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恩格爾系數和服務消費占比作為消費偏低的原因，存在邏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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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圍繞張軍關于“中國居民消費占GDP偏低主要因服務消費占比低”的觀點展開分析，結合恩格爾定律、配第—克拉克定理和產業結構演進理論，認為服務消費占比和服務業占比本身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結果，而非造成居民消費占比偏低的原因。

在6月29日發表的《居民消費占GDP太低，張軍認為是低估了虛擬租金和服務價格低所致》一文中，筆者曾指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解釋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為何長期偏低時，提出了三個核心結論：第一，中國居民整體消費占比偏低，主要不是實物消費領域的問題，而是服務消費占比偏低；第二，中國居民居住消費創造的增加值被嚴重低估；第三，中國服務價格偏低，導致居民消費占比偏低。

筆者認為，這三個結論的論證過程均存在難以忽視的邏輯漏洞，其結論本身也難以成立。

本文先討論第一個問題：為什么說“居民消費占GDP偏低主要是因為服務消費占比低”，以及使用恩格爾系數和服務消費占比作為論據來支撐這一結論，在邏輯上存在明顯問題？

一、恩格爾系數，本來就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標。

在現代經濟學中，恩格爾系數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最經典、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1857年，德國統計學家恩斯特·恩格爾（Ernst Engel）在長期研究家庭消費結構后發現：隨著家庭收入水平提高，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例會持續下降。這一規律后來被稱為“恩格爾定律”。

其背后的邏輯并不復雜。食物屬于基本生存需求，收入彈性較低。收入較低時，家庭必須將較大比例收入用于購買食物；而隨著收入增加，基本生存需求逐步滿足，新增收入開始更多流向住房改善、教育、醫療、文化、娛樂、旅游等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

因此，恩格爾系數越低，通常意味著生活水平越高。

國際上長期采用的經驗標準大致為：

• 恩格爾系數60%以上，屬于貧困狀態；
• 50%至60%，屬于溫飽階段；
• 40%至50%，屬于小康階段；
• 20%至40%，屬于相對富裕階段；
• 20%以下，則屬于富裕社會。

這一規律不僅成為消費結構升級理論的重要基礎，也成為各國統計機構評估居民福利和生活水平的重要工具。我國國家統計局同樣長期將恩格爾系數作為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

二、張軍引用了食品消費，卻回避了恩格爾系數。

在論證其觀點時，張軍引用了亞洲開發銀行學者莊巨忠的研究，認為中國與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相比，在食品消費占比方面差別并不大，真正的差距主要體現在服務消費領域。

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張軍并沒有直接給出各國恩格爾系數的具體數據。

原因其實并不復雜。

如果將2025年中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恩格爾系數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差距依然十分明顯。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5年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而同期美國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比重約為13.5%，歐盟平均約為12%，韓國約為14.5%，日本也遠低于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居民用于食品消費的比例，仍然是美國和歐洲主要經濟體的兩倍以上，也顯著高于日本和韓國。

這一結果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中國居民消費結構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異；意味著中國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存在較大距離；也意味著中國居民服務消費占比偏低，本身就是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差異的結果。

因此，當我們觀察到中國服務消費占比低于發達國家時，更合理的解釋是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尚未完成升級，而不是簡單認為統計方法存在問題。

三、服務消費占比，本來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結果。

事實上，在經濟學理論中，服務消費占比和服務業占比，從來都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這一規律最早可以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后來科林·克拉克、傅拉斯蒂等學者發展起來的產業結構演進理論。

這些理論的核心觀點十分明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提高，經濟活動會依次經歷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三個階段。

其背后的原因主要來自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面。

在需求側，隨著居民收入提高，人們對于服務消費的需求增長速度，會顯著快于食品和工業品消費。恩格爾定律的進一步延伸規律就是：消費升級通常遵循“食品—工業品—服務”的演進路徑。

在供給側，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會不斷釋放農業和工業勞動力，而服務業則承擔起支撐產業升級和滿足消費升級需求的重要功能。

因此，服務業占比提高，本質上反映的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而不是某種統計現象。

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通常達到70%以上。因為服務業占比越高，往往意味著經濟越成熟、附加值越高、創新能力越強。

四、中國服務消費占比低，本來就是發展階段的反映。

如果按照上述經濟學理論觀察，中國居民服務消費占比偏低，本身就是經濟發展階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反映。

例如，筆者此前在《吃不起肉和西瓜？面對3倍的人均收入，我們憑什么嘲笑韓國人？》一文中曾提到，2025年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而韓國統計廳公布的韓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僅為14.5%。

與此同時，中國居民出境旅游人次約占總人口的10%左右，而韓國居民出境旅游人次占人口比例則達到55%左右。

這兩組數據實際上已經說明了問題。

由于韓國人均收入水平明顯高于中國，因此韓國居民食品消費占比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而旅游等服務消費則遠高于中國。

換句話說，不是因為韓國居民更喜歡旅游，所以收入更高；而是因為韓國居民收入更高，所以才有能力進行更多服務消費。

服務消費占比高，是收入水平高和生活水平高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五、中國經濟發展，同樣遵循這一規律。

事實上，中國經濟發展本身也完全符合產業結構演進理論。

雖然過去十多年，中國通過產業政策推動制造業快速發展，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體系，但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仍然持續提高。

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到2025年，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已經達到約57.7%。

這一變化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從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逐步轉向知識、技術和消費驅動的發展模式。

服務業占比提升，本身就是經濟結構升級的重要體現。

同樣，居民服務消費占比提升，也代表著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提升。

六、把結果當成原因，是張軍觀點最大的邏輯漏洞。

綜上所述，無論是恩格爾定律，還是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產業結構演進理論，都反復證明一個基本事實：

居民服務消費占比高低、服務業占比高低，本質上都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統計結果。

而張軍在論證過程中，卻將這種結果反過來作為原因，試圖用“服務消費占比低”來解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低”。

這實際上犯了一個典型的邏輯錯誤：把結果當成原因，把現象當成解釋。

因此，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偏低，究竟應該從收入分配、居民收入、財富結構和經濟發展階段等角度去解釋，還是歸因于服務消費占比本身，這不僅是一個統計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邏輯問題。

而在筆者看來，恰恰是在這一最關鍵的問題上，張軍的第一個結論，出現了根本性的邏輯漏洞。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