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沒有哪個行業注定被AI拋棄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作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創立者和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的權威學者，他將AI置于工業革命的歷史縱深之中，從比較優勢出發，系統分析了這場技術變革對就業市場的沖擊和應對之道。

沖擊的本質

——AI將替代什么？我們要警惕什么？

《中國經濟周刊》：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帶來就業結構的劇烈震蕩。這一次AI對就業的沖擊有何不同？

林毅夫：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每次技術革命對就業的沖擊本質上是相通的——新產業興起，舊產業衰落，就業結構隨之調整。就像馬車在蒸汽火車和汽車出現后退出歷史舞臺，生產馬車的人、趕馬車的人都面臨轉型。這次也不例外。

以AI為核心的這一輪變革有一點與過去顯著不同。過去的技術替代主要發生在簡單重復的體力勞動領域，這一次，人工智能很可能大規模替代過去被認為不會被替代的高端腦力勞動。但與此同時，那些需要真正創意、包含人類情感、要在復雜多變環境下作出決策的工作，至少在目前還不能被替代，甚至需求會增加。

所以，就業市場將經歷一場結構性重塑，而不是單純的“消滅就業”。總體而言，我相信新增的就業機會會多于被替代的崗位，但這個轉換過程會伴隨陣痛。

《中國經濟周刊》：那么，我們在就業和分配政策上，應該如何設計和應對？

林毅夫：政策上至少要同時做好以下幾件事。

第一，稅收和再分配手段要跟上。資本利得和勞動所得的稅制需要適應新時代，讓在AI浪潮中獲得巨大收益的企業和資本，回饋社會一部分收益用于支持轉型。

第二，社會保障必須更加普惠和有力。在就業轉換期間，失業者需要有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讓他們掉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

第三，根本的是教育公平和終身學習。要讓更多人具備進入新產業的能力，而不是停留在低端勞動力市場。收入分配的改善，歸根結底要讓人力資本水平整體提高，使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回升。

第四，最關鍵的是政治體制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我們的制度優勢，在鼓勵創新的同時，走上包容性發展道路。

《中國經濟周刊》：在您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下，不同地區、不同企業如何根據比較優勢來應對AI就業沖擊？

林毅夫：這是很典型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就是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然后做大做強。

能做AI產業化的地區，必須具備人才、產業基礎、資本等條件。在中國，主要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廣州、武漢、西安、成都等領先城市。這些地方人才聚集，人均GDP已達較高水平，完全有條件在AI新技術研發上引領潮流，創造大量高端就業。

但我國還有大量傳統產業。這些地區和產業的優勢不在于研發新技術，而在于利用后發優勢—— 把已經研發出來的AI技術拿來用，改造提升現有產業。

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用AI實現數字化、智能化之后，生產力水平提高、產品質量提高、成本降低，競爭力反而更強，市場會擴大，就業也就不成問題。

只要肯擁抱變革，沒有哪個地區、哪個行業注定被AI拋棄。

《中國經濟周刊》：您提到“羊群效應”可能導致AI泡沫，這對就業市場會有什么影響？

林毅夫：AI是新技術，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大家一致看好，必然出現“羊群效應”，造成投資過多，形成泡沫。當泡沫破滅時就會出現危機，大量就業崗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

比如美國，AI企業在美國上市公司數量中的比重不到1%，但在市場總體估值中的占比卻超過了50%。目前，中國資本市場中AI企業市值占比，用寬口徑衡量在20%左右，用窄口徑衡量則在10%左右，風險要小得多。

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時道瓊斯指數是12000點，現在已到51000點，如果泡沫破滅，對世界經濟和就業的沖擊會非常大。中國要做的是讓自己的經濟更有韌性，在資本賬戶上有一定的管理，建立防護墻。

應對的策略

——政府、企業、個人各司其職

《中國經濟周刊》：應對AI帶來的就業挑戰，政府、企業和個人各自應該承擔什么責任？

林毅夫：這是一個需要多方合力的系統性問題。

首先，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一是就業信息服務，用AI技術本身來做更精準的崗位匹配；

二是大規模的再培訓教育，針對被替代風險高的群體，給予免費或補貼式的技能提升機會；

三是在失業期間提供必要的保障，讓人有時間、有余地去完成轉換；

四是要助力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并對鄉村和城鎮經濟提供政策支持和財政支持，讓更多人實現就近就業和收入增長。

企業要有責任擔當。在引入AI替代勞動的同時，不能簡單將人推向社會。應該盡可能提供內部轉崗培訓，或與政府合作幫助員工尋找新出路。政府應通過規制和激勵，引導企業走“就業友好型”的AI應用路線。

最后，個人必須有正確心態，主動擁抱而不是逃避。個人不學習新技能，不僅自己被淘汰，國家也會落后。在人工智能時代，終身學習不再是口號。

未來大家都應具備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能力，這要求教育體系注重普及新技術的應用，但個人自身的學習意愿才是決定性的。

《中國經濟周刊》：您說過，中小企業必須擁抱AI，否則會被淘汰。但中小企業資源有限，面對高昂的技術改造成本和人才匱乏，具體該如何破局？

林毅夫：人工智能其實給中小企業帶來了獨特的發展機會。小企業范圍很廣泛，目前很多發展迅猛的AI初創公司本身就是中小企業，它們將AI新技術產業或應用化，抓住一個場景就能快速成長。

對處于傳統產業的中小企業，如果能利用AI實現數字化和智能化，生產力水平和產品服務質量就會提高，競爭力變強。如果不去擁抱，別人以更好的質量、更低的價格生產，你就可能被淘汰。

中小企業確實面臨人才和資金的限制，這就更需要有為政府發揮作用。政府可以搭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提供低成本的AI應用解決方案；可以組織行業性的培訓，幫助中小企業主和技術人員掌握AI工具；也可以通過財稅金融政策，為中小企業智能化改造提供激勵。

同時，大型AI平臺企業可以把能力開放出來，像當年的移動互聯網一樣，讓中小企業用得上、用得起AI。只要找準了符合自己比較優勢的應用場景，中小企業完全可以在AI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國經濟周刊》：教育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一環。面向AI時代，我們的教育體系需要怎樣改革？

林毅夫：教育是根本。如果教育不改變，培養出來的還是只能做重復性工作的人，那將來面對的就業沖擊就會非常大。

首先，教育的目的必須從灌輸知識轉向培養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過去我們強調學生掌握多少知識，但現在AI掌握的知識比任何人都多，你再會背也沒用。要學會提問、學會思考、學會在復雜環境下的判斷和決策。

只有在教育上更加強調讓每個人的創新能力得到更好的釋放，才能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潛力，而不是被它所取代。

其次，教育要貫穿終身。在AI時代，一次教育定終身的模式已經過時。學校教育、在職培訓、轉崗培訓應該一體化，學校重點培養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而具體技能的獲取更多在就業前、就業中、就業后不斷進行。以后，培訓可能比一次性的學校教育更重要。

再次，要發掘人之為人的特殊稟賦。那些難以被算法化的隱性知識、審美力、情感能力、實踐智慧——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部分——將在人機分工中越來越成為人的比較優勢。這方面，早期教育和美育非常重要。

最后，教育公平必須進一步加強。要讓農村孩子、農民工子女都能進入好的幼兒園、學校，甚至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早期發展階段的非認知能力培養，事后會轉化為隱性知識和創造力。隨著發展階段提高，應該拿出更多公共資源投資于人。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孫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