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歲的院士，走遍了牡丹、芍藥的每一個“原生家庭”丨先生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歲，植物學家，中國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在當院士以后，他耗時三十余年，以一副鐵腳板，七次深入喜馬拉雅高海拔地區，除南美洲外，世界各大洲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跡。對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藥，他如數家珍，證明九種牡丹皆為中國特有；對世界桔梗科的分類與進化作了開拓性研究。他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有力推動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從概念走向實踐、推動國家植物園建設，為拓寬系統與進化植物學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他讓兩枚國際獎（其中一枚為金獎）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國家。

洪德元：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藥搞得清清楚楚。這么窮的國家派我們出來，希望將來我有能力為國家做事、為科學做點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馬上就回去，我有報國之心。

▲2006年，69歲的洪德元在西藏米林考察大花黃牡丹

早晨八點，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銀杏樓。

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腳步聲。

鞋底與地面摩擦，發出獨特的“沙沙”聲響——那是常年爬山、肌肉勞損留下的印記。步子雖然略沉，速度卻快，不像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該有的節奏。

▲2026年，89歲的洪德元依舊堅持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辦公室工作

洪德元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腳力：“我身體很好，是籃球三級運動員！去年我還在開車。1984年研究室從動物園搬來植物園這邊，我不坐班車，自己騎自行車。大部分人騎50多分鐘，我只要38分鐘。在路上，沒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

徽州少年：

大山教他第一堂植物課

1937年，洪德元生于安徽績溪的一個小山村。徽州的青山綠水，是洪德元最初的課堂。

在他的童年記憶里，推門即是山，出門即是峰。從小上山摘野果、挖筍、挖野菜，洪德元未曾料到，這些山野間的饋贈，將成為他一生叩問大自然的起點。

▲洪德元在安徽績溪出生地

世代務農的洪家，日子過得艱難。從小做遍了農活兒的洪德元，八歲才讀一年級，那時候，村里只有一所“四無”初級小學。

洪德元：校長沒有、印章也沒有、學校的校名沒有，請到老師就來教，沒有老師，那么像我這樣就上山砍柴去了、放牛去了，我在小學就換了8個學校校址。徽州人講“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闖蕩去了。老師說你的孩子聰明，讓他讀下去，將來可能有出息。我媽媽就說，那就讓他讀。

洪德元原本也是個要被“丟”出去討生活的孩子，但啟蒙老師的一句話，讓母親咬牙供他留在了書桌前。讀書、寫字，對于山野間長大的洪德元來說，像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復旦大學生物系植物學專業。

洪德元：我高中畢業前想著考什么大學的時候，看到復旦大學的招生廣告，復旦大學的生物系植物學專業，就是要培養能夠進行野外考察、發現新植物的科學家。我說就考復旦大學！當時高中就很用功了，我相信我能考上，結果是第一志愿就進了復旦。

復旦五年，鑄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學術根基。他隨教研組去黃山實習認植物，去杭州周邊考察地質地理。“沒有復旦，也就沒有我。”

▲1962年9月，洪德元（左一）與復旦大學同學合影

▲1960年，洪德元（左一）跟隨復旦大學教研組在杭州周邊的山地實習

1962年，洪德元考取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類學家鐘補求教授帶領洪德元從最基礎的標本鑒定做起，同時重視外語，廣泛讀書，擴大知識面。

洪德元：他（鐘補求教授）教我的一個思想就是“面要寬”，希望我擴大知識面。讓我到北大地質地理系去聽課。他說你的俄語已經夠好的了，你要把英語變成第一語言，所以他也就讓我寫東西，然后他給我看、修改，我這功課都很不錯。

▲鐘補求教授（右一）在指導洪德元（左一）

▲1965年，洪德元在西藏少女峰冰川考察

堅定報國：

相信“知識就是力量”

1966年，剛剛研究生畢業的洪德元被下放勞動改造。在那種困難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沒有停止學習。

洪德元：我30多歲了，什么貢獻還沒有給大家做。我就想到有一句話，“知識就是力量”，總有一天可能會變，也許將來我能夠作出貢獻的。后來我開始讀英文（書）了，大概一天讀個兩三個小時。學這些知識，希望將來我有能力為國家做事，為科學做點事。

機會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臨。42歲的洪德元憑著此前積累的英文知識，順利通過考試，1979年前往瑞典做訪問學者。在瑞典，他每天都拿出一半以上的時間用來學習或者做實驗。兩年里，洪德元發表八篇論文、出版一部專著。

洪德元：因為經費非常少，一個月200美元。冬天要取暖、要鞋子，我很節儉，（還是）不夠。可是你看200美元，要（國內）幾十個工人的一個月的工資！那個時候多窮啊……所以我覺得我很滿足了。國家也不容易，這么窮的國家派我們出來，需要把西方的學習帶回家去為國家效力。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馬上我就回去，我有報國之心。

