閾限性的再生產：學歷貶值下“蹲族”青年的消極抵抗

董越，廣東金融學院國際教育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學生管理、社區融合。

［摘　要］近年來興起的“蹲族”，通常指受過良好高等教育、家境優渥，但在畢業后未能順利融入勞動力市場，而是選擇長期賦閑于家中或租住處，呈現主動退出社會競爭的消極抵抗姿態的青年群體。綜合閾限性理論與文化資本理論構建“閾限性的再生產”分析框架，采用30名“蹲族”青年的深度訪談與網絡民族志資料，從身份剝離、失序生活、經濟困境、家庭張力、拒絕“壞工作”等方面剖析他們的日常實踐與內在心態。研究發現，“蹲族”現象是一種被結構性因素反復再生產的長期閾限狀態：高學歷青年因結構性錯配被困于“懸而未決”的過渡階段，通過長期“蹲守”來對抗不理想的機會，以“不就業”的方式消極捍衛自身尊嚴和未來可能性，展現出一種具有能動性的消極抵抗，然而這種抵抗也難以撼動深層結構困境。這需要社會各界正視高學歷青年結構性失業問題，在教育改革、就業支持和心理疏導等方面采取措施，引導這批“懸浮”青年更有意義地融入社會。

［關鍵詞］“蹲族”；閾限性；社會再生產；學歷貶值；青年研究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引人關注的特殊青年群體——“蹲族”。該群體多數成員畢業于知名高校，家庭條件較好，按一般軌跡本可以擁有開闊的發展空間。但離開校園后，他們并未進入常規就業路徑，而是長期處于無業狀態，或選擇靈活就業，居留家中或出租屋，維持低欲望的日常狀態，同時在網絡空間保持高度活躍（廉思，2024）。“蹲族”現象形成的宏觀背景，關聯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勞動力市場吸納空間有限之間的結構性矛盾。1999年，我國啟動高校擴招（巫錫煒等，2022），此后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持續上升（程銳等，2023）：從1999年高等教育擴招51萬人，到2003年高校畢業人數達187.7萬人（馬光榮等，2017），202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1148.5萬人（蔣晨陽、楊素紅，2024），2025年預計增至1222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24）。

與此對應的是青年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國家統計局數據指出，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在 2023年6月達到21.3% 的歷史峰值，調整統計方式后仍高達約14.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24），遠超總體失業水平。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發現，他們投入多年時間與資源換來的文憑并未帶來預期的回報，在社會約定中通過“上岸”獲取理想工作的路徑在現實中逐漸失效，學歷含金量不斷下降，國家推行教育擴張時提供的向上流動路徑與勞動力市場現狀產生碰撞。部分青年選擇用“蹲”這種靜默退出的方式，抒發自身的失望與困惑，他們暫停甚至放棄個人職業發展，并非出于惰性，而是對失效的社會價值模式發出無聲的質問。此類群體現象既未得到足夠重視，也缺乏相應的干預措施，可能導致相關個體長期陷入精神空虛和迷茫，不僅使自身社會價值逐步消退，還會給家庭和睦、社會文明進步及國家長遠發展埋下隱患。

“蹲族”雖然與“躺平”“慢就業”“全職兒女”等概念表層特征存在重合，但實際上，“蹲族”核心特征具有獨特性。與傳統意義上的失業不同（范世明，2025），“蹲族”的狀態可理解為主動選擇的“懸浮”，他們主動脫離學生身份，一直未進入社會職場的常規運行軌道。經濟方面依靠家庭支持，心理方面尚未脫離對家庭的依附，個體日常活動范圍局限于固定空間，在網絡世界的參與度卻極高。“蹲族”的選擇不代表完全放棄自我追求，他們退出主流競爭，以此向當下社會環境傳遞自身態度，屬于帶有抵抗性質的選擇。討論該議題時，慢就業泛指畢業生畢業后較長一段時期內既不升學也未就業的現象（姜波等，2025）。個體選擇慢就業的動機各不相同，可能包括主動出游積累認知、考研或考公失利后籌備二次考試，或是還未尋得符合預期的工作而選擇延后入職。

“蹲族”可看作慢就業群體里更為極端、屬性更明確的分支，這類人群大多擁有中產家庭背景，取得重點大學學歷，卻選擇長期不就業，拒絕不符合自身預期的工作機會，將慢就業發展成為一種長期懸置的狀態。“蹲族”也不同于近期網絡熱議的“全職兒女”。“全職兒女”指部分年輕人選擇留在家中陪伴父母、承擔家務，從父母處獲取固定“薪水”，本質是一種將家庭角色重塑為職業的交換行為（趙懷娟，2025）。這類年輕人退出勞動力市場，多出自務實方面的考量：或是父母需要照顧，或是暫時避開職場壓力，核心屬于家庭內部的靈活就業形態。“蹲族”并不以承擔家庭勞動換取報酬，他們和父母的關系大多呈現為被動啃老和代際沖突，不就業主要源于對外部就業環境不滿的抗拒心理。

