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1949年后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系——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1949年中國政權發生轉換以后，知識精英與新政權的關系成為一個敏感問題。政權轉換對知識精英的影響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本文所謂的知識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為主，1949年以后主要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為主。

1949年以后，政權轉換首先面臨的是對原有國家機構的接收問題。一般來說，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過渡的，震動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穩過渡，是政權轉換的基本接收模式，因為軍事接管是政權轉換時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學、文化和教育機構中，以軍人為主。中國的高等院校、新聞機構以及其它政權機構大體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到新時代的，中國科學院的情況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兩個系統加上靜生生物調查所、西北科學考察團和中國地理研究所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完成的。

1949年以后，國家和知識精英的關系初期較為平衡，當時科學院院長和副院長(郭沫若、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后越緊張。

雖然為了中國的工業化，國家不得不依賴一些舊時代留下來的知識精英，但對他們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這一點，從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學學部委員的變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顯。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系一般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外部關系，主要指知識精英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如知識精英在資金和科研條件方面對國家的依賴以及國家對知識精英創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識精英內部之間的關系。本文只注意前者，因為在1949年后的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系中，國家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知識精英內部的關系主要是在國家關系制約下才產生作用的。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如果國家沒有主動與知識精英保持信任的誠意，這個關系很難達成平衡。中國知識精英后來的命運主要是國家造成的，因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對知識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導致了知識精英的悲劇命運。何方認為，國際共運本身就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從延安整風以后，對知識分子普遍歧視和蔑視成為一種新傳統，使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同黨內知識精英的關系時始終處在緊張的狀態下。與其它知識精英的關系也可想而知。一個象征性的事實是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運動中先后有饒毓泰、謝家榮、趙九章、涂長望、湯飛凡等科學家自殺了。弗里德曼認為，在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下自然科學也不能發展。他認為“現代物理學是思想自由市場的產物?！?/p>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組28人。名單如下：

吳敬恒、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共有61人，名單如下：

丁聲樹、千家駒、于光遠、尹達、王力、王亞南、王學文、向達、艾思奇、何其芳、吳玉章、吳晗、呂淑湘、呂振羽、李亞農、李達、李儼、杜國庠、沈志遠、狄超白、周揚、季羨林、金岳霖、侯外廬、胡喬木、胡繩、范文瀾、茅盾、夏鼐、馬寅初、馬敘倫、張如心、張稼夫、許滌新、郭大力、郭沫若、陳伯達、陳垣、陳寅恪、陳望道、陳翰笙、陶孟和、湯用彤、馮友蘭、馮至、馮定、黃松齡、楊樹達、楊獻珍、劉大年、潘梓年、翦伯贊、鄧拓、鄭振鐸、黎錦熙、錢俊瑞、駱耕漠、包爾漢、薛暮橋、魏建功、羅常培

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據吳大猷回憶是這樣進行的：“三十五年由評議會籌辦院士選舉，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敝醒胙芯吭旱脑u議會制度，是保證后來院士選舉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制定出《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的基礎上，先后完善的《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條例》和《國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為1948年進行的院士選舉作了制度設計方面的保證。

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是以學術為基本原則的選舉，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在當選的名單中沒有國民黨負責意識形態的主管人員(王世杰是以法學家身份當選的，他曾做過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但在當選院士時，他已離任改就外交部長一職),相反郭沫若卻一直在這個名單上。胡適日記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組部分擬提名單：

哲學：吳敬恒、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學：想不出人名

名單上沒有胡適的名字，可見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薦人不能自薦。胡適提名的這些人選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終沒有當選，而郭沫若卻當選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態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沒有因為他的政治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可以說，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沒有政治干預。

1949年5月30日，竺可楨在上海見到陳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p>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一個時代的學術自由和政治寬容，最能在這樣體制化的機構中體現出來。對一個時代學術制度的評價，要看它對于學者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說，一個時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對寬容，要以它的體制化行為來評價。當時除了郭沫若當選之外，還有馬寅初當選。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選擇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國民黨軟禁過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過經濟學家沈志遠、許滌新和中共建立了聯系。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經濟上批評國民黨最激烈的一個經濟學家，對國民黨政權、對蔣介石、對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馬寅初都寫過很多文章，正因為如此，國民黨才對他恨之入骨。他也是1948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擊官僚資本的文章并沒有影響到他的當選。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組候選人的評語中對他的介紹是：“研究中國金融市場及財政金融等問題”。

