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貨幣非中性和結構性貨幣政策理論初探,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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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貨幣中性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深刻影響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本文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對該理論進行反思,指出貨幣中性成立的前提是經濟體不存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生產率提升。而現實中,經濟發展本質是資本持續積累、要素稟賦結構不斷資本深化,進而內生驅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生產率提升的動態過程。由于新技術與新產業資本密集度更高,相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貨幣供給通過影響利率水平,作用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生產率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使貨幣呈現長期非中性特征。發展中國家具備后來者優勢,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速度快于依賴自主研發的發達國家,因此其最優貨幣增速也更高。同時,金融市場存在摩擦,總量型貨幣政策所增加的可貸資金難以精準流向新技術與新產業領域。為此,中央銀行可實施差異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引導資金定向支持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技術創新與升級投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貨幣非中性,新結構經濟學,內生結構變遷,最優貨幣增長速度,結構性貨幣政策
一、引言
貨幣中性(neutrality)是主流宏觀經濟學貨幣數量理論的核心觀點。該觀點認為,貨幣供應量的增減僅會引發物價水平同比例變動,不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即便存在價格粘性或非預期貨幣供給沖擊,短期內可能影響實際產出,但長期僅作用于物價水平,即貨幣在長期具有超級中性(superneutrality)特征。然而,這一論斷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明顯不符。1978—2022 年,我國貨幣供應量增速維持高位,按流通中貨幣(M0)、狹義貨幣(M1)、貨幣和準貨幣(M2)口徑測算,年均增長率分別達 15.1%、15.4% 與 17.5%;同期物價水平總體平穩,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年均漲幅僅為 4.5% 和 3.7%,較貨幣供應量增速低 10 個百分點以上,并未出現主流貨幣中性理論所預期的物價與貨幣供應量長期同比例上漲。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經濟發展是技術持續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生產力與收入水平穩步提升的結構變遷過程。在此過程中,貨幣供給通過影響利率水平作用于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速度,進而對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產生實質影響,因而貨幣具有長期非中性特征。同時,金融市場存在摩擦,難以自發將資金精準配置至更高生產率的新技術、新產業領域;政府可實施差異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引導資金投向伴隨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而涌現的、具備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支持其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投資,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與收入水平不斷提升。
本文第二節將簡要闡釋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與核心視角;第三節重點剖析結構變遷進程中貨幣供應量影響實體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并探討在金融市場存在摩擦的背景下,實施差異化結構性貨幣政策以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最后對全文核心觀點進行總結。
二、新結構經濟學
在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一個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內生決定該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生產成本最低的產業與適用技術,由此構成該時點的生產結構及潛在生產力邊界。不同生產結構因其規模、風險與交易特征差異,內生決定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使生產力達到潛在邊界的適配性基礎設施結構與上層制度結構。
正如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基礎設施結構與上層制度結構會對生產結構產生反作用。若實際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偏離生產結構所內生要求的適配形態,就會制約潛在生產力的釋放,使實際生產力低于潛在水平。
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較高,源于工業革命以來持續的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呈現資本相對充裕、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特征,因而形成以資本密集型為主的生產結構,并配套與之適配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安排。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則源于要素稟賦中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生產結構以土地密集型農業、資源型產業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并形成與之匹配的基礎設施與制度體系。
從上述分析可知,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與收入水平提升,依賴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生產力水平提升,則需要生產結構從資本使用相對較少、勞動力或土地使用相對較多的形態,持續升級至資本使用更為密集的形態,并同步完善與之適配的基礎設施與上層制度安排。因此,提升生產力與收入水平的前提,是要素稟賦結構持續實現資本深化,即資本積累速度顯著快于勞動力與土地的增長速度,使資本逐步成為相對充裕的要素。