同時，“蹲族”與當下流行的“躺平”文化也有區別。躺平屬于一種拒絕卷入激烈競爭、降低物質欲望的消極生活態度（劉怡然、秦立強，2025），可出現在職場或校內各類群體之中，屬于心態方面的退縮（肖翔尹、徐佳琪，2025）。“蹲族”則特指畢業后未就業的身份狀態，并非簡單的心理躺平；他們的“蹲”更多帶有策略性，通過不參與就業來抵制他們認為不公的競爭和異化的成功標準。總而言之，“蹲族”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啃老或懶惰（李春玲，2015），也不是暫時觀望式的慢就業或家庭內部的全職角色，而是在學歷貶值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一個矛盾綜合體：他們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卻主動回避進入常規的社會軌道，以長期的“懸浮”狀態對外部的競爭壓力進行消極抵抗。

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為何那些擁有較高制度化文化資本、最有可能順利延續其中產階層地位的青年，會選擇中斷再生產鏈條、采取看似“自我廢黜”的生存策略？這種長期的“懸置”狀態，對其身份認同產生了何種影響？在這一看似消極的抵抗中，青年的心路歷程與最終的出路方向何在？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為深入剖析“蹲族”現象，本文梳理出一條貫穿全文的理論線索：以布迪厄（Bourdieu，1971）的“社會再生產”理論解釋結構性斷裂的起點，以特納（Turner，2017）和薩科奇（Szakolczai，2009）等人的“閾限性”概念界定其長期的本體論生存狀態，最終以斯科特（Scott，1985）的“消極抵抗”理論解析個體在結構夾縫中的能動性反應。這三個概念雖然分別隸屬于教育社會學、人類學與政治學等不同的理論傳統，但在此統一于“閾限性的再生產”這一核心分析框架下：再生產的失敗制造了閾限性，而在閾限性中進行的消極抵抗，又在客觀上不斷再生產著這一邊緣狀態。

（一）結構斷裂：文化資本的“失靈”與再生產危機

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是理解當代中國青年就業困境的宏觀背景，大規模高等教育擴張在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青年就業結構性困局。李春玲認為，高校擴招與畢業生就業壓力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李春玲，2015），“高校文憑供給劇增而優質崗位需求增長有限”的錯配局面，導致高學歷人力供過于求，學歷貶值成為這種結構性矛盾的直接體現。當大學學歷的供給遠超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時，文憑作為獲取社會地位和理想工作“敲門磚”的交換價值便大幅縮水，簡言之，文憑不再稀缺，含金量隨之下降。也就是說當大學文憑的供給增速遠超優質崗位的需求增速時，便產生了結構性的“人崗錯配”（李文華、李桂榮，2022），正如吳曉剛的研究所指出的：大量畢業生即便實現就業，也面臨普遍的所從事工作崗位與自身高學歷不匹配、難以實現其對“好工作”預期的局面（吳曉剛，1993）。高學歷不再是獲得體面、穩定且有發展前景的“好工作”的保證，不少畢業生發現，可獲取的工作崗位和自身多年的教育投入與職業期待存在明顯差距（田豐、梁丹妮，2019）。學歷無法為更高的就業質量提供保障，教育與職業之間存在不匹配的情況（李文華、李桂榮，2022）。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慢就業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并成為常見狀態。據麥可思研究院（2022）發布的統計數據，應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后，接近兩成處于慢就業狀態，具體包括繼續求職處于待業階段、備考次年研究生考試或公務員考試等。

基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展開分析，學歷貶值可被解讀為制度化文化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出現功能偏移，或完成價值轉換的路徑不通暢。在多數場景下，家庭與學校依托文化資本的傳遞與認證，完成社會階層地位的再生產（Bourdieu，2018）。個體獲得高學歷，本身代表其擁有更高水平的制度化文化資本，依照原有邏輯可對接體面工作，進入中產階層，延續家庭已有的階層優勢。然而，“蹲族”的出現恰恰打破了這一預期路徑，如鞠法勝等（2022）通過實證調研指出：“蹲族”往往擁有較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良好的家庭背景，但由于教育體制與就業市場脫節，其父母所積累的文化資本未能幫助他們順利進入精英崗位，形成了文化資本轉化的斷裂。

劉祥平、謝麗（2023）從個體化維度解讀“蹲族”，認為這類群體選擇“蹲”的狀態，多是出于個人生活選擇，讓自身游離于主流競爭模式之外，整體呈現“空心人”的狀態。該研究還提出，“蹲族”群體在網絡空間的表達帶有頹喪風格，承載情緒宣泄與自嘲功能，依靠獨特的語言模式建立群體認同。其他研究從不同維度解讀這個群體：部分研究聚焦宏觀結構的再生產機制，涵蓋階層固化、教育回報斷裂等內容；部分研究聚焦中觀領域的體制偏差，涵蓋教育與就業錯位等內容；還有部分研究聚焦微觀方面的主體心態，涵蓋自我選擇、認同建構等內容。現有研究形成的再生產邏輯，同“蹲族”現象的實際表現存在偏差。“蹲族”群體持有的文化資本，未能按照預期轉化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反而使他們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處境。文化資本在轉化過程中出現的斷裂，是“蹲族”群體產生的結構性根源，也是本文核心問題的研究起點。結合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從結構與主體兩個維度探索“蹲族”現象的宏觀結構性成因，以及如何通過微觀閾限體驗得以呈現，同時分析青年在這一過程中展現的能動性抗爭實踐。

