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盲運動，四億中國人的識字課

1952年8月，為慶祝建軍二十五周年而舉辦的第一屆全軍體育運動會，在北京召開，其中一個比賽項目非常特別——

跑步比賽時，運動員不是根據發令槍起跑，而是誰先在起跑線上寫出規定的文字，誰就能率先起跑，文化水平的程度，直接決定了體育比賽的成績。

這種事現在聽著很新鮮，但在革命軍隊里，其實是很正常的。早在紅軍革命的年代，這支軍隊就把“識字”和“打仗”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為什么？

因為中國革命需要的不僅是能沖鋒的戰士，更需要一群懂道理、有文化、能算賬的革命者。

槍桿子負責清掃舊社會，筆桿子則在廢墟上建設新世界。

等到革命戰爭結束、新中國成立以后，軍隊里的“識字”傳統，便隨即放大到全中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識字運動。

運動會上比賽寫字，便是這場掃盲識字運動的縮影。

1 革命軍隊學習文化，由來已久。

早在1929年的古田會議上，教員就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提出，要用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等方式加強紅軍的無產階級政治教育，以及通過識字運動、革命故事、經濟常識等方式強化戰士的政治訓練。

戰士識字，此時便開始了。

到了1936年，中央紅軍已長征到陜北，埃德加·斯諾在采訪時發現，紅軍的每個連隊都有一間列寧室，每間列寧室都有一個角落，墻上掛滿了戰士的筆記本。

這個角落，其實就是連隊的識字班。

識字不到一百的一個班，識字一百到三百的一個班，識字三百以上的一個班，那些完全不識字的都編入“瞎子班”，而這個班的戰士，整個紅一軍團都不到兩成。

我們都知道，紅軍的條件非常艱苦，那他們怎么識字呢？

方法很簡單，戰士們去上課的時候，一手拿著背包、一手提著磚頭，教師則把窯洞當成教室、石板當成黑板。到了寫字環節，教師就在石板上寫下范例，戰士則坐在磚頭上，再把國民黨散播的傳單翻過來，在空白處練習寫字。

條件雖然艱苦，但時間一長，學過的字還是能刻在戰士的腦海里。

除此以外，紅軍還發明了“識字牌”的游戲，把識字當成娛樂項目。發到農村的識字課本，直接把革命理論編成一問一答的簡略形式，識字和明理齊頭并進。

即便是行軍途中，紅軍也不放過識字的機會。

每個戰士的背包上，都掛著一個生字牌，后面的戰士邊走邊學，等到完全學會，再變換隊形，開始學習新的生字。

就這樣，革命、打仗、識字，三件事被融合成一件事。

斯諾曾采訪過一個紅軍戰士，問他為什么參加紅軍、為什么愿意學習？他說：“紅軍教我讀書識字，現在我都能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了。”

言辭之間，對未來充滿希望。

這就是識字的意義，它把一個世代當睜眼瞎的窮孩子，變成一個對革命、對中國有用的人。

再往后，全面抗戰到來，列寧室改名為救亡室，識字課跟著八路軍走遍每塊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炮彈飛過頭頂，戰士們仍然在坑道里的“陣地之家”、“陣地圖書館”讀書識字。

可以說，二十余年來，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太行山到鴨綠江，這支革命軍隊走到哪里，識字課就開到哪里。

2

1949年后，這支革命軍隊解放了全中國，那么他們的識字傳統，自然要擴散到全中國。

這個過程，其實是水到渠成的。

但，要讓全體中國人民識字，遠比軍隊戰士識字難得多。

那時，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文盲率卻高達八成，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不足兩成、初中入學率是6%、受過高等教育的僅有11.7萬人。如果把目光局限在農村，數據更嚇人——

全國農村文盲的比例達到95%以上，跑遍十里八鄉，可能都找不到一個識文斷字的。

這意味著什么？

一個現代國家要發展起來，前提條件是把政令傳達到每一戶、每個人心中，如此才能起到引導、動員、號召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的八成人口都不識字，這個國家想要發展起來，無疑是天方夜譚。

國家想要做些什么，可能政令傳到村口，就傳不動了。

這種情況，教員看的很清楚，他在《論聯合政府》里就說：“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里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不過，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革命戰爭還沒有結束。等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戰爭的障礙就不存在了，不論客觀條件如何困難，給全國人民掃盲都勢在必行。

3

為了給全國人民掃盲，新中國成立將近一周年時，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便召開聯合會議，決定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掃除文盲。

為表示支持，教員還親自到場接見了參會代表。

隨后，城市開辦了“夜校”，農村在冬天農閑時辦起“冬學”，工廠有“車間學校”，田里有“地頭學習小組”，婦女有“炕頭學習小組”，有些農村還成立了“讀報組。”

一場覆蓋全國的掃盲識字運動，就此鋪開。

學校是辦起來了，那老師不夠怎么辦呢？

其實解決辦法很簡單，誰先完成掃盲、誰能多識幾個字，誰就做老師。例如學會十個字的做"十字先生"，學會百字的做"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大家一起學習、一起進步。

那些年，掃盲識字這件事，融入了全國人民的方方面面——

青海的放羊娃，在山坡上默寫冬學教的字。福州的漁民婦女，在船頭一筆一畫地練。新疆的田埂上，小學生給社員當老師。吉林的八旬老人，掃盲掃到能讀報。九三榮軍農場則是馬車后面掛一塊小黑板，寫著前一天學的生字，戰士們一邊工作一邊復習，收工時組長再挨個檢查。

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這么濃厚、這么廣泛的學習氛圍，可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學歸學，但漢字常用字有3500個，從哪些字開始學起？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傳統經典里、不在正規學校的課本里，而要落到實際運用上面。