資本源于經濟剩余的積累。若經濟體按照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比較優勢與生產結構組織生產,并配備適配的基礎設施與上層制度安排,就能實現最低的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在開放競爭市場中具備最強競爭力,創造最多生產剩余。同時,投資可獲得最高回報,將剩余用于資本積累的激勵也最強,進而最快推動資本積累與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實現比較優勢轉換、生產結構升級,以及生產力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
因此,正如辯證唯物主義所揭示的,政府若能實事求是,立足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條件與發展規律,積極發揮有為作用,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企業家遵循要素稟賦結構內生的比較優勢與生產結構開展生產活動,并提供適配的基礎設施與制度保障,就能通過持續的資本積累推動要素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動態變化,不斷驅動經濟持續發展。
三、結構升級、貨幣非中性和結構性貨幣政策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來看,在一個市場經濟中,隨著一個經濟體資本相對快速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中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會逐漸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資本則逐漸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也會相應的發生變化,相對豐富的要素價格相對低、相對短缺的要素價格相對高。如下圖所示,隨著資本相對多相對便宜,等成本線的斜率隨之發生變化,內生地推動著該經濟體中每個產業采用資本更為密集的技術來生產產品,在該產業中選擇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區段來生產,并升級到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要素稟賦結構的資本深化驅動每個產業的技術結構升級并推動經濟體中的主導產業往資本更為密集的產業移動的經驗事實和數理模型見。
在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的動態變化中,資本更為密集的新產業和新技術會比現有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和技術在投資時需要有更多的資本投入,企業家的投資需要金融中介,利率越高,投資的成本就越高,企業家投資的意愿就越低,投資多少對利率敏感。在一個存在貨幣的經濟中,貨幣供應量增加,利率會降低,較低水平的利率會引導企業家把投資更多地引向資本更為密集的新產業、新技術,而使得該經濟體更為快速地實現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驅動的內生產業和技術的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推動生產力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使得貨幣具有非中性的性質。
實際上,主流宏觀經濟學中的貨幣數量理論所以主張貨幣中性是因為大衛?休謨在1752年發表的Of Money and Of Interest 最早提出貨幣長期具有中性屬性的觀點以來,各種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都以外生給定的生產結構為暗含前提,以此來構建經濟增長和周期波動的模型,在這樣的模型中不存在新投資帶來的資本深化的新產業和新技術的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貨幣的超級中性實際上是這個暗含前提所導致的結果。
理論總結自真實世界經驗現象的觀察,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西歐在工業革命之前依賴傳統農業為生的封建社會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翻一番,在那時期既沒有生產結構的不斷變遷,每個人的一生中也經歷不到收入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休謨的觀點產生于工業革命之前,他自然以沒有結構變遷、沒有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為其論述的暗含前提。十八世紀中葉西歐發生工業革命以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加速,到十九世紀中葉人均GDP的增長率提升為年均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的時間縮短為70年,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進一步提升為2%,人均GDP翻一番的時間縮短為35年,但是,宏觀經濟學家一方面受到休謨觀點的影響,二方面通常使用單部門單要素來構建宏觀數理模型和進行計量檢驗,因此,也就忽視了貨幣供給量和生產結構、生產力水平內生變動之間的關系和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包含資本和勞動的索羅模型中,托賓認為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個人減少貨幣的持有而增加實物資本,從而使得在穩態時有較高的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因此貨幣的超級中性不成立(J. Tobin, “Mone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 33 (October 1965), pp. 671-84 和 J. Tobin,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in Growth Models: A Comment,” Economica, 34 (February 1967), pp. 69-72)。Levhari 和Patinkin認為托賓的結論建立在儲蓄率是固定的假設之上,如果儲蓄率內生于資本的回報,也就是真實利率,那么較高的通脹率會降低穩態的儲蓄和人均資本 (D. Levhari and D. Patinkin, “The Role of Money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September 1968), pp. 713-53)。不過在上述的討論中由于是建立在單部門的模型上,所以,即使貨幣具有超級非中性,影響的只是穩態的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而不影響穩態的經濟增長率(上述討論參考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主編的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3,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1978, 639-645 頁)。把技術內生化的內生增長理論是上世紀80年代中Romer和Lucas的論文發表以后才在主流經濟學界開啟的研究(見,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1002–37. Lucas, R.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目前主流經濟學界尚未從技術內生的視角來研究貨幣政策的作用,也尚未關注到結構內生如何影響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也就未能從結構內生的視角來研究貨幣政策的作用。]。
