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紅七軍團造成巨大損失后授一級上將，后被譽為防衛金門鐵三角

1933年夏，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中央紅軍進入全盛時期，閩贛省駐地黎川鑼鼓掀天，鞭炮齊鳴，紅軍的一支勁旅第七軍團在這里隆重成立，隨后這支部隊參加第五次反“圍剿”的洵口、硝石、資溪橋等戰斗，為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反“圍剿”立下不朽功勛，然而，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形勢越來越不利，紅軍總部決定擴編紅七軍團，這支隊伍的核心指揮團隊可謂是超豪華配置：軍團長尋淮洲年僅 21 歲，是紅軍中最為年輕的將領；政委肖勁光（后樂少華），在軍隊治理方面極為嚴格；參謀長粟裕，則有著非凡的謀略智慧。三人攜手合作，被稱作“鐵三角”，這支部隊原本應當擁有充分施展自身能力的契機。然而，事與愿違，鐵三角尚未徹底成型，便遭強行拆分。

紅七軍團正式組建后，為減輕中央根據地受到的軍事壓力，牽制敵軍，奉命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中地區進發，根據紅軍總部《作戰任務的訓令》，命令他們“應在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之下，經過福建而到浙皖贛邊行動”渡過閩江。此時占領古田水口，再“威脅并相機襲取福州”，英勇的果然不負眾望，一路勢如破竹，一舉攻占閩清安仁溪、大箬、閩侯小箬，抵達雪峰、大湖江洋等地進入福州北郊山區，隨即開始攻城，并利用紅軍善于夜戰的特點，當天晚上紅軍向福州發起進攻，一部在赤橋擊潰敵便衣隊，大部沿村道至新店，敵排哨縮回浮村高地。

午夜12時，一部牽制浮村的守敵，大部向義井猛攻，一部占領玄沙寺佯攻大夫嶺，大部沿著新店通往北門樓的馬路挺進。這是一條最便捷的進軍路線，殊不知它也是敵人最重點防守、部署兵力最強的一個地段。因此，先遣隊進攻必經之地隱士山坡時，守敵憑借著地形、工事、武器等方面的優勢負隅頑抗，幾次激戰直到天亮前均未能攻下陣地，天亮后為了躲避敵機狂轟濫炸，只好收兵，退到北郊的嶺頭、外洋、里洋一帶隱蔽休整，準備天黑后再攻福州城。

據時任先遣隊參謀長粟裕大將后來回憶，“紅軍打得十分勇敢，強攻一晝夜，攻占了敵軍一些陣地和城北關的主要街道。但因我們還不善于近迫作業，又缺乏攻城手段”，攻城仍未成功。據時任先遣隊第三師師長后授予開國少將的王蘊瑞回憶：“部隊接近福州時，我師是前衛，直逼城下。到晚上，從城西北角攻城。因準備不足，情況不明，梯子太短，城墻又高，梯子靠在城墻上沒有爬上，當即撤出戰斗……攻城時，我和粟裕同志在一起。攻打福州，先遣隊三個師都參加了戰斗。

先遣隊第一次攻打福州雖沒有成功，但也讓城內的政軍頭目嚇出一身冷汗。他們一面嚴令北郊守軍拼死頂住，一面密令王莊飛機場備機以便城陷時逃亡。天亮前先遣隊撤出戰斗，他們才松了一口氣，又令空軍派飛機前往北嶺山林密集處盲目地狂轟濫炸。據報載：“航空第三隊、第五隊派遣轟炸機，自晨至晚，前往擲彈十數次，計擲重量炸彈六十枚。”接著敵人的重兵向福州合圍過來，上級領導決定放棄攻打福州，放棄攻福州原因據粟裕回憶：“攻打福州，帶有很大盲目性。”“當時對福州敵軍的實力、工事等情況了解很差……也沒有地下黨組織策應，沒有辦法打進城。”據時任先遣隊政治部主任劉英回憶：“未能取得當地黨與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幫助和適當的配合，以致先遣隊圍攻福州……始終得不到各方面的消息，而影響到七軍團的軍事行動與圍攻福州整個戰斗任務的完成。”

粟裕還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估計即使打進城，也不容易解決敵人。于是決定把部隊撤至福州以北嶺頭一帶，準備向閩東轉移。”時任先遣隊政委樂少華在回憶中也寫道：“大家都認為，如果攻進去了，也只能占據一角，否則兵力便會分散，福州實在太大了。”“于是我們決定部隊撤回，稍事休息后便繼續北上。”然而，令紅七軍團所有領導人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次撤退過程中，竟然碰上了硬核，在福州北面的宦溪鎮降虎村一帶，遭到剛剛上升的敵87師261旅上校旅長劉安祺抄近路在“追剿”和“搜剿”。