（二）狀態確立：作為長期化的閾限性與當代青年過渡困境

“閾限”一詞最初由法國民俗學家與人類學家范熱內普在1909年的著作《過渡儀式》中提出，認為個體在生命周期儀式（如成年禮、結婚、喪葬）中，必然經歷三個階段：分離、邊緣或閾限、聚合。在這一傳統語境下，“閾限”僅僅是指兩個社會結構或角色之間的“過渡狀態”，個體處于舊身份已脫離、新身份未確立的“非此非彼”的中間地帶。這種狀態雖然充滿模糊性，但往往是暫時的，并且受到儀式的嚴格控制，其最終目的是達成新的社會整合，因此往往不具備長期的結構性意義。然而，維克多·特納在《儀式過程》等著作中，極大地拓展了這一概念，將其升華為“閾限性”（liminality）。特納認為，閾限性不僅是暫時的過渡階段，它還代表著一種“反結構”的力量，在其中，日常的社會等級與規范被懸置，孕育著平等的“交融”潛能，這使得閾限性從單純的儀式描述，跨越為分析更廣泛社會沖突與變遷的理論工具（Turner，2017）。

在現代社會學與當代人類學中，“閾限性”經歷了本體論的轉向，學者阿帕德·薩科奇與比約恩·托馬森進一步賦予了“閾限性”以本體論意義的結構性特征。在現代社會中，當范熱內普模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尤其是“聚合”階段）被凍結或阻斷時，個體或社會便會陷入一種“永久的閾限性”，原本作為暫時過渡的階段，變成了一種常態化的生存條件（Blatterer，2007）。將這一分析視角運用到青年研究領域，具有極強的解釋力。許多大學畢業生發現自己從學生角色“分離”后，卻遲遲無法“再整合”進一個穩定的職業身份，他們被卡在一個“既不在勞動力市場內部，也不在其外”的閾限中間階段，這種延宕的閾限狀態以不確定性為核心特征：未來前景難料、目前狀態未定，人生仿佛停在一個“永恒的當下”（Furlong，2012）。

深陷其中的青年會產生對“空閑時間”的恐懼，過去的既定軌跡已失效而未來又無法規劃，造成時間感的碎片化（France，2016），這與“蹲族”青年敘述的普遍感受到生活節奏失序、對前途迷茫且焦慮不謀而合（程猛等，2018），表現出典型的閾限期心理。顯然，在當代社會，閾限狀態正在從一種過渡儀式中的短暫階段演變為某些青年所處的長期生存狀態，并伴隨著顯著的心理代價。在中國情境下“蹲族”現象正是這類長期閾限狀態的極端案例：高學歷青年陷入漫長的懸而未決狀態，無法順利完成向成人社會的融入，呈現閾限性的典型征候。

（三）主體應對：作為底層政治的“消極抵抗”

在面臨再生產斷裂與陷入永久閾限性的雙重困境下，“蹲族”的行為邏輯需要被重新審視。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消極抵抗”理論，為理解青年的能動性提供了微觀政治學的解釋工具。面對壓倒性的結構支配或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處于弱勢的群體往往不會采取公開的、暴風驟雨般的直接對抗，而是通過拖延、敷衍、偽裝、逃避、冷嘲熱諷等隱蔽的日常形式進行反抗。這種反抗雖然看起來是消極的、個體化的，但當它成為一種群體性的日常實踐時，便能有效地削弱統治邏輯的效力，構成弱者生存與捍衛尊嚴的策略。將此理論引入青年研究，“蹲族”主動放棄就業、躲避競爭的行徑，絕非簡單的懶惰，而正是斯科特意義上的“消極抵抗”。面對勞動力市場對高學歷人才的“賤賣”，他們通過“不參與”來表達對異化勞動的不滿，這是一種在結構性夾縫中維護自我價值的防御機制。然而，目前的學界探討多停留在抵抗的表象上。

本研究將進一步追問：這種隱蔽抵抗背后的群體心態是什么？他們的身份認同在長期的閾限中發生了何種演變？青年抵抗的最終演進方向何在？有沒有成功的突圍案例？

（四）理論框架：閾限性的再生產

結合上述三大理論，本文提出“閾限性的再生產”分析框架，以解釋“蹲族”現象中結構壓力與主體能動性之間的動態循環。

結構制造閾限：宏觀層面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與產業結構升級滯后，導致文化資本（文憑）轉化失靈，系統性地阻斷了青年完成社會整合的路徑，使其陷入長期的“閾限性”生存狀態。