如上所述,貨幣是否非中性關鍵在于增發的貨幣是否會經由影響利率而影響到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進而影響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如果貨幣的增發不會提高生產力水平,在沒有價格粘性下,會馬上表現為等量的通貨膨脹,貨幣會是中性.即使有價格粘性,在沒有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情況下,長期也會導致等量的通貨膨脹,貨幣仍然是中性。目前主流學界關于貨幣中性的理論和看法在于沒有建立起貨幣經由影響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來影響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投資,進而影響生產力水平的作用機制。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一個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資本相對快速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變動,會不斷驅動生產結構從勞動相對密集的技術和產業升級到資本更為密集的技術和產業,這種生產結構的轉型會帶來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在這個過程中,增發貨幣,降低利率,經由金融中介會引導企業家把投資更多地引向資本更為密集的新技術、新產業,推動生產力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時,貨幣增發,降低利率,會鼓勵消費,投資和消費都增加,經濟發展的速度會加快,所以,不管對生產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經濟增長速度而言,貨幣都具有非中性的性質。
貨幣增發,對進一步的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和結構變遷的影響則取決于當期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幅度和真實利率變化情形。生產力水平提高、收入增加會增加可儲蓄的資金,真實利率下降則會減少儲蓄的意愿,經由這兩種力量來決定資本積累的多寡和下一期的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的程度。真實利率下降的幅度則取決于名義利率下降的程度和通貨膨脹率的高低。
在生產結構隨著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的資本深化而內生變動的現代經濟經濟增長中,不導致通貨膨脹的貨幣供給增長速度(m*)需要同步于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內生推動的生產結構升級帶來的生產力水平上升的幅度(p),如果貨幣供給增加的速度m高于m*,則會有較低的名義利率,較快的投資、消費和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如果低于m*,則名義利率水平會較高,降低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積極性和家庭的消費意愿,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生產力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會降低,未能充分實現內生的生產結構資本深化所允許的生產力提高的潛力。
貨幣供給增長速度m高于m*帶來的通貨膨脹會降低真實利率,是儲蓄者對企業家進行投資的一種補貼,會使得財富分配偏向進行投資并取得成功的企業家。對于儲蓄者而言,一方面支付通貨膨脹稅來補貼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使得其利益受損,另一方面能分享成功的企業家的投資推動生產力水平提高帶來工資和收入增長的好處,對其福利的影響則取決于這兩者何者為大。
就社會福利而言,可以用如下三種方式來定義最優貨幣增長速度:第一種是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構變遷過程中,不帶來通貨膨脹為最優貨幣增長速度,第二種是有通貨膨脹但是沒有人因通貨膨脹而福利受損的帕累托最優貨幣增長速度,第三種是有人因通貨膨脹而福利受損但是整個社會福利增加的卡爾多最優貨幣增長速度[ 帕累托最優的定義是沒有人變得不好的前提下讓有些人變得更好,卡爾多最優則是有些人受損,但是總體的社會福利達到最優。如前所述,通貨膨脹是對儲蓄者的一種稅收,同時也是對從事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投資的企業家的一種補貼,但是,儲蓄者可以從成功的企業家所推動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帶動的工資增長中得到好處,在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推動的生產結構的升級的前提下,到底儲蓄者的福利是否遭受損失取決于通貨膨脹率是否高于某一水平。]。無通貨膨脹的最優貨幣增長速度會低于沒有人利益受損的帕累托最優貨幣增長速度,帕累托最優貨幣增長速度則會低于卡爾多最優貨幣增長速度。
如果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能夠遵循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每一個時點給定、隨著時間可變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支持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投資,那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比,有后來者優勢,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因此,隨著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中的資本深化,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并充分利用后來者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不管以何種方式來定義最優貨幣增長速度,其最優貨幣供給增長速度會高于需要依靠自主進行研發來獲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發達國家。例如,我國在1978-2022年間,人均GDP的增長率高達8.1%,GDP的年均增長速度則為9%,分別為發達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率2%、GDP年均增長速度3%的4倍和3倍。這說明了如表一所示,為何我國在1978年到2022年的改革開放年間,貨幣供給量遠遠大于弗里德曼所主張的年均增長3%[弗里德曼主張的貨幣年均增長率為3%,我想這是因為發達國家自19世紀中葉至今,平均每年的人均GDP的增長為2%,加上人口增長率為1%左右,發達國家的年均增長率為3%左右(見Milton 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0)。],但經濟可以維持快速增長并保持物價水平穩定。
在上述的論述中假定從事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投資會“瞬時”帶來生產結構的升級和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如果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投資不是“瞬時”提高生產力水平,在存在價格粘性的情形下,貨幣仍然非中性,對價格影響程度取決于如下幾點:1、假定價格變動對貨幣變動的響應時滯為n,技術創新帶來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實現時間為r, 如果n=r, 前面有關m和p之間的關系沒有變化。 2、如果n>r或n