使紅七軍團損失巨大的降虎村位于晉安區宦溪鎮，因為村中有因降虎寨而得名。相傳古時候山中一老虎中藥箭，求助于嶺上僧人，僧人為其去箭鏃，老虎痊愈后遂相隨左右，降虎二字由此沿用至今，村落中的古驛道，是古代南往北來商人和學子的必經之路，商販自行聚集，漸成圍寨村落。寨子前后有兩道門及一圈圍墻，從古道遙望布滿藤蔓青苔的古寨門，有“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之感。降虎村地勢險要，自古以來就是守護福州的“北大門”之稱，至今村里有紅軍墓、烈士紀念碑、紀念館默默矗立，訴說紅軍上北抗日先遣隊將士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戰斗精神，回蕩著紅軍不畏強敵、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降虎村紅七軍團紀念碑

史料記載，此役使紅七軍團損失巨大，最后不得不折返并隨后番號取消。而圍攻紅七軍團，被老將譽為有勇有謀而立下赫赫戰功的劉安祺很快就晉升為少將，隨后成為老將最信任的人進入快速晉升模式，到后來一直做到一級上將。

劉安祺，字壽如，乳名開秦，山東省嶧縣義和莊人，祖父、父親以種田為業，有瘠田三百多畝，屬于當地的大地主，后來，其父劉宜德在韓莊開了一家雜貨店，專賣針頭線腦之類的小東西，之后生意做大，取名德泰恒。有錢的劉家早早把劉安祺送入私塾，讀《千字文》、《論語》、《孟子》等，12歲時又到韓莊鎮高等小學繼續學習。據村里人說，小時候的劉安祺是個“老實得有點窩囊的孩子”怎么看也不像長大之后能率領千軍萬馬，叱咤風云的一級上將。

據他的鄰居老輩人說，小時候的劉安祺喜歡發呆，別的小孩在玩，他只在旁邊呆呆地看著，有時甚至盯著個地上的螞蟻、蚯蚓也能獨自看上半天；上學時低年級比他小得多的一群孩子也追著他打鬧，別人問他你咱不還手呢，他笑著說吃點虧無妨。后來，在一本叫《劉安祺先生訪談錄》的書，他自己介紹說：“當時家里中堂有人寫了一個‘學吃虧’的匾額……”可以說他這種生意人的料子，要先學會吃虧再學會做人，做人要自求多福，不叫人可憐，別處處讓人幫助，因此，這三個字伴隨劉安祺一生。

本來，按照劉安祺父親的設想，讓兒子讀點書能算數，便可以打理生意，因此，早早地給他娶了一房媳婦，偏偏他不喜歡子承父業。但是，那年代軍閥混戰，有一次他的老家來了一批軍隊，到他店里購物時要使用“軍用票”，由于他父親知道軍隊都使用軍用票，軍隊一走就倒號，成了廢紙，因拒收軍用票，被當兵的辱罵之后還挨了幾記耳光，差點惹了大禍。他好心為一位客商砸了一次店保，結果被人坑了，賠了兩部縫紉機的款，可把劉宜德疼壞了。為此，他覺得去當兵說不定能保住生意。

后來，他在老同盟會員孫樹成的介紹下，去上海參加黃埔軍校考試，在全國370位考生中脫穎而出，最終以73名的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讀書期間，第一次東征，沒有絲毫戰爭經驗的他只充當了“挑夫”的角色，負責運送彈藥。之后他進入突擊隊，作為先鋒沖在前頭，那場戰爭讓不少同學喪命，劉安祺也身中兩槍，幸好都打在了雨衣上，僥幸逃過一劫。短短一年中，歷經了兩次東征和數次戰役，到畢業典禮時同學已經少了一多半。那天，北方人粗狂的身軀讓劉安祺獲得了一次機會。他自己回憶說“畢業典禮時，校長親自點名，那時我曬得比現在還黑，因為是北方人，身體比別人高大，人也長得粗獷，所以校長特別把我叫出來，問我是哪兒人。當場一共挑了十四、五個同學，準備派我們去當署連長(代理連長)。”