慣習驅動抵抗：身處閾限狀態的青年，深受其中產階層“慣習”的塑造，無法接受底層或異化的工作。在這一動機下，他們采取了以“長年蹲守、拒絕就業”為核心的消極抵抗策略。

抵抗固化位置：這種微觀的能動性實踐，雖然維護了青年們的尊嚴，但在客觀效果上卻進一步阻斷了他們與主流社會的聯結，導致其生活技能生疏、社會網絡萎縮，反而非意圖性地延長并再生產了其自身的閾限處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蹲族”青年的生活世界進行深度理解與闡釋，主要運用深度訪談和網絡民族志方法收集資料。針對“蹲族”群體的定義，本研究將“蹲族”界定為出身中產或小康家庭、畢業于重點院校（“211”“985”大學或有海外留學經歷）、在畢業后主動放棄就業長達6個月及以上，或在求職過程中持續逃避進入職場的青年。依據這一標準，通過滾雪球取樣，達到理論飽和時停止抽樣，最終獲取了30名符合條件的受訪者。受訪者平均年齡約25.8歲（24～29歲），其中男性13人、女性17人；學歷背景包括重點大學本科20人、碩士9人，海外高校教育背景者2人。所有受訪者都曾經歷至少6個月的賦閑期，其中約一半在訪談時仍然待業。深度訪談于2024年底至2025年中進行，所有受訪者均以代號匿名（如受訪者WG、HL等），并按照“FT+訪談日期”的編碼規則標注（受訪者基本信息詳見表1）。

考慮到“蹲族”青年具有普遍長期宅居但網絡活躍度高的特征，本研究結合網絡民族志的方法，以隱蔽和參與觀察相結合的方式，深入豆瓣“家里蹲小聯盟”等在線社群，收集了大量“蹲族”青年在虛擬空間的自述和互動資料，實現線上線下資料的相互印證。

四、結構性懸置與認同的錨定：

進入“閾限性”的日常體驗

（一）作為抵抗起點的身份剝離

“蹲”的歷程始于一個痛苦的“分離”階段，這構成了畢業生消極抵抗的起點，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門檻將青年從學生身份中“分離”，嚴酷的就業現實將高校畢業生從長期內化的“天之驕子”身份和對未來的“理想自我”期許中剝離出來。然而對于在校園中習慣按部就班的畢業生而言，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環境未能給他們提供明確的路徑，使其“再整合”進穩定的成人角色，職業期待與就業環境之間的落差導致了畢業生的社會身份功能失調，從而使他們陷入非預期的、長期的閾限狀態。

29歲的ZPO（FT250124）的經歷是這一過程的典型寫照。作為一名985院校的直博生，他曾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家庭的驕傲。然而，因為所發表的論文數量未達到心儀的高校引進博士的門檻，又不愿屈就于其他高校，最后以賦閑在家收場。“讀到博士，你以為自己是金字塔尖上的人，是人類知識的拓展者。實際上，當你30歲沒有工作經驗也沒有存款時，社會不會同情你，只會把你當成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廢物。”ZPO在訪談中反復強調，這種既失去“博士”身份所帶來的榮譽，又因得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而只能在家等待，且無法得到家人和社會理解的狀態，所帶來的剝離感“不是挫敗，而是毀滅。你過去30年建立的整個身份認同，瞬間清零”。對于廣大博士生來說，就業失敗帶來的“沉沒成本”不僅是文憑的“貶值”，更是整個教育承諾的徹底破產。

對于更多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而言，這場剝離儀式發生在求職場上，他們帶著名校光環，卻發現勞動力市場對自己的學歷反應冷淡。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ZH對此深有體會，他引用了當下豆瓣和小紅書對于專業技能在職場無用的“屠龍術”行話：“我們專業學了‘批判性思維’，但HR說他們需要的是能立刻上手做增長、拉數據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四年所學在職場毫無用武之地，過去所有的驕傲都被打碎了。”（FT250410）

理工科文憑價值縮水，更多體現在學歷層次與崗位需求的不匹配。985碩士BH（FT250115）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身邊多數同事僅為本科學歷，部分同事為專科學歷，他由此生出“碩士學歷并沒有發揮特殊作用”的感受，多年學業投入的價值無法在崗位中得到體現。在本次訪談收集的資料中，多數人提及求職過程中的挫敗感受：他們自帶名校畢業的標簽，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后，學歷卻未獲得市場認可；投遞上百份簡歷后沒有回應，獲得面試的機會不多；最終拿到的錄用通知，多為薪資水平較低、要求超長工時的銷售崗位或基礎行政崗位。

受訪者對“好工作”的界定，包括工作穩定、身份體面、福利模式完整、未來有成長空間，以及工作與私人時間可劃分開，但現有錄用條件完全偏離這一界定（田野資料01）。國際貿易專業畢業生LA提及，4個月時間里她投遞超過100份求職申請，在為數不多的回復中，崗位或是她不愿從事的銷售方向，或是要求具備相關工作經驗的行政方向，這類要求對應屆畢業生來說，基本無法滿足（FT250120）。多數受訪者都有類似經歷，不斷求職碰壁的過程，類似一場篩選性質的社會儀式，強行剝離了他們原有的“精英學生”身份標簽。

家庭與學校教育模式曾向他們傳遞的認知是名校文憑可以鋪就通往順遂人生的道路（劉云杉，2009），但理想給出的承諾，在現實中并未兌現。伴隨承諾的失效，受訪者原本建立的身份認同也逐漸走向消解，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的落差導致個體內心生出幻滅感，因此主動停止求職、退回家庭生活成為這類群體面對結構性現實的主要選擇。這并非簡單的放棄，而是以撤退方式展開的對抗。個體做出這一選擇，意在避免自身身份遭遇更多貶損，本質上屬于一種防御性姿態。

