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感知｜7月網絡風險輿情前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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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的輿情風險呈現熱點高發、內外易聯動等復雜態勢。社會公共生活方面，高考錄取季警惕AI志愿填報詐騙、暑期未成年人安全與文旅出行風險疊加、高溫下勞動者權益保障與汛期防汛備受關注；社會民生方面，可關注重要會議釋放的宏觀經濟政策信號，做好政策解讀與市場預期引導，防范AI技術加劇信息失真；涉政層面，美加墨世界杯等國際體育賽事期間，關注賽場內外輿論動態，倡導理性觀賽；意識形態方面，做好重要節點的正面宣傳與氛圍營造。

《網絡風險輿情前瞻報告》從社會公共生活、社會民生、涉政、意識形態四大維度深度拆解月度輿情風險圖景，為企業與機構把握公眾溝通節奏、優化風險應對策略提供參考。完整版報告可掃碼添加客服“知小微”獲取。

Part.1

公共生活與社會情緒風險

7月，高考志愿填報與錄取、暑期安全、高溫勞動權益及主汛期防災等多重節點交織，輿情風險呈現領域廣、燃點低等特點。

高考錄取領域，狀元營銷變體“屏蔽生”炒作密集出現，志愿填報“唯名校論”潛藏價值對立，AI招生詐騙精準收割考生及家長。

暑期安全領域，兒童溺水與文旅風險疊加，“監管真空期”令每起悲劇面臨輿論審判，短視頻傳播或加速個案升級為系統性質疑。

高溫權益保障方面，戶外作業群體傷亡事件引發對制度執行形式主義與工傷認定困境等的追問。

主汛期持續，北方“防汛經驗不足”“災害應對疏漏”易被放大為對體制的質疑，AI造謠使得辟謠難度加劇。建議相關主體提前部署分領域監測與快速回應機制，強化信息透明度，嚴防局部風險串聯升級。

高考志愿填報與錄取季：

警惕教育價值觀撕裂與AI濫用下的詐騙風險

每年7月，高考志愿填報與招生錄取進入關鍵窗口期，歷年均為教育領域輿情高峰。6月下旬，隨著高考成績正式公布，社會關注度與情緒化討論同步升溫，易形成連鎖輿情反應。

（一）狀元營銷異化，各地密集炒作“屏蔽生”

6月下旬各地高考成績公布后，媒體、教育機構等多方主體炒作高考狀元的傳統在“屏蔽生”機制下催生出新的流量節點。部分學校、自媒體發布各?！捌帘紊比藬蛋駟?，盤點“屏蔽生花落誰家”；培訓機構則借勢推出“培養秘籍”，兜售“學霸筆記”；家長群體則在評論區密集發布“接屏蔽好運”，將屏蔽生符號化為成功學標簽。6月26日，北京日報發文《不炒狀元改炒屏蔽生了》，對此亂象提出批評。這一現象實質是狀元炒作的輿情變形。

（二）“唯名校論”潛藏價值對立風險

高分考生的志愿選擇本屬個體與家庭自主決策，但社會輿論常以“清北率”“名校錄取率”等指標衡量教育成敗。一旦有考生因個人志趣選擇“高分低就”或放棄頂尖高校，易被輿論塑造出“個人主義與大眾期待”的對抗場景，引發“選學校還是選專業”的持久論戰。

去年7月，江西瑞昌一中一名教師因三名學生未按學校及家長建議填報北大清華，轉而選擇其他高校熱門專業，在微信群發表“孩子們將學校、老師、家長意見完全放在一邊”“憑一己之好填報志愿”“是教育的失敗”等爭議言論并解散班級群，引發網友強烈不滿，認為其言論構成道德綁架，應尊重考生個體選擇。

（三）AI技術驅動的招生詐騙全面升級

從高考結束到正式錄取期間，不法分子往往通過非法獲取考生個人信息，實施定制化精準詐騙——如利用AI語音模擬招生辦工作人員、仿冒官方平臺搭建釣魚網站、偽造錄取通知書等，手段逼真、家長及考生辨識困難，嚴重影響考生權益與未來發展。