在上述的論述中也假定增發的貨幣全部用來支持隨著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所內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投資,如果只有q比例的增發貨幣用于上述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投資,1-q比例的投資用于支持非提高生產力水平的經濟活動,那么,后面這部分的貨幣增發有貨幣中性的屬性,會帶來m(1-q)的通貨膨脹。
最后,上述分析假定金融市場信息充分、金融機構運行高效,可隨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將資金有效配置至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支持企業家開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但現實中,金融結構往往與生產結構不相匹配,金融市場存在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市場分割、法律與監管不完善等諸多摩擦,導致金融資源配置難以有效服務實體經濟。這類金融摩擦會引發市場失靈,即便中央銀行運用總量型貨幣政策,依據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所內生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需求增發貨幣、降低利率、擴大可貸資金規模,信貸資金仍難以精準流向具備新比較優勢的部門以支持其創新升級。
此時,中央銀行可采用差異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面向特定產業的技術創新與升級投資需求,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提供信貸支持或利率優惠等方式引導資金流向,推動產業結構與技術結構隨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同步升級;亦可依據生產結構內生升級要求,引導信貸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完善領域,破除結構升級瓶頸。此類結構性貨幣政策有助于提升生產率水平、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并提高發展質量,其最優貨幣增速仍等同于前文所述、由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所內生的產業與技術結構升級帶來的生產率提升幅度。
在現實中,中央銀行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除用于支持要素稟賦結構資本深化所內生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外,還可服務于其他目標。例如,支持糧食生產、中小企業發展、應對股市危機,以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為統籌發展與安全、支持高科技領域研發、降低 “卡脖子” 風險等。此類政策雖有助于提升整體社會福利,但未必能直接提高生產率與經濟增長速度。貨幣供給增速與生產率提升速度的關聯越弱,貨幣的長期非中性特征便越不顯著。
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沒有安全就沒有發展,沒有發展就沒有安全。在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克服金融摩擦以引導資金配置時,應統籌兼顧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生產率提升的需要,以及其他投資活動、社會福利增進與國家安全保障的需要,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可能存在效率損失和尋租成本,在使用上需要把握邊界和防范可能出現的漏洞。另外,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按照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來提高新質生產力,創新是第一動力,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關鍵在于按照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見“林毅夫:利用比較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2013年9月7日。]。
三、結語
在本文中,我探討了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貨幣數量理論所主張的貨幣長期超級中性命題的思想根源,并指出這一主流結論的關鍵暗含前提: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不存在由資本持續深化所內生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生產結構變遷與生產力水平提升。然而,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資本不斷深化、技術持續創新、產業迭代升級、新質生產力持續涌現的結構變遷過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均需依托金融中介完成投資,且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適度增加貨幣供給、擴大可貸資金規模、降低利率,能夠有效推動經濟體沿著資本積累路徑,更快向資本更密集、生產率更高的產業與技術升級,貨幣供給增長并不會與物價水平同比例上漲,貨幣因而具有長期非中性屬性。
同時,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方面具備后來者優勢。若能遵循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原則,支持企業家依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資本深化方向開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支持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生產率提升與經濟增長,相應地也可以維持更高的最優貨幣增速。
貨幣供給需通過金融中介才能作用于實體經濟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由于現實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市場分割等摩擦,總量型貨幣政策往往難以引導新增可貸資金精準流向符合潛在比較優勢、資本更密集、生產率更高的新產業、新技術及配套基礎設施領域。因此,中央銀行可采用差異化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信貸資金流向契合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方向的產業與技術領域,或投向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項目,從而提升生產率、經濟增速與發展質量。當然,結構性貨幣政策也可用于支持區域協調、綠色發展、統籌發展與安全等多元目標。若此類政策對生產率提升無直接推動作用,額外貨幣投放雖可能提升整體社會福利,但最終更易體現為物價水平上漲。
【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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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鄧啟東;初審: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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