真正的軍事生涯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從見習排長到排長，再從機關槍連連長到步兵連連長，劉安祺在這其中經受了很多。他太年輕，得忍受老兵對他的嘲諷;為了給士兵示范動作，他挑燈夜戰做準備;后來到步兵連練兵，他又得天天練習打槍。就在這個過程中，年紀輕輕的劉安祺成長起來了。在1926年北伐，時為連長的劉安祺浴血奮戰。有一次追擊敵人，一天走了100多里路，走得腳都流血。

劉安祺將這段經歷寫進了《記錄》中：“那時候我們都穿草鞋（北伐剛出發的時候穿稻草鞋，過仙霞嶺到浙江才穿麻草鞋），一個月發一雙布襪子，長途行軍，襪子頂多只能穿一兩個禮拜，所以大家都赤腳；公家發的草鞋也穿不了多久，所以有的也自己打。一直要到江西與紅軍作戰，全軍才有布鞋穿，民國二十三年，官長才開始穿皮鞋。”在北伐戰爭中，劉安祺隨北伐軍浴血奮戰，攻福建，下杭州，跨湖州，越上海，到鎮江，一面打一面追擊敵人，一直打到淮陰。

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擔任團長的劉安祺奉命馳援十九路軍，駐守在江灣，靠近吳淞炮臺，是日寇飛機炮火最密集的地方。那場戰爭打得異常慘烈，最后連火夫和通訊兵都用上了，連參謀和隨員都戰死了。多次與日寇展開白刃戰，打得血肉橫飛，死傷不計其數，當時那里是湖沼之地中想找隱蔽都不容易，不得已只能扒開墳墓當掩護，水沒及腰身，從那之后，劉安祺患了風濕性腰痛。談及這場戰役，劉安祺說：“我們阻擋了日本人的野心，把我們抗日的士氣提高了，也把我們一口氣爭回來了。”

當年與日本人打仗，到處流傳的是侵略者的兇殘，因此，劉安祺的父親劉宜德特別擔心兒子的安危，他每天在老家院子里燒香磕頭，求老天保佑兒子平安無事。整日提心吊膽的老人家后來聽說兒子升了官，又要帶兵去江西一帶打紅軍，他聽說紅軍打仗可厲害啦，便只身親自跑到他的部隊里，那時劉安祺正騎著大馬一身戎裝出門，劉宜德竟然沖破警戒線撲了過去，拉住劉安祺的馬韁繩說：“開秦我兒，咱不干這玩意兒，太危險了!咱家做著生意，有口飯吃，餓不著你……”但劉安祺感念父親對他的保護，但自古忠孝難兩全，仍然堅守在戰場上。劉宜德看勸不住兒子，整天愁眉苦臉，不到半年時間便去世了，他老家韓莊人說，劉宜德是生怕他兒子打仗打死嚇死的。

后來，劉安祺回老家韓莊安葬父親，德泰恒院里高搭靈棚，開門七天受吊，街巷擺滿了花圈、帳子。喇叭鼓樂、旗牌幡傘，大擺筵席、招待賓朋。一街兩巷擺滿了花圈、帳子。正中第一個花圈是蔣中正敬挽，第二個是何應欽送，依次師、團，各界送的花圈，琳瑯滿目，數不勝數，這事轟動一時。老百姓至今還是念叨這事，因為他父親出殯那天不收禮，光待客，來吊喪的人7天內不限餐數，流水席一直來者就大魚大肉好酒好茶吃著喝著，一時間男女老少絡繹不絕前來蹭吃蹭喝。

自打劉安祺所謂“智取”紅七軍團，他的人生便像開了掛，升得非常的快，從少將旅長到青年軍師長、軍長，這期間他戰場上并沒有多少出彩，到了解放戰爭期間，劉安祺奉調到東北，一度主辦訓練團。在東北著名的四平攻堅戰時，陳明仁被革職查辦，寸功未立的劉安祺卻跑來坐享其成。整個第七十一軍瞬間軍心渙散，大批基層軍官私下里叫苦連天。借著東北敗局已定，劉安祺又一次提前脫身，被調到山東青島擔任綏靖區司令。

此時的山東幾乎全境解放，青島成了一座隨時傾覆的孤島。不過劉安祺手里握著一張免死金牌，當時的青島駐扎著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六師和太平洋艦隊的大批軍艦。美國人把這里當作制衡遠東的關鍵跳板，死活賴著不走。畢竟我軍還沒有到與美軍直接對峙的階段，有這兩萬多美軍當人質，劉安祺過得比誰都滋潤。他心里盤算得很明白，只要洋人在，解放軍就不會輕易強攻。