當時人文組的院士候選人共有55人，最后當選的只有28人，是兩個人當中才能選一個，那次選舉原計劃選出100人，但最后當選的只有81人。以下是人文組55名候選人的名單(下劃線為當選者):

這55人多數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在國民政府中做過官的人也不在少數，像蔣廷黻、吳景超、何廉等，但都沒有當選。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中，胡適和傅斯年是關鍵人物，但從名單中可以看出和胡適、傅斯年關系好的學者沒有當選的也很多，如張忠紱，他是胡適做駐美大使時身邊的兩個助手之一(另一個是錢端升),還有潘光旦也沒有當選。

楊鐘健回憶說：“院士之當選，在國內一時被認為特殊榮譽。至少在產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為一般人之重視，當亦在此。真正的飽學之士被遺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連第一次推薦時即未被列入，而他卻在近年來，尤其在抗戰期中，對學術工作很有成績。1947年，我赴平時，正值各機關推選候選人初步名單之時，胡適之曾問我：‘何以中國地質機關方面未推薦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還是正擬推薦?但后來還是終于沒有推薦。事后，我也聽到許多對于選舉院士不滿意之怨言，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舉，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體方面并不很錯，且以后還有補救機會，即每年仍有選出十五人之規定，第一次未入選者，以后仍有機會?！?/p>

對于這次院士的選舉，夏鼐在當時就說過：“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二十年，今年才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八十名至一百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六十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才選足八十一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面對于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p>

二、1955年學部委員的產生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則是另外一種方式，據當時負責學部籌備工作并擔任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秘書的劉大年回憶：“第一屆學部委員的產生屬于協商性質，是協商產生的。自然科學方面的人選是科學家推薦，但推薦不是選舉?！?/p>

“社會科學方面是在提出名單之前，征求了各學科主要人物的意見。我當時參加了這些活動，主要在北京地區找有關人士談。北京以外的就沒有去找，是書面征求意見的。我記得當時找了這樣幾方面的人：哲學方面有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湯用彤；語言學方面有王力、羅常培、丁聲樹、呂淑湘；歷史學方面有季羨林；經濟學方面有狄超白，等等。當然不止這幾位，還有一些我現在記不清了。在征求意見時，我們首先把科學院的精神告訴他們。當時提出的人選標準主要有這么兩條：一條是政治的標準。社會科學的政治標準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標準，即在本學科中是否有成績。所謂成績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眾對他學術著作的評價。根據這個要求，來征求他們認為適合做學部委員的人選來。然后，黨組根據這些意見擬出名單?！?/p>

1953年7月21日，張稼夫在科學院第23次常務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了建立學部的完整構想。當時的想法是：“成立學部，以改善學術領導工作，擴大學術領導機構。擬分為基礎科學、技術科學、生物科學、社會科學四部。學部之下成立部務委員會；部務委員會下設常務委員，常務委員建立工作會議，吸收秘書工作人員參加。”

1955年1月6日，中科院黨組第一次會議討論籌建學部問題，認為這是當年黨組壓倒一切的任務。在這次會議上，對于組建學部的工作機構和相關人員都進行了討論。經過近半年的緊張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學院黨組致函中宣部，匯報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對學部委員名單所作的修改情況，學部委員名單由238人減至224人。中央審批時，又加了11人，最后名單成為235人。

科學院在給中宣部的信中認為，學部委員選定的標準是從學術水平和政治情況兩方面考慮?？偟脑瓌t是：“學部委員必須是學術水平較高，在本門學科中較有聲望，政治上無現行反革命嫌疑的人。”根據這個原則，科學院定出了不應列入的三條標準和應列入的四條標準。不應列入的三條標準是：

1. 學術水平較高，但政治上有嚴重的現行反革命嫌疑者。

2. 學術水平較高，目前雖無現行可疑情節，但因歷史上有嚴重惡跡為科學界所不滿者。

3. 學術水平一般，在本門學科中威望不高者。

應列入的四條標準是：

1. 學術水平較高，政治上雖有某些可疑情節，但無適當理由向科學界進行公開解釋或因國家建設的需要，目前擔任著國家機關或企業廠礦重要職務而不能不用者。

2. 學術水平雖然不高，政治上也無可疑之處，但因該學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須適當照顧者。