此外，部分機構借機推出所謂高價“AI志愿填報”咨詢服務，或以“內部名額”“補錄渠道”等噱頭精準收割家長及學生，可能進一步加劇了信息不對稱下的受騙風險。

暑期安全：

孩童溺水與文旅風險疊加

7月正值暑假核心期，廣大中小學生脫離學校日常管理，進入“監管真空期”，疊加高溫天氣與出行高峰，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風險顯著攀升，其中，兒童溺水與暑期文旅安全成為兩大輿情焦點，每一起悲劇都易因責任追究、預防落實等爭議引發全國性輿論審判，放大家庭、學校、政府責任與個體疏忽、安全紅線與自由玩樂之間的價值張力。

此外，在社交媒體時代，游客或家長的實時發聲借助短視頻傳播迅速擴散，極易將個案安全悲劇升級為對暑期文旅亂象、政府監管真空等問題的系統性質疑。

（一）孩童溺水輿情：暑期“頭號殺手”，農村及無人看護場景風險突出

每年6至9月是溺水事故高發期，7至8月尤為集中。據國家衛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約5.7萬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兒童占比高達56%，平均每天約88個孩子被溺水奪去生命。暑假期間，農村及城鄉接合部兒童脫離學校監管，疊加家長監護不到位、基層巡查薄弱等問題，野泳、結伴嬉水、滾水壩等危險戲水行為頻頻誘發悲劇。去年7月，黑龍江哈爾濱市雙城區6名少年游泳時發生溺水，致2死1失聯；同月，重慶3名14歲少年在嘉陵江邊王婆磧耍水，2人誤入深水區，致1人溺亡。

盡管各地暑期均進行防溺水教育，但基層落實薄弱環節易被輿論放大。事故發生后，公眾焦點迅速轉向“監管責任是否缺位”“基層預警是否到位”，學校及教育部門易被指責“放假即放任”，家長也多被聲討“監護不力”。不幸溺亡的孩子有時還面臨“好言難勸該死的鬼”等網絡指責，加劇輿論撕裂。

（二）暑期文旅安全：景區隱患與野景點風險疊加

暑期作為旅游高峰，疊加學生出行熱潮，文旅安全事件頻發。水上項目（漂流、戲水等）危險系數極高，疊加暴雨等極端天氣，漂流成為暑期致死率較高的旅游安全事故。去年7月，四川射洪一漂流項目發生淹溺事故，致1名兒童死亡；同月，湖南瀏陽六疊泉漂流景區因突發強降雨導致水位暴漲，一名24歲女游客失聯。

此外，設施維護缺失、救生裝備不到位等問題屢見不鮮，若受害者涉及未成年人，更易引發社會對景區安全的強烈詰問。今年5月，一名16歲女孩在四川華鎣山體驗“瀑布秋千”前呼喊“沒綁緊”，仍被工作人員推出平臺，安全繩脫落致其撞崖身亡。事后網友評論直指工作人員操作失職“過失殺人”，并質疑該項目作為網紅打卡地設計存在缺陷——秋千擺動軌跡內有山體障礙物且缺乏雙重保險裝置，運營方資質及日常安全檢查記錄也備受拷問。

與此同時，部分游客受社媒影響，為追求“原生態”體驗選擇未經開發的“野景點”，安全事故頻發，成為新增風險點。去年7月，一張關于多起游客失聯事件的紅色“敬告牌”在社交平臺引發熱議。該牌設立于安徽寧國市“大野洼”一處山野水潭入口，顯示“7月12日上海11名游客失聯”“7月9日江蘇2名游客失聯”，并標注“未開發區域，禁止進入”。近年來，“野景點”經網絡平臺種草走紅，但人身安全事故高發，輿論往往集中追問平臺引流責任與屬地管理漏洞。

此類事件中，景區管理方、地方政府、旅行社、發文平臺、發帖網紅等多方主體易被大眾輿論拉入討論并進行“責任連坐”，設施隱患、預警缺失、游客自救能力不足等因素交織，回應稍有不慎即可能被解讀為“逐利輕人命”。