農業合作化開始以后，農民勞動要記工分，如果村里沒人識字，記工就成了大難題。例如有的互助組里沒有記工員，便用布袋裝豆子來代替工分，結果布袋被老鼠咬破，豆子灑落一地，一年的工分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在這樣的背景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團支部，便辦了一個“記工學習班”，并請來四名高小畢業生做老師，專門教農民們寫自己的名字和農活、農具、牲畜的名稱。

一言以蔽之，做什么就學什么，學習要為實際工作服務。

短短兩個半月后，全村的115名青年都學會了200多字，其中19名能做記工員、92名能記自己的工分。

教員聽到高家柳溝村的經驗以后，隨即把匯報經驗的文章編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親筆寫下按語：“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

可以說，理論結合實際的哲學，在掃盲識字運動上也有了深刻體現。

而為了降低識字的門檻、提高掃盲運動的效率，國家相繼做了三件事——

1956年1月，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公布 <漢字簡化方案> 的決議》，正式決定推行簡化漢字，第一批就推出了五百多個簡化字、五十多個簡化偏旁。

次月，周總理在《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明確規定，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普通話。

再過兩年，全國人大正式批準《漢語拼音方案》。

簡化字讓字好寫，拼音讓字好認，普通話讓字好讀，如此三管齊下，掃盲識字的效率大大提高。

4 掃盲識字運動搞得轟轟烈烈，那成果怎么樣呢？

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吧。

其中一個是關于女性的。

舊中國的文盲率高達八成，其中農村女性的比例更高，她們在娘家時沒機會讀書，嫁到夫家，也只能得到一個“王門李氏”之類的稱呼，或者姓氏+小名，基本沒有正式的名字。

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人，無論在家庭還是社會中，都只能是男性的附庸。

要想讓中國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把女性從這種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讓她們成為獨立的個體，也成為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

因此，教員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堅決要求廢除包辦婚姻、實現男女平等。

掃盲識字運動，正是配合《婚姻法》和政治號召，解放女性的關鍵一步。

例如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掃盲班剛辦起來的時候，報名女性給自己登記的都是王欠欠、肖條條、李桃子一類的名字，可學了幾個月以后，她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名。

王欠欠改成王菊蘭、肖條條改成肖麗秀、李桃子改成李秀民。

那些被人叫了半輩子卻難登大雅之堂的舊名字，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認識、能寫、且略微文雅的新名字。

女性有了名字，便是一個獨立的人，不再是誰的附庸。

從此以后，《婚姻法》和政治號召保障了她們的地位，掃盲識字給了她們獨立做人、獨立謀生的能力。她們可以寫下自己的名字、參與社會的各項工作、閱讀報紙了解政策、記下工分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可以說，掃盲運動的目的不僅僅是識字，它是改造中國社會結構、解放女性、壯大中國建設力量的一把利刃。

另外一個是關于男性的。

高玉寶是遼寧瓦房店的窮苦孩子，從小就給地主放豬、到日本工廠里做童工、在大連街頭做乞丐、賣冰棍、撿破爛、給說書先生打雜工，受盡了人間苦難，導致他在1947年參軍時，還是個地地道道的文盲。

然而，自從參軍以后，高玉寶就變了。

他在遼沈、平津等戰役中立下6次大功和2次小功，并刻苦學習文化知識。經過兩年的勤學苦練，隨軍南下的時候，他就能用漢字、圖畫、符號相結合的表達方式，創作出長篇自傳小說《高玉寶》。

等到戰爭結束、掃盲開始，高玉寶有了更多的時間學習，那部“鬼畫符”似的自傳小說，也得以用更通順的文字來表達。

1955年，高玉寶的長篇自傳小說《高玉寶》出版，累計翻譯成15種外文版本、7種民族文字版本，發行量超過600萬冊。其中一篇《半夜雞叫》，刻畫了一個惡霸地主周扒皮的形象，后來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并拍成木偶電影。

通過這部小說，高玉寶成為舉國知名的戰士作家，掃盲識字運動的標桿人物。

而高玉寶的背后，則是沉默數千年的億萬中國人，第一次成為能自我表達、能被世界看見的人。

這就是掃盲識字運動的意義。

5

掃盲識字運動共持續了十幾年，截止到1965年，中國的文盲率已經從80%下降到38%。這個數字意味著，除了老人和嬰幼兒以外，中國的絕大部分青壯年，都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在一個飽經戰亂、百廢待興的國家，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現在，掃盲識字運動已經過去70余年，回顧這場社會變革，我們可以發現，它其實還有一個更為宏大的意義——

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權機構都是鋪設到縣一級，再往下便是地主鄉紳自治，國家的觸角，從來不能和人民建立直接聯系。

但新中國的土地改革掃清了地主士紳，政治、經濟、社會功能合一的人民公社又取代了地主士紳的自治地位，在政權機構的層面，國家的觸角開始全面深入基層。

與此同時，掃盲識字運動讓青壯年有了基本的文化素養，他們可以清晰的知道國家在說什么、要做什么，并從得到的信息中，判斷出自己應該做什么。

這條信息流通渠道搭建起來，國家的觸角便和每個人建立起直接聯系。

可以說，土改和掃盲，一硬一軟，共同奠定了現代中國的根基。

而當年為降低識字門檻開發出來的漢語拼音，現在仍然是每個中國人讀書識字、用手機電腦打字交流的橋梁，承擔著14億中國人進入信息時代的入口功能。

這樣的景象，恐怕是那些開發漢語拼音的學者、在田間地頭照著拼音學習漢字的人們，沒有想到的。

但也正因為有了這座橋梁，每個中國人都能接收到海量的信息，和國家、世界真正聯系在一起，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自己對國家和世界的認識。

這，未嘗不是一場新時代的掃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