（二）時空的解構與隱匿的物理區隔

進入“蹲”的狀態后，原有的社會結構被瓦解、生活節奏被打亂，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青年群體由此進入一段典型的過渡空間，即閾限之境。從表面上看，其時空運行陷入失序狀態；但從深層來看，底層群體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心態始終保持穩定，這份穩定也成為青年群體長久蟄伏的心理錨點。

脫離了學校和職場的外部時間規訓后，“蹲族”青年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明確的節奏，時間感變得模糊，晝夜顛倒成為常態——常常深夜依然精神亢奮，白天卻萎靡不振。一些受訪者坦承自己經常通宵打游戲或瀏覽網絡，直到凌晨四五點才勉強入睡，第二天中午以后才起床，作息極不規律。有受訪者戲稱自己的生活作息已經和國際時差接軌。“沒有‘早八’的日子，白天黑夜對我來說沒什么區別”（FT250218）。這反映出時間感的模糊和停滯：對“蹲族”而言，時間失去了原本由學習或工作節奏所賦予的意義，只剩下無差別地流逝。“蹲”了24個月的受訪者OLL認為：“蹲了2年，我已經不記得正常上下班是什么感覺了，時間對我來說只有兩種：醒著和睡著。有時候為了逼自己找回節奏，我會定早上8點的鬧鐘，但醒來之后看著天花板，完全不知道起床要干什么，于是又睡過去。這種失重感，一開始是自由，后來就變成了恐慌。”（FT250522）

長期維持閾限狀態，會打亂個體原有的生活節奏，使其遺忘社會化形成的時間規訓，自我調節能力隨之減弱；同時，物理活動空間也會大幅收縮，多數時候只限于臥室。據受訪者BH 描述自己的日常，一天中大部分時間不是坐在床上玩手機，就是趴在桌前看書。偶爾出門，也只前往附近的超市和便利店，活動半徑極小，“有時候一連幾天不出門，房間就是整個世界”（FT250316）。極端內縮的生活空間導致這一群體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原本維持聯系的同學朋友，也逐漸中斷了相互往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如同“隱形人”，日常生活失去原有秩序，直接體現出閾限狀態下的“反結構”特征，即個體在脫離學業或工作定義的外部社會時間規訓后，進入社會屬性與時間屬性的雙重模糊地帶。

這種狀態，是脫離主流結構的“自由”，也帶來意義懸浮與存在性恐慌。XMM就屬于這類“隱形人”：在網絡空間中，他同時在好幾個社群保持活躍，每天和不同地域的網友交流，自認擁有遍布各地的朋友；關閉電腦后，房間陷入徹底 安 靜，那 一 刻 他 明 白，虛 擬 環 境 中 的 熱 鬧，無 法 填 補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孤 獨（FT250216）。多數“蹲”居青年處于現實世界的隱形狀態，他們不再參與線下社交，不再參與社會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失去自身存在感。和物理世界的隱形形成對比（周鈺珊，2021），“蹲族”青年在虛擬空間活躍度高，他們將互聯網當作與外界聯結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徑，把虛擬空間當作逃避現實壓力、尋求情感慰藉的依賴場域。受訪“蹲族”每日花在網上的時間都遠超普通人，刷社交媒體、逛論壇、看直播、打網游成為生活重心，他們自嘲是“高強度沖浪選手”（田野資料02）。

在現實社交圈斷裂后，網絡成為“蹲族”青年獲取信息和交流的替代渠道，網絡匿名性可以為他們開辟情感宣泄與相互支撐的安全空間。在這一群體的生活中，個體因在物理空間遭遇排斥而轉向虛擬世界以尋找身份歸屬，直觀體現了其社會地位被邊緣化的狀態。活躍在網絡空間無法替代現實世界的社交活動，只可以算作一種應對當下處境的方式，在部分情境下，這種方式會放大甚至加劇現實生活中的孤立感。

（三）結構性優勢與個體性拮據的悖論

“蹲”意味著經濟來源的中斷，多數“蹲族”出身中產家庭，擁有一定的經濟緩沖期，但長期無收入依然讓群體內部普遍出現經濟拮據的狀況，這是推動其進入閾限狀態的核心動力。家庭為他們鋪設經濟安全網，形成了該群體特有的結構性優勢：多數“蹲族”擁有獨立居住空間、可以保障基本飲食需求，部分人還可以從家庭獲得零用花費，這些物質條件是他們能夠選擇“蹲”居的前提。

WOL（FT250207）和WZO（FT250419）一致認為，家庭是他們最大的底氣，在訪談中開玩笑的語氣提及“大不了回家繼承家業”“回去幫老爸收租算了”。脫離這層安全支撐，他們只能接受任何可獲得的“壞工作”。來自家庭的資本，讓他們能夠暫緩自身勞動力轉化為市場收益的過程，拒絕被市場“賤賣”，這是該群體能獲得該保障的核心依托，本質上屬于繼承而來的特權。他們會感受到清晰的個體經濟困境，沒有獨立個人收入，在經濟方面完全依附家庭，個人經濟自主空間被壓縮。他們無法和同齡人一樣，參與符合成人身份的消費活動、維系需要經濟投入的社交關系，也無法為未來規劃方向。