高溫天氣：

高溫之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備受關注

每年6至9月，隨著氣溫持續攀升，夏季安全生產進入關鍵考驗期。今年入夏以來，全國多地遭遇持續高溫天氣，快遞員、建筑工人、環衛工人等戶外作業群體面臨嚴峻健康威脅。歷史經驗表明，暑期因高溫引發的傷亡事件極易引發廣泛關注，去年7月，多地發生勞動者因熱射病死亡案例。山東臨沂一名55歲勞務派遣工在夜間作業時突發熱射病，體溫高達41℃，不治身亡，最終搶救無效去世。此外，陜西、山東等地也出現環衛工、保安猝死案例，有用工方甚至拋出“提前到崗，‘熱’死不算工傷”的冷漠言論引發大眾強烈憤慨。

我國法律對高溫勞動保護并非無法可依。人社部2025年7月明確：40℃以上應停止室外露天作業；37℃以上露天作業累計不超過6小時，且當日最高氣溫時段3小時內不得作業；35℃以上應縮短連續作業時間。高溫津貼不得以清涼飲料等實物替代，因高溫停工不得扣減工資，職業性中暑應依法認定工傷。然而，目前制度執行中往往打折扣：部分企業以西瓜、綠豆湯抵充津貼，或通過縮短工時變相規避發放；外賣騎手、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因勞動關系模糊，高溫津貼難以落實。熱射病工傷認定路徑曲折，維權成本高，舉證責任多由勞動者承擔。

每當高溫致死事件發生，公眾追問的焦點往往高度一致：用人單位保護措施是否到位？監管部門檢查是否存在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工傷認定和賠償機制是否通暢？大眾普遍認為，發放高溫津貼僅是底線，保障勞動者生命健康權才是關鍵。長期以來，高溫下堅持工作被賦予精神褒獎，但高溫本質是氣象災害，免受其傷害應被視為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汛期：

汛期防汛疊加AI謠言危機帶來雙重考驗

進入主汛期，受全球氣候變暖和厄爾尼諾事件疊加影響，我國氣候狀況總體偏差，極端天氣事件明顯增多。7月汛期治理與輿情情況或將更加嚴峻。北方地區極端強降水事件顯著增加，但城市防汛經驗相對不足，7至8月城市內澇等風險尤為突出，北方城市的防汛體系能否經受實戰考驗將成為公眾持續關注的焦點。在災害應對上，預警發布、人員轉移、物資調配、災后重建等任何環節的疏漏，都可能被網絡迅速放大，并從個案質疑延伸至對體制能力的系統性質疑。

此外，更值得警惕的是，AI技術的普及大幅降低了極端天氣謠言的制作門檻，主汛期極可能成為涉汛AI謠言的高發期。去年7月，法治日報等媒體曾提醒大眾警惕張冠李戴、舊文翻炒、虛構數據、偽造救援、夸大其詞等五類涉汛謠言。今年隨著AI進一步技術迭代，社媒上AI生成的災害畫面或將以更逼真的“現場直擊”面目出現，視覺沖擊力強且辨識難度進一步增大，給辟謠工作帶來較大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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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經濟民生與生活成本風險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十五五”開局之年政策定調疊加，市場對政策信號保持高度敏感?！邦A期差”或將成為核心輿情風險；AI技術則可能加劇信息失真與極端化傳播，干擾市場預期。

每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例行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今年恰逢“十五五”開局之年，市場將對這場會議釋放的政策信號將保持高度關注。

結合歷史經驗來看，“預期差”或將成為會議最核心的輿情風險。若市場對政策力度的預期與會議實際傳遞出的信號產生落差，可能引發資本市場短期震蕩。去年會議后，相關文件中的措辭“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被調整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兩字之差即被部分解讀為政策微調。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復雜嚴峻，若市場期待過高而會議強調“保持政策連續性”，可能動搖短期信心；會議若在穩樓市、穩股市等領域的表述出現變化，也極易被放大并解讀為中長期轉向信號。

此外，AI技術的發展也為會議輿情帶來新變量。一方面，部分好事分子可能借助AI生成虛假的“會議文件摘要”“政策解讀文件”，干擾信息秩序；另一方面，AI批量生產的解讀文章可能將中性信號過度演繹為利空，并觸發算法機制，成為高熱傳播內容，影響大眾心智。相關部門或需提前做好輿情預案，在信息發布、謠言處置等環節形成快速響應機制，最大限度壓縮風險輿論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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