3. 舊科學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學術水平不高，有的學術觀點陳舊甚至反動為了照顧舊的科學傳統。

4. 由于工作需要，黨派到各學術部門從事學術組織工作的共產黨員，雖然學術水平不高或懂得學術很少。

當時科學院對中國科學界的總體評價是：科學基礎仍很薄弱，學術水平一般不高，各門學科的發展亦不平衡，舊科學家中政治情況又比較復雜。

應該說，1949年前后，國家對未來科學體制的設想還是非常努力。竺可楨在參加會見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時曾問及蘇聯科學院院士的選舉情況，政權接收過程中，比較早地考慮到了未來中國科學體制的制度設計，當時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層和知識精英共同的理想，作為向院士制度過渡的一種設想，建立學部是一種臨時選擇。1955年5月31日學部成立前一天的預備會上，郭沫若說：“科學院應該以院士、通訊院士為基礎的，中央已交給我們建立院士制度，學位制度的任務了……正式的科學院需要等院士大會選出院長、副院長、及主席團，學部委員會是產生院士的基礎?！?/p>

1955年2月12日科學院在給周恩來和陳毅的一封信中認為，對于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國科學院成立時沒有承認，現在承認這些院士，他們不知該采取什么態度。信中說：“如果我們采取‘寧缺勿濫’的方針，則有許多資歷老而學術上有錯誤或沒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馬寅初、馮友蘭等人就勢必被淘汰，這樣做不利于團結也不利于當前的工作；如果把現在大陸的1948年選的院士都承認下來，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則對比之下人選就勢必太多太濫，如選擇不當反而會造成新的糾紛。”所以他們建議，先以“學部聯席會議和院務委員會”的組織作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過渡形式。

陳毅在學部成立后的一次學部聯席會議上特別強調：“我們科學院現在也是先搞學部，再過渡到院士制度，選舉院長，先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個辦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選舉院長，再搞學部，由上而下，這樣最不得人心。”

據武衡回憶，1953年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回國后，把科學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的思想為科學家和領導共同接受，因此建立新院士制度成為科學家醞釀的話題。

武衡說：“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科學家的思想尚待改造的情況下，把科學院作為院士的組織，以院士大會做為最高權力機關，就意味著脫離黨的領導，難以保證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甚至有人認為科學家們主張搞院士制就是向黨‘奪權’。”對比陳毅的說法，說明當時把學部作為向院士制度過渡的主要考慮還是對科學家不信任。

按當時的設想，學部的過渡期大約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這個工作實際上就停止了。但在當時的構想里學部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機構，而是一個領導機構?？茖W院在學部成立后的一個總結報告中明確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實行后，學部委員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學部委員的團結面比院士更加廣泛，對團結全國科學家和溝通科學院與各部門之間的關系以及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都是有利的。”可以說學部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機構。

學部建立中一個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對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學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國科學院剛剛組建時的一次茶話會上特別強調：“我們所了解的科學是包含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產生中，政治介入學術表現的特別嚴重。

在自然科學的學部委員中，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沒有離開的，除極少數人外，都成了學部委員。在離開的院士(赴美、赴臺)中，有10人是人文組的院士，也就是說，當年離開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組的院士。

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在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對此，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總決議中說得很清楚，就是要“進一步學習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先進科學”。當時出席學部成立大會的有蘇聯科學院副院長巴爾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波蘭科學院副院長維爾茨皮斯基。

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是28人，過了五年時間，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就成了61人，是過去的近三倍。除了時代轉換以外，學術并沒有發展，而學部委員的人數卻在激增。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學部委員名單中除了人數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強化了人文學科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構成中，除了顧及各學科的專業水平以外，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法學家在人文組院士中有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學部委員時，這四位法學家中(王世杰、王寵惠去臺灣),因為1955年中國已取消了法學和社會學，留下來的周鯁生、錢端升和陳達都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當時余嘉錫、梁思永已逝世。老輩學者張元濟、柳詒徵可能是因為年齡關系沒有成為學部委員，還有一個就是顧頡剛。