受訪者YZ（FT250209）和XL（FT250403）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他們主動壓縮購物消費，削減非生活必需品開支，依靠規劃日常收支維持基本生活，家庭提供的結構性支持優勢可以維持這類閾限狀態。當個體依賴經濟支持且自身經濟狀況拮據時，會放大這類閾限狀態帶來的負面感受，如焦慮、羞恥感、無力感等。正如ZZH所說：“最難受的不是沒錢花，而是那種伸手要錢的恥辱感。我爸媽從沒說過什么，但我26歲了，買件衣服、跟朋友吃飯還得看他們的臉色，這種感覺讓我覺得自己像個沒長大的孩子，人格上是不完整的。經濟上的依賴，最終會吞噬掉你的尊嚴。”（FT250105）

盡管他們已是生理和法定意義上的成年人，但因為無法獲得經濟獨立這一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標志，這種依賴狀態將他們鎖定在一種“未成年人”的社會角色中。BJL更是體會到了至關重要的性別角色帶來的危機，即同一種經濟困境如何因個體的社會身份（尤其是性別）而產生截然不同的體驗與壓力。她的經歷表明，對于女性而言，“蹲”的狀態不僅會受到職業生涯的審視，更被置于婚戀市場之中，承受著一種獨特的、雙重的貶值壓力：“我媽最近總有意無意地安排相親，說女孩子27歲了還沒工作、沒對象，以后就難了。我知道她是為我好，但在我聽來，這就是在說我的價值在飛速貶值。”（FT250402）

這種年齡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是其身份危機的根本來源，也是他們感到“卡住了”、動彈不得的核心原因。這種繼承而來的結構性優勢與親身體驗的個體性拮據之間的矛盾，并非僅僅是“蹲族”生活方式的一個特征，而是驅動并長期再生產其閾限狀態的“核心動力”。家庭的支持使得這種懸浮狀態成為可能，而懸浮的體驗又加劇了其長期無法擺脫現狀的無力感，從而導致“狀態再生產”。閾限性由短暫的過渡階段轉變為主動地、持續地再生產的過程，最終固化為一個穩定甚至難以逃脫的社會位置。

（四）矛盾的庇護所：家庭場域內的期望張力

這種固化的主體認同與現實的脫節，最終在家庭場域內引發了強烈的代際沖突。家庭既是提供托舉的避風港，又是施加壓力的風暴眼。經濟上的退行性依賴重塑了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如受訪者WG（FT250104）、HXP（FT250601）、PLY（FT250311）和 WSL（FT250201）所述，父母期望他們考公、考研，實現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很多父母無法理解子女為何“畢業了還不去上班”，將其歸咎于懶惰、眼高手低，進而不斷施加壓力和指責（叢金洲、吳瑞君，2024）。

這與青年自身的實際感受形成強烈反差，青年在外遭遇挫折，原本期待回到家中獲得支持與寬慰，最終卻承受了更大的精神負擔。對于父母來說，往往無法接受子女畢業于名校，卻選擇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的現狀，多會催促子女立刻準備研究生考試、參加公務員考試，或尋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最為典型的受訪者WG（FT250104）是一名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但他真正的興趣是音樂，曾一度想嘗試做音樂主播，這個念頭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他的父親—— 一位高級工程師，認為這是“不務正業”，堅持他應該考公務員謀求“鐵飯碗”。“我爸媽覺得我讀了好大學就一定要找個好工作，這才是讀書的意義……他們還在用老思想，而且不管我喜不喜歡。”（FT250104）溝通的失敗最終導致WG搬出去獨居，與家庭關系降至冰點。父母眼中的“好工作”標準與子代的個人興趣和現實感受發生了沖突，缺乏有效溝通和理解的兩代人之間矛盾不斷累積。

WSL的處境則更為艱難，她在備考壓力下出現中度抑郁和焦慮，但家人認為她是“沒事找事”，不僅不支持治療，反而繼續施壓讓她第三次考研。“家里人對我有一點名校情結，要求我這輩子必須混到研究生學歷……蹲在家里這半年每天都陷入強烈的自我否定之中”（FT250201），這種共情缺位進一步加劇了年輕人的絕望情緒。“蹲族”的家庭內部常出現高期待和低溝通的錯位，父母只關心子女是否符合世俗定義的成功，既聽不到子女內心的心理困境，也看不到他們的真實訴求，家庭在為他們提供庇護的同時也會施加壓力，本身便充滿內在矛盾。“蹲族”家庭內部的緊張關系，是宏觀結構性壓力延伸到微觀家庭的具體呈現，兩代人的沖突核心是對“成功”定義的認知分歧。父母希望子女重回傳統的社會再生產軌道，青年則在充滿痛苦的過渡階段，堅持自身對個體價值的判斷。

五、隱蔽的抗爭與出路探尋：

“蹲”的消極抵抗

想要討論“蹲族”這一群體長期處于閾限狀態下的心理變化，并完整呈現從迷茫焦慮到主動采取“消極抵抗”的應對方式，最終探尋微觀出路的發展過程，需要梳理這個群體在消極抵抗框架下心態的發展方向。