果然如他所料，我軍采用“逐步壓縮、迫敵早撤，于敵撤退之際尋機殲其一部或大部”的作戰方案，接下來隨著我軍占領了青島東部的重要口岸沙子口，青島完全陷入陸地包圍圈中，再守在這里已經沒有意義，接著美第七艦隊撤至公海，兵團司令劉安祺率領部隊不戰趁夜陸續從海上撤退。

這次從青島撤退的國民黨軍官，其中有一個當時是上尉軍銜的人，名叫郎豐津，他的兒子便是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郎咸平曾經說，父親是劉安祺的老部下，而且對于這個當了一輩子軍人的父親，小時候的郎咸平心里有點怕。“我爸爸是個軍人，他經常在部隊里，很少回家，一個月偶爾回家一兩次，他看我總是不順眼，總是找我的錯。他的脾氣極壞，我和他很難相處。記得小時候從來沒見過爸爸對我笑過，而我對爸爸從小就懷著很深的敵意。”

郎豐津是1949年加入國民黨第26軍，也就是劉安祺的部隊的，一參軍便被授予了上尉軍銜。國民黨大勢已去后，郎豐津跟著劉安祺撤到了臺灣。當時從青島撤離的國民黨軍隊很多，作為最后撤離的劉安祺部隊把青島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了。郎咸平說：“撤退的時候每一個軍官一般都帶一箱子的黃金、白銀，但我的父親這個人特別有趣，他帶了一箱青島啤酒、三塊大洋和我的母親就上路了。”郎豐津在《八十年風雨人生(國民黨空軍少將郎豐津回憶錄)》一書中也提到，當時花八十美金租了一個水手的床位，他帶著懷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了臺灣，再回大陸就是40多年后的事了。

撤退到臺灣的時候，劉安祺當時只是一名中將，要知道，那時候臺灣的中將那可謂遍地都是，就是二級上將也大有人在，但為何偏偏他官運亨通呢？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金門島的事情。

說起金門島，大家可能會認為無非是一個長二十公里，寬十四公里，面積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金門與大陸最近距離約 2 公里，形狀像個啞鈴，東部多高山，西部多丘陵，北岸瓊林至后沙到西北角古寧頭一帶都為黃白色沙質硬灘，礁石不多，確實是個理想大規模登陸的地點的小島而已，當年很多人都認為，老將能守住金門，全靠那道窄窄的海峽和后來美國人的軍艦。但這擺明了就是外行看熱鬧。要知道，面對當時勢如破竹、炮兵建制已經完全成體系的解放軍，光靠那??的海水怎么可能擋得住鋼鐵洪流？

而真實能把我大軍擋住的，后來人們總結，其中出了三個關鍵的人物，即三個國軍悍將，后人稱防衛金門鐵三角，這三個人性格迥異、打法不同，各有特色，用十來年的時間，硬生生地像接力賽一樣砸出來的一套立體防御體系，即使是我軍曾經采用大部隊搶灘登陸、823炮戰、斬首行動等多管齊下，還是讓這個小島在絕境中死死頂住了歷史的車輪，這三個人便是胡璉、劉玉章和上面介紹的劉安祺。

先說胡璉從淮海戰場上漏網的敗將，光棍司令走投無路之際竟然在江西招得數萬人馬，新組建12兵團，率領這支部隊以優勢兵力，打出臺灣后來吹噓的所謂“古寧頭大捷”， 取得了金門戰役的勝利。不得不說這位“狡如狐，猛如虎”，金門戰役中使我軍九千熱血男兒魂斷海峽，成了蕭鋒將軍一生背負的十字架，這位鐵骨錚錚的漢子在戰后寫下六千字檢討的那幾天里，體重從75公斤暴跌到58公斤。

此后，金門有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 “ 伯玉路 ” ， “ 伯玉亭 ”，金門之戰也讓胡璉爆得大名，老蔣對他高度肯定，先是鎮守金門，后晉升為陸軍上將。他在鎮守金門期間，持之以恒地干著一件事，那就是：深挖洞、廣積糧、多藏彈藥。每日開山不止，從而構筑了較完整的環島防御體系，各種坑道縱橫交錯，有外國記者把掏空的金門稱作是“一塊布滿窟窿的瑞士奶酪”。“‘國軍’最精銳的部隊貓在山洞里把望遠鏡對準只有一個步槍射程之遙的大陸。防止傘兵降落的鐵釘遍布全島。在所有可能登陸的海灘，精心安放了一層層用水泥樁、鐵絲網、深壕構置的鹿砦。