1955年學部成立的時間離批判胡適運動開始還不到半年時間，過去和胡適關系較近的學者已沒有可能成為學部委員。作為一個研究古史的學者，顧頡剛的專業與政治并不緊密，但因為他過去和胡適的關系，再加上在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尹達個人的關系不好，所以被排斥在外。他在日記中說：“近來批判胡適歷史學、考據學的文字中，常常牽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會上說個明白?！币驗轭欘R剛在批判胡適的考據學時，曾說考據學是反封建的，“聞者大嘩，對予抨擊”。

學部委員中沒有法學家，隱含著對法學和社會學的基本評價。取消這兩個學科的深層意義，誠如布爾迪厄所說：“社會科學即便僅僅描述事實與效果，即使僅僅揭示某些機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機制),它產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會學的存在本身便是無法容忍的。任何專制政體從一開始便取締社會學。他們要求的是實用社會學，這種社會學有助于調解矛盾和沖突，有助于使統治合理化?！?/p>

中央研究院人文組28名院士的構成，從教育背景上看，留學歐美的19人，有博士學位的13人，有碩士學位的3人，其余3人不詳。有6人沒有出國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舉中出來的(進士、舉人、廩生各一人，一人不詳),另外二人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畢業的。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主體是延安知識分子，多數來自延安中央研究院，以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艾思奇、胡繩、范文瀾、尹達、張如心為代表。

學部委員比過去院士最大的特點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當時負責意識形態部門的主要官員都是學部委員，如陳伯達、胡喬木、胡繩、鄧拓、茅盾、周揚、馮定等，據說當時中宣部長陸定一本來也在名單上，是他主動放棄了。

學部委員與院士本來就是同時代人，1948年沒有當選院士，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態度，而是因為學術原因。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學部的權力在行政人員手中，竺可楨對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記中說：“學部即有233專家，應為最高權力機關，為何組織章程草案第十條院務委員會最高權力機關許多統是行政人員，而院務常委會中行政人員的成份更大。”

郭沫若在學部成立大會上開幕詞中說是“為中國科學院進一步建立院士制度準備了條件”?？梢岳斫鉃檫@是一個過渡性的選擇，中央研究院從蔡元培手里建立，到1948選出第一屆院士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從研究院的評議會到選出院士，本來已經完成了在中國建立院士制度的準備，而且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為標志，已經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的院士制度。重新選擇由學部過渡，說明對1948年的院士制度是否定的。

三、陳寅恪問題

1955年學部委員選舉中，陳寅恪的當選有一定的特殊性。陳寅恪當學部委員，與毛澤東有關。據張稼夫回憶，對于學部委員的選舉“自然科學部門并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的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后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p>

這個回憶，證之后來的一些材料，應該說是準確的。在這一點上，應當說毛澤東和劉少奇對此也有很開明的認識。

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過，“對于科學院的領導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滿。對學部委員名單，少奇同志指出必須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學術上有地位的人；共產黨員的安排亦必須是有學術貢獻的，不能憑資格和地位，黨派去在科學機關服務的人則不能以學者資格出現，要老老實實為科學服務。共產黨員不能靠黨的資格作院士。”

當時在操作層面的是延安知識分子，這些人負責具體工作，他們往往比高層更左傾。

他們自己基本處理不好學術和政治的關系，如果按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思，那些當時在政治上有問題的學者，本來是可以順利成為學部委員的，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的過程中，常常以寧左勿右的態度行事。

從張稼夫的回憶中，仍可以判斷出當時對學者的基本評價標準。陳寅恪的當選，也算是特例。從當時的標準，陳寅恪是沒有資格當選的，因為他不相信馬列。毛澤東說了話，才有后來的結果?？梢娛钦胃哂趯W術，而1948年的院士選舉卻是學術超越政治。

特別是對郭沫若的當選，當年董作賓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明確說過在考古學院士人選中他愿放棄，而愿提郭沫若，他特別強調“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工作主要是胡適、傅斯年和陶孟和負責的。當時傅斯年給胡適寫過一封信，從信中可以了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工作的進行情況：

適之先生：

話說天下大亂，還要選舉院士，去年我就說，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臺，大家不聽，今天只有竭力辦得他公正、像樣，不太集中，以免為禍算了。

日前開會商量應該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單(不必即日舉出，此會盡力，不能包辦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茲將當日所寫之名單送上一看，但請千萬秘密。有涉人文組者：