（一）拒絕“壞工作”：保全階層尊嚴的防御性抵抗

“蹲族”青年會在“上班”和“工作”之間劃出明確界限：“上班”是為謀生而被迫忍受的內容，這類勞動缺少意義并存在異化特征；“工作”則是承載實現自我價值、追逐理想的正向內容。他們不接受自己判斷中的“壞工作”，這類“不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核心抵抗策略，問題的源頭不是懶惰，也不是對自身能力認知的錯位，而是他們捍衛自身教育投入價值、不接受自身勞動力被勞動力市場“賤賣”的行為，也包括對自身身份的深度認同。“蹲族”青年認為，與其接受“壞工作”、承認自己“失敗者”的身份，不如選擇“蹲”這種不確定的狀態，以“尚未就業者”的身份保留未來發展的可能性，依靠推遲選擇搭建保護自我價值的防御機制。受訪者

HL曾從互聯網公司離職，無法適應企業快節奏、高壓力的工作環境，她覺得那種“上班”狀態讓自己的精力難以支撐，整日處于不安狀態，是對個人精力的大量消耗，不屬于有價值的“工作”。HL最后選擇辭職準備升學考試，她的選擇呼應了很多“蹲族”的想法，與其在讓自己身心俱疲的職位上消耗時間和精力，不如退出這場看不到方向的消耗，把時間用在再次求學考試或自我提升方面（FT250111）。她做出的這個選擇，也代表多數“蹲族”的共同想法：拒絕進入規則不公、回報微薄的“內卷”游戲。從主觀動機分析，“蹲族”主動避開“壞工作”，出發點是避免過早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他們將自身定位為“尚未成功”的群體，這類心理在網絡各類論壇中多有體現，“現在不工作不代表一直不工作，只是還沒遇到合適的”“我寧愿空著，也不要一份讓我抬不起頭來的工作”，都是這類心理的具體表述（田野資料 03）。

這類案例和前文提到的BH經歷一致。公司崗位的工作內容往往由本科生乃至大專生即可完成，企業仍招聘大量碩士生進入崗位，在內部競爭消耗之后，企業最終仍做出裁員決定。經歷此次變動后，BH不再隨意投遞崗位入職，他選擇和朋友合租，暫時居住在城中村里（FT250115）。ZLX認為父母花費了近200萬元供自己留學，結果回國面試的公司僅開出8000元月薪，還需要天天加班，他覺得投入產出完全不成正比（FT250502）。在斯科特的消極抵抗視角下，這種“不選擇”帶有強烈的防御性，他選擇“蹲著”來保留最后一份體面。受訪者HXY（FT250304）拒絕了商業公司做PPT的助理崗位，寧愿在家畫畫：“對我來說，那不叫工作，那叫扼殺。”這種“不合作”，是捍衛自身教育投資價值的理性行為，是通過延宕選擇來保護內在階層認同不被異化勞動所“吞噬”的不流血的抵抗。

（二）意義重塑與抗爭合法化：以“備考”掩護的體制規避

在強大的主流價值觀形成的壓力之下，“蹲族”會為自身的抵抗行為尋找合法性掩護，不少青年把“蹲”包裝成考研、考公或者考證的準備階段。他們清楚父母和社會期望自己走上常規發展路徑，便借用“備考”這個獲得普遍認可的名義，為自己爭取到留在家中居住、獲取經濟支持的空間，這種對自身行為的意義重構不全是虛假的。

GA（FT250321）計劃用兩年時間系統學習外語，JNN（FT250514）利用“蹲著”的這一年自學 Python 和機器學習，ZAJ（FT250225）準備考取注冊會計師CPA，他們把“蹲”看作戰略性停頓，是以退為進的選擇，通過積累技能，為下一次進入職場做好充分準備。“蹲族”的意義再造，比表面看上去更為復雜，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并非被動卷入下一場考試，而是會主動完成市場分析、完成風險評估、完成路徑規劃。這些行動反駁了“蹲族”懶惰、缺乏創造力的刻板印象，凸顯了在結構困境中，他們展現出的安靜且積極的能動性。

“備考”多是弱者的“隱蔽劇本”與“假意順從”，契合斯科特提出的觀點，即弱者為躲避懲罰，會在表面順應外界要求。這種策略內部存在深刻矛盾，他們抵抗學歷貶值帶來的困境，同時又希望通過獲取更高學歷或進入體制解決問題，這相當于再次投入他們想要逃離的“學歷軍備競賽”中。這一情況說明，他們選擇的消極抵抗已經落實到日常行為當中，可在內心層面，他們依然受到主流成功評價體系的約束，無法建立一條全然不同的自我發展路徑。

（三）虛擬閾限共同體：隱蔽劇本的集體書寫

在學界過往的討論中，常把“蹲族”描繪為徹底的悲觀群體，默認這一群體的消極抵抗最終只會走入絕境。順著青年選擇抵抗的脈絡往回看，實際情況并不符合這一判斷。通過本研究訪談整理得到的內容，直白地展現出青年抵抗的變化方向：在經歷長期生活狀態的懸置與心態調整后，部分青年并未走向徹底虛無，反而嘗試脫離“文憑—雇傭勞動”這套單一評價標準，在個人范圍內摸索出“微觀再整合”的突圍路徑。傳統勞動力市場的組織架構，讓青年產生異化感受，而數字經濟的發展，讓青年可以繞開傳統科層制開辟新的生存空間。