這個原本風沙強勁、亙古荒涼，只見稀疏的茅草與菅芒花隨風搖曳的小島，打樁聲、開鉆聲、澆灌聲、號子聲、軍歌聲 …… 通宵達旦，迷宮一般的地下戰備坑道，充滿肅殺氣氛的海岸阻隔樁、各種軍事偽裝和防御工事一一竣工，成為今人憑吊冷戰歷史中不可或缺之場景。埋設的地雷像天上的繁星無以計數，以致時常有人畜挨炸的事件發生。偽裝過的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鎖著港灣和公路交叉路口。仔細觀察，茂密的樹叢間伸挺著黑洞洞的坦克炮、榴彈炮炮口。縱橫交錯的地下道路和隧道通向營房、炮臺、哨位、飯店、醫院，甚至一家電影院。數萬全副武裝的軍人像地老鼠一樣常年在炸開堅石修建的地下工事里生活和工作。

再說第二位是外號“水道里打游擊的老狐貍”劉玉章，跟胡璉是老鄉。遼沈戰役進入決戰階段，時任第五十二軍軍長的劉玉章，駐守遼寧營口這一關鍵海口要塞。彼時東北國軍主力全線潰敗，錦州、沈陽相繼失守，數十萬大軍兵敗被殲，東北戰局已然徹底翻盤。在全軍潰敗的絕境之中，劉玉章深諳保存自身實力的為官之道，刻意消極馳援錦州主戰場，集中全部兵力牢牢把控營口出海通道。他利用靈活的戰術、虛假的情報迷惑手段，成功干擾我軍作戰部署，趁機帶領麾下主力部隊從海上乘船逃走，成為遼沈戰役中極少數成建制逃脫的國軍高級將領。他的這次僥幸突圍，并非正義戰力的體現，本質只是反動派軍閥保存殘余勢力的投機自保行為。

這種在絕境中四兩撥千斤的脫圍本事，正是金門此時最需要的。后來，他出任金門防衛司令官，在駐守金門的數年時間里，瘋狂加固海島防御工事、整編整訓駐軍兵力，持續強化前沿戰備力量，長期維持臺海對峙的緊張局勢。劉玉章一上島，眉頭一皺，直接把胡璉時期的“死扛”戰術給廢了。他太清楚了，死守碉堡就是給解放軍大炮當活靶子。劉玉章一出手，更是絕了。他把防御重點從“點”直接鋪成了“面”。步兵連被強行拆解，化整為零，重組成一個個極具殺傷力的“機動火力小組”。不僅如此，他下令翻修山道，拉網布雷，在全島死角硬生生摳出52個獨立射擊圈。

最硬核的是劉玉章的后勤手筆，金門本島和小金門之間的海域，被他秘密改造成了“彈藥中轉帶”。夜幕降臨，貨輪熄燈卸貨，小艇像螞蟻搬家一樣轉運。所有山腹里的儲彈坑洞全部編碼，A1、B2、C3……哪怕哪天指揮所的通訊電纜被解放軍炸斷了，前線連長盲抓一個編號，就能準確掏出相應的口徑炮彈。這套極高顆粒度的物流運轉系統，后來連美軍第七艦隊的軍事顧問看了都倒吸一口涼氣，直接抄去當了《島嶼防御教案》。1954年末，一江山島戰役解放軍大獲全勝，炮兵火控技術已經能做到指哪打哪。面對解放軍日益暴漲的戰斗力，劉玉章的機動防御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

最后一位便是我們要重點談的是心理戰高手劉安祺，1958年，金門炮戰時，他代替成為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那時鷹廈鐵路及其他有關戰備公路均已修建完成，交通設備良好，人員、武器裝備，彈藥各種補給運輸，機動便利；通訊方面，均有各種大小通信部隊，擔任各級通信勤務，其器材裝備精良，通信靈活，軍用情報傳遞迅速，加之海狼戰術，魚雷快艇機動靈活之性能，與岸炮充分協調合作，可以隨意襲擊任何目標；或以佯攻，牽制敵兵力，使之疲于奔命，同時又采用野戰，盡量接近我艦艇，使之雷達失去效用，以達偷襲之目的。可以說，兩岸的軍事差距進一步縮小，所有的士兵認為與強大大陸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單純的軍事對抗已經很難穩住軍心，這個時候再去叫進攻顯然是不全時宜，那怎么辦呢？人稱玩弄心理戰的高手劉安祺登臺了。