▲1981年，洪德元在阿爾卑斯山采集標本

回國后的洪德元先后擔起了中國科學院植物所分類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職務，拓展實驗條件并建立起專業的研究小組，在植物細胞分類學領域展開深入研究。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植物分類學開始從傳統的“認種識屬”向系統與進化植物學轉型。洪德元是這場轉型的關鍵推動者。為了研究黨參屬的分類，他帶領學生三次深入喜馬拉雅高海拔地區。

洪德元：因為類群都在喜馬拉雅山上，有一個類群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沒有的，非要到高山上去（不可），所以我帶著我的學生去了3次喜馬拉雅山。到西藏去那次真是命懸一線，有一天要經過怒江，怒江河谷就非常陡，汽車就這樣子貼著走，五六個車子下去以后就互相繞的地方都要鳴笛。我們那個車是最后一個車，到最后沒鳴笛，一轉過來兩個車就要碰了。我們的司機就往外轉，一個輪子已經空了。車子開始慢慢往后退，還好沒掉下去。

▲1993年，56歲的洪德元在考察矮牡丹時攀爬峭壁

正是這份付出，讓他對黨參屬的分類修訂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1990年，他的個人著作《植物細胞分類學》出版，這是世界上該領域的第一部專著。次年，54歲的洪德元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洪德元編寫的《植物細胞分類學》

尋根國花：

證實“唯有牡丹最愛國”

國色天香的牡丹，綽約多姿的芍藥，向來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占著重要位置。劉禹錫千古名句贊曰：“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然而在科學上，它們的“家譜”卻是一筆糊涂賬。它們分別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藥到底有多少種？中外學者莫衷一是。

洪德元：實際上你看見在公園里的牡丹，幾乎都是雜交出來的后代。但是論“種”要論野生的，外國人研究了中國的牡丹、芍藥，并不精準，他也不知道牡丹那些野生種長在哪里，芍藥也是有類似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芍藥搞得清清楚楚。

為了徹底厘清這團亂麻，也為了驗證“野生種牡丹為中國特有”的猜想，洪德元決定“刨根問底”。

做分類學，標本只能驗證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它們原生的那片土地上。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馬拉雅山東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峽谷，尋找研究傳說中的大花黃牡丹、驗證紫斑牡丹的獨特性狀。在跑遍了中國所有牡丹、芍藥野生分布區之后，他又遠赴歐洲、北美、日本展開野外考察。

▲洪德元（右二）在陜西甘泉考察紫斑牡丹

▲2001年，洪德元在土耳其考察芍藥

▲2014年，77歲的洪德元勇攀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

在瑞士考察時，65歲的洪德元一馬當先，帶領團隊從海拔五六百米爬到一千九百米，只為尋找還在開花的植株。當他們歷盡辛苦終于發現一株還在開花的植株時，同行的學生半開玩笑地跟洪老打起了賭。

洪德元：我的學生說，“洪老師，你說挖出來這個根是什么樣的？”因為根有兩種類型，一種像蘿卜，一種像土豆。我說那肯定是像蘿卜一樣的。他說洪老師，要是就像土豆呢？我說，要是不能預見這個，我院士就白當了，我就不是院士了！挖出來也究竟還是對的。（笑）

記者：所以他給您照了一張照片，您笑得很開心。

洪德元：對，非常高興，苦中有甜！

▲2001年，洪德元在瑞士與意大利交界處高山上考察

經過數十年的系統研究，“唯有牡丹真國色”終于有了科學的底注。洪德元團隊徹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藥的“家譜”，更得出了一個讓人振奮的結論：九種野生牡丹皆為中國特有！

洪德元：為什么我們說牡丹最為愛國？國外沒有，就是沒有！我82歲了，還翻過喜馬拉雅山去考察印度到底有沒有（野生）牡丹。最后結論，過去印度就沒（野生牡丹生長）了。所以我就很高興，牡丹是愛國的，就在中國。

▲芍藥科分類

▲中原地區5種野生牡丹經雜交產生“花王”牡丹示意圖

守護大地基因庫：

為“泛喜馬拉雅地區”草木造冊

一山登罷又一山。洪德元心中還有更遼遠的版圖。

早在1989年中國科學院四十周年大慶時，洪德元就曾做過一場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報告。兩年后，他牽頭申報了《中國主要瀕危植物的保護生物學研究》項目。2000年，又帶領大隊伍執行長江流域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