受訪者WLM（FT250608）的經歷可以作為一則有啟發的實例。畢業之后的半年時間里，他處于“深蹲”階段，承受父母“游手好閑”的評價，不被家人理解。他沒有接受傳統坐班工作的安排，而是借著這段沒有外界干擾的空閑時間，研究小眾市場的電商數據。“每天看數據、找供應鏈、寫商業計劃……我這是成本最低的創業孵化”，經歷一年多的摸索，WLM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獨立電商品牌，實現了經濟的自給自足，也得到了家庭的認可。他的選擇，核心是重新拿回對個人勞動和時間的控制權。部分擁有特定技能的“蹲族”，技能集中在藝術、文創、IT等領域，通過網絡社群轉變身份，成為“數字游民”。受訪者WZO（FT250419）經歷了半年的迷茫期，又數次在商業公司面試中遭遇“靈感扼殺”式的挫敗，最終選擇退回家庭，依托豆瓣、小紅書等線上社群傳遞的信息支撐，她慢慢開始承接商業插畫私人訂單，最終轉變職業身份，成為完全依托互聯網開展工作的自由插畫師。

這類實際案例更新了學界對青年消極抵抗的認知。青年的抵抗，并不是拒絕為社會創造價值，而是拒絕在僵化剝削的體制內消耗自身。在“永久的閾限性”切斷宏觀方面制度化整合的路徑后，青年可以依托自身積累的高文化資本，抓住數字時代開放的技術條件，從底層開辟出“自我雇傭”的微觀方面再整合路徑，最終呈現跳出傳統階層流動框架的全新生活形態。這一群體既維系了與中產階層相匹配的文化體面，也堅守了自己的尊嚴，并在經濟層面實現了自我救贖。

六、結論與討論

（一）“閾限性的再生產”成為時代癥候

“蹲族”現象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結構性矛盾在青年生命歷程上的集中投射，本文提出的“閾限性的再生產”分析框架揭示了這一現象的深層機制：在宏觀層面，高等教育過度擴張與產業吸納能力不足造成的文化資本失靈，系統性地將高學歷青年拋入了喪失整合路徑的結構性真空中，制造了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永久閾限性”；在微觀層面，青年受中產階層慣習與認同的形塑，采取以拒絕“壞工作”為核心的日常消極抵抗策略。這種本意用于自我保護的隱蔽抗爭，在客觀上固化了其邊緣位置，完成了閾限狀態的循環再生產。在青年的“蹲族”實踐中，再生產的“斷裂”是誘因，閾限性的“懸置”是狀態，消極抵抗的“主體性”是應對。這種抵抗在微觀上保護了自我，但在宏觀上卻“協助”了邊緣地位的再生產。

（二）理論創新

本研究的理論創新與超越體現在三個方面。在理論視域層面，本文彌合了宏觀結構理論（布迪厄再生產邏輯）與微觀行動理論（斯科特底層政治）之間的經驗間隙，過去的研究往往無法解釋為何擁有最高資本的群體會主動拒絕資本轉化，在引入薩科奇等人的“本體論閾限性”后，這一斷裂得到了理論彌合。在群體認知的深化層面，破除了“蹲族等于徹底沉淪”的刻板印象，敏銳論證了其在時空失序下依然保持高度穩定的階層認同，這正是其抵抗力量的源泉。在立意層面，本研究突破了既有文獻對“蹲族”現狀的純粹描述性與悲觀性判斷，通過發掘微型創業與數字游民等成功突圍案例，揭示了青年消極抵抗的演進方向與建設性潛能。

（三）邁向包容性的社會再整合

面對“閾限性的再生產”這一惡性循環，政府、社會與家庭的應對策略必須著眼于未來，超越短期的“強迫就業”邏輯，在更高的立意上探尋結構與文化的系統性破解之道。

在制度供給層面，深化教育評價改革，重塑資本轉化路徑。這一舉措能夠從源頭上緩解“學歷高消費”帶來的文憑系統性貶值，推進高等教育從規模型擴張向適配型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同時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更多能夠吸納高文化資本青年的智力密集型崗位，修復社會再生產的斷裂鏈條。

在就業支持層面，拓展社會包容度，賦能新型“微觀再整合”。既然傳統科層制企業已無法容納所有畢業生，政策制定者應正視青年在閾限期孕育的創造力。政府應完善針對自由職業者、數字游民與微型創業者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低成本的創業孵化環境。讓青年“蹲”著的階段不再充滿焦慮與煎熬，而成為真正具備探索與試錯意義的“間隔年”（Gap Year）。

在社會心態層面，打破單一“社會時鐘”，重建多元價值共識。家庭與社會需要反思將“成功”等同于“名校加體制內穩定工作”的僵化標準。通過公共話語的引導，建立對多元生活方式的寬容與理解，為這批“懸浮”的青年提供心理疏導與意義重建的出口。

只有社會整體的結構彈性與文化包容度得到全面提升，“蹲族”青年才能將其防御性的消極抵抗轉化為重塑人生的積極動力，最終跨越漫長的閾限，實現更加多元、自由且有尊嚴的社會再整合。

責任編輯：張友庭

《當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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