倘若是論打硬仗，劉安祺比胡璉、劉玉章那是差好幾個檔次，但他有前面兩人沒有的優勢，一是他對我軍除了紅軍時期與紅八軍團有過戰事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都與我軍相處比較融洽，單一說到青島擔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兼青島警備司令時，沒有執行“炸毀青島”的提議，讓青島工廠、碼頭設施完好地繼續運轉，給百姓帶來了很大的福利這一點，在大陸口碑還是較好的，而且撤退時也沒有同我軍發生沖突。反之胡璉、劉玉章都曾經與我軍有過激烈沖突。二是人稱他善于做“教師爺”，他當年是靠巡回演講動員知識青年入伍起家的人。上任第一件事，不是修碉堡，而是印發《金門心理防衛守則》。每個連隊塞進一個“政治教導員”，大喇叭里輪流廣播《前線之聲》，硬生生把口號刻進每個漁民的腦子里。

戰術上，他玩了一出極致的“示弱”。白天故意放出“缺彈藥，盼美援”的假情報迷惑對岸，一到深夜，工兵就在灘頭瘋狂接入電控引信系統，悄悄擴建雷區。他對島上的漁民也絕不刁難，反而將部分人吸收進“海上情報網”。漁船出海和岸上暗哨對口令，一發現可疑木帆船，立刻燃放信號彈。這種軍民合一的情報網，讓解放軍的情報部門五味雜陳，直呼此人“行事沉著，難以琢磨”。還是一個比較難對付的角色。

同時，在金門823炮戰過后，老蔣、胡璉、劉玉章等人甚至包括劉安祺自己，一致認定軍事力量如此強大的大陸一定會來進攻，正如他自己在回憶錄中寫的每當佇立在金門北太武山頂環顧四野，便覺殺氣騰騰，上沖云霄。料敵從寬，古有明訓，而且一定要計算到敵必來攻。金門孤懸海上，并沒有盤弓彎馬的余地，一場大戰，必然是硬碰硬的重量級拳擊賽。因此便想到了一句江湖術語：能打不如能挨！意思很明確，只要扛得住就是勝利。

因此，劉安祺對當這個金門防衛司令很是心安理得，不慌不忙，他叫人修筑地下堡壘，以確保金門十萬軍民的生命安全，當時的金門島光禿禿一片，炮戰停止后，劉將軍又派人到菲律賓買草種，到屏東縣小琉球買樹苗，動員全體官兵種樹，綠化金門。如今金門島變為綠樹成蔭、花木成畦的公園與觀光勝地，這是當年的遠見所致，功不可沒。”

劉安祺感覺無比幸運的是，這座面積不大的小島，往后的日子真的能在百萬大軍的博弈中存續，歷史的長河大浪淘沙，靠的從來不是天險，而是背后主將們榨干腦汁的戰術算計和士兵的血肉之軀，胡璉、劉玉章、劉安祺各顯所長守住這個小島，與解放戰爭時要解放金門的總指揮蕭鋒將軍臨終前感嘆：別再讓金門之戰重演！形成鮮明的對比。

但回過頭去看看，軍人的天職是沙場對決本無可厚非，但戰事的背后究竟是為了什么而戰，對于基層的百姓來說，能過上好日子才是真真切切，任何一方勝負，不外是同室操戈的悲劇，終究是中華民族一道深深的傷疤。哪怕戰術再精妙，防御再硬核，也掩蓋不了骨肉分離的痛楚。唯有銘記這些用鮮血寫就的教訓，期盼山河一統，國泰民安，人民幸福，才是告慰所有在這片海域沉睡英魂的最好方式。

不過，劉安祺晚年在臺灣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曾經有人送給這樣一副對聯：朝士無前輩，三軍皆兒曹。說的是，當時政府官員三軍將領很多都是他的學生。因為他當過聯合參謀大學(簡稱三軍大學)校長，受訓學員都是高級參謀和高級指揮官，因此，臺灣的人尊稱劉安祺為“壽公”，因為他的字壽如，甚至有些公開場合人家一見到他就一開口就喊他“壽公”，不知道的還以為是給劉將軍祝壽，于是握手的、敬酒的、照相的都來了，弄得劉將軍啼笑皆非。

劉安祺晚年在臺灣的住所取名叫“平淡園”這兩個字取自他的人生箴言：人我之際看得平，功名之際看得淡。無論是在戰場上，或者對敵人，這一點還算是做得比較到位，1995年9月9日凌晨時分，這位曾經授予陸軍一級上將的劉安祺于睡眠中安詳逝世，享年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