▲2017年，80歲的洪德元在西藏自治區米林縣考察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國植物志》修訂成新版，但思慮再三，還是放下。因為他看到了另外一處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點區域之一，有“地球基因組庫”之稱的泛喜馬拉雅地區。

洪德元：地形地貌就很特別，氣候也很特別，所以植物非常豐富。原來是英國人寫了個《印度植物志》，日本人每年去幾個人調查來寫一個雜志，報道他們的研究結果。那么我們中國雖然是出了個《西藏植物志》，但是那個時候都還不是很系統，規模也不會很大，隊伍也沒有進行國際性的研究。我就講，我們國家來組織《泛喜馬拉雅植物志》！

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他發起并主持了這項重大的國際合作。十幾個國家的學者積極響應、紛紛參與，會議桌上，除了科學問題的討論，還有區域邊界劃分的難題。

洪德元：差一點這個項目就搞不成，當時我們把這個地區分成13個區域，有一塊涉及到我們跟印度的國界線，然后就講把這一塊作為一個按照我們的名字來寫，印度人一聽，馬上說那不行，他們要走人了。我說這條河我們這邊叫雅魯藏布江、他們那邊叫布拉馬普特拉河。我說是這樣子，這個區域就叫“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區。這下成了，他們也同意，大家都同意。

▲2010年《泛喜馬拉雅植物志》第一次國際研討會，前排左四為洪德元

植物學界的“奧林匹克”

終于落地中國

幾乎是《泛喜馬拉雅地區植物志》展開編研的同時，年過七十的洪德元又接下了中國植物學會理事長的重擔。他的心愿十分篤定：要讓全球植物學界規格最高、被稱為“植物學界的奧林匹克”、百年歷史上從未在發展中國家辦過的“國際植物學大會”，落地中國。

為了這場大會，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選擇舉辦城市、制定方案、陳述答辯，與國際植物學會的代表反復溝通、巧妙斡旋。

洪德元：因為我已經在國際上有點名聲了，請了6個外國的著名的植物學家，寫信給國際植物學會的會長，讓他們支持我們申辦；然后也請國內的兩個人，一個是請科學院院長，一個是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主任，結果這個都實現了。

2017年7月，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在中國深圳召開。來自109個國家和地區的6800多名代表參加，大會的規模創下歷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見了中國力量。

洪德元：那些著名的科學家、外國的專家們都沒一句抱怨這個會議，或者說這個會議有哪些缺點，都沒有。他們都說這是不可復制、史無前例的大會，能讓（世界）看見咱們中國有這個能力，去辦如此空前的一個大會！

▲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海報

大會上，洪德元被授予國際植物分類學會最高獎項——恩格勒金獎，他是西歐和美國以外獲得這一獎項的首位植物學家。此前，他還獲得了澳大利亞悉尼皇家植物園頒發的首枚“拉·麥考瑞獎”。

▲2017年，洪德元獲國際植物分類學會“恩格勒金獎”

▲2012年，洪德元獲澳大利亞悉尼皇家植物園首枚“拉·麥考瑞獎”

而洪德元把兩枚珍貴的獎章，都捐給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

洪德元：我一個農民的孩子，是在植物所長大，進入到世界圈子，還得了兩個國際的獎。（就）捐給所里了。

從那個不識地圖東南西北的山村頑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學家，他走了太長的路。

常年登山導致的腰腿舊傷反反復復，聽力因為多次長途飛行而受損。但他和妻子潘開玉研究員仍然每天堅持來辦公室工作，繼續耕耘著恩師鐘補求60多年前為他指出的研究項目，沙參屬植物的研究。

▲洪德元在觀察標本

暮春時節，國家植物園的牡丹盛放。

步行三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銀杏樓里，那個為中國牡丹撰寫丹心“家譜”的老人，還在快步前行。

▲國家植物園南園盛開的牡丹

▲2026年國家植物園牡丹科技文化展于4月9日-5月25日在國家植物園（南園）西門北側展廳、牡丹園舉辦

【記者手記】

我是記者朱歆怡。采訪洪德元先生，除了那獨特的腳步聲，最讓我難忘的，就是他的掌聲。講到編寫學術著作受阻時，他一掌拍在桌上，震得瓷杯蓋子叮當亂跳，手掌的痛大約是銳利的，卻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談到中國終于辦成那場“史無前例、不可復制”的國際植物學大會，他大笑著連連拍手，那掌聲清脆、響亮。先生說，牡丹最愛國，只在華夏的土里生長。這雙手又何嘗不是？這位像灼灼牡丹一樣熱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嘆，都帶著雷霆般的聲響：那不是屋檐下的細語呢喃，而是胸懷山河的赤肝忠膽，是拳拳初心的熱血滾燙。

▲洪老為記者介紹野生牡丹

來源：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責任編輯：曹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