代至明代的歷史脈絡，二者結合構成志書開篇的核心內容，兼具編纂信息、地理圖文與地方歷史溯源的基礎價值，為研究明代溫江的地理環境與歷史沿革提供了珍貴史料。

圖二 封贈梁萬鐘父母誥

“卷八”《詞翰》篇是殘抄本中史料價值最集中的部分，內容分為誥敕文書、御祭文與詩作三類。其一為誥敕文書60道，包括誥命33道、敕命21道、敕諭6道（圖二）。這批文書均為明代溫江顯宦家族傳世的官方檔案，其中進士8名，有南京大理寺卿任漢、兩浙都轉鹽運使梁萬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梁祖齡、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趙可教等家族誥敕。同時還涉及何氏、祝氏等當地望族，詳細記載了官員的任職履歷、功績表彰、封贈等級等信息，是研究明代官制、科舉制度與地方望族發展史的珍貴史料；其二為御祭任漢文1篇，是朝廷為溫江籍官員任漢所頒御祭文，記載了任漢的生平功績與朝廷的褒獎態度，具有重要的人物研究價值；其三為詩作124首（圖三），其中唐代4首、宋代26首、明代94首。唐宋詩文多為名人游歷至溫江時的題詠之作，有杜甫、陸游、范成大、王灼、楊慎、趙貞吉等人名作20首，涉及山川、名勝、古跡等。明代詩文則以溫江籍士人創作為主，內容涵蓋山川形勝、地方風俗、官紳交游、社會生活等，從文學視角記錄展現了明代溫江的社會文化面貌，部分詩作還涉及賦役、吏治、民生等內容，具有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價值。

圖三 詩作中的溫江八景

四、抄本的文獻價值與學術意義

作為成都地區僅存的明代縣志，該抄本的史料價值集中體現在彌補文獻空缺、校正后世謬誤、傳承地域文化脈絡三個維度，對溫江地方史乃至川西區域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意義。

（一）填補清代溫江縣志的記載空白

明末清初的戰亂給四川帶來了“人口銳減、文獻焚毀”的浩劫，乾隆年間編纂《溫江縣志》時已面臨“文獻灰劫無余”的困境。現存清代乾隆、嘉慶、民國三部《溫江縣志》，對明代及以前歷史的記載多有疏漏與簡略。以乾隆《溫江縣志》為例，該書由馮中存修、王道成纂，雖為清代溫江方志的代表之作，但藝文門收錄宋人詩作僅9首，其中4首存在作者或篇目訛誤；收錄明人詩作僅1首，難以反映宋明時期溫江的文學成就與社會風貌。而萬歷《重修溫江縣志》道光抄本收錄宋代詩詞26首、明人詩作94首，多為清代方志未載的孤篇，突破了清代文獻的記載局限，為重構宋明溫江歷史、補充地方文獻遺存提供了關鍵材料。

此外，抄本中的誥敕文書、御祭文等內容，更是清代縣志完全未涉及的領域，填補了明代溫江官制、望族史、政務運作等方面的記載空白。

（二）校正地方史研究的認知偏差

長期以來，由于明代方志遺存匱乏，學界對明代溫江的疆域范圍、賦役制度、水利設施、文教發展等問題的研究，多依賴清代方志的回溯性記載，由于清代編撰者未見明代志書，存在“以清證明”的認知偏差，部分研究結論因缺乏直接史料支撐而不夠準確。萬歷《重修溫江縣志》道光抄本的現世，為校正這些偏差提供了直接的明代原始史料。在社會文化方面，抄本收錄的94首明代詩作，集中體現了“務農業儒”的社會風氣，印證了明代溫江“進士輩出”的文化盛況，彌補了清代方志對明代文教發展記載簡略的不足；在地理研究方面，抄本中關于魚鳧城、溫江八景等地理景觀的記載，校正了清代方志中關于部分歷史遺跡方位的訛誤。

（三）傳承地域文化的歷史脈絡

地方志不僅是史料匯編，更是地域文化精神的載體。萬歷《重修溫江縣志》道光抄本《詞翰》篇以誥敕文書的官方敘事與詩作的民間表達，共同構建出明代溫江的文化圖景，其中魚鳧古城的歷史記憶、梁氏家族的仕宦傳統、“務農業儒”的民風特質、文人雅士的交游風尚等意象，構成了溫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由于諸多內容為清代縣志所遺漏，抄本的現世讓珍貴文化記憶得以重獲傳承。尤為重要的是，抄本所記宋明文人與地域景觀的互動關系，為當代挖掘魚鳧文化、農耕文化、花木文化等歷史遺產提供了原始素材，成為地域文化傳承的重要文獻源頭，對增強地方文化認同感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抄本收錄的124首詩作，形成連貫的唐、宋、明溫江文學傳承脈絡，其價值不止于文學層面，更為“詩史互證”的歷史研究提供重要佐證：以宋代呂陶《和賞申氏園海棠》為代表，詩人從形、香、神、韻全方位描摹海棠艷麗脫俗之美，成為溫江花卉種植的重要文獻例證；明代則集中體現“務農業儒”的社會風氣，既有梁祖齡、任漢等顯宦的詠史懷古之作，也有其他文人的山水田園、邊塞、詠物、送別等詩作，內容涉及溫江八景、友人贈別、農事活動等，生動再現明代溫江的繁榮景象與文人風貌。這些詩作多為清代方志未載的孤篇，既豐富了明代溫江文學文獻遺存，又以文學敘事保留大量歷史細節，為還原明代溫江社會生活場景提供了鮮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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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史志溫江 (原載:《成都文物》2026年第2期)

作者：唐建軍 劉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