(一)人文組與社會科學平等數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國比后者發達也。孟和原單標準低減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國文學四史學六 考古及美術史四 語三 哲三。

我個人覺得以上單子，可如下分配

中國文學①吳②胡

以上關系文學風氣者

③楊樹達 經籍考定

④張元濟 古本流傳□□不能專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記并未刊行也

史學①陳②陳③傅④顧頡剛

⑤蔣廷黻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⑥余嘉錫或柳詒徽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術史①李濟②董作賓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學 湯金馮

語言 趙李羅

此似乎為最少之人數，乞先生考慮，下次開會時此一總得名額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則社會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陳寅恪、李濟、趙元任、董作賓、傅斯年五人為本所職員，似在此不便提名，擬請北大提出如何?

(二)其它部門我們學校人數不多(清華多得多)亦得有其理由，然我們為求公道起見，不可不注意，理學院饒、江、吳、楊、孫似不可落選，亦請先生屆時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個名單，不能專寫名字，須照格式填，寫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必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學院自報，最后先生審定寄此也。

馀后陳專頌

道安

六月廿日8

作為人文學者，傅斯年對自己的學科有所偏愛，對于史語所的人員也較看重，還有因為他是北大出身，很在意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比較，他希望北大至少要和清華差不多。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這在任何選舉當中都是難免的。不過規則并沒有破壞，傅斯年在信中還說，他史語所的職員是不能由他們史語所提名的，他只好請胡適以北大名義提名。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并非完美無缺，當時的知識分子也不是清高到了不在意這樣的選舉，胡適在日記中就說過唐蘭如何想讓他提名的事。但現在看來，那次的院士選舉大體上是公正的。

四、胡先骕問題

1955年學部成立時，在自然科學家中，胡先骕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極個別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一個(除離開大陸和去世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幾屆評議委員會委員的基礎上選出的，就是說，評議會委員到1948年選舉院士時，都當選為院士。

1935年，胡先骕四十二歲時就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委員，他在中國生物學界有很高的威望。胡先骕最終沒有成為學部委員。1955年胡先骕落選，1957年再次落選。一種科學體制因非學術的原因把第一流的科學家排斥在外，這是值得深思的。

1954年，胡先骕在寫作《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針對李森科的“小麥變黑麥”的論點做了嚴厲的學術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現代遺傳學的實際，是反達爾文演化學說的非科學理論，并批評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來支持其反科學的理論的。他在書中告誡中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至于被引人迷途。”雖然那時蘇聯也有科學家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進行了批判(如蘇卡高夫等),但在中國科學界，公開對李森科理論進行批判，胡先骕還是第一次。

過去認為這是胡先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但胡宗剛在一篇未刊的文章中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胡先批判李森科偽科學的言論，是寫于其專著《植物分類學簡編》之后，該書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茖W院向中央報呈學部委員名單在1955年5月9日，中央審批在5月15日，《簡編》一書出版僅兩個多月，還沒有引起反響，兩事沒有關聯。指出《簡編》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始作俑者，是北京農業大學六位講師助教于是年夏給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簡編》的發行，隨后在高教部的蘇聯專家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蔑’。繼而中科院在紀念米丘林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對胡先骕的觀點進行了批判，這些都在中科院學部成立之后。”胡宗剛認為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主要是因為他過去的政治觀點。陸定一當時是中宣傳部長，當時學部委員的選舉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負責的。

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的主要原因，確是因為他反對李森科的非科學理論?？茖W院在最初上報的一個238名學部委員名單中本來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確定的233人名單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幾個人。李真真認為：“他們最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謂政治上的原因，具體到胡先骕，就是上面說到的那些原因。不過近年發現的檔案說明，胡先骕沒有成為學部委員可能還有其它原因。

1956年4月27日，陸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論十大關系》時做過一次發言。他講到了胡先骕：

從前胡先骕那個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夠辯護一下，那是很難辯護的。

那個時候我們給他加了幾句，就是著重他的政治問題，因為他那個時候罵蘇聯，所以我們就氣了。他講的問題是生物學界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在生物學界很有威望。(毛澤東插話：不是什么人叫我們跟他斗一斗嗎?)后來我們把那個東西和緩了，報紙上沒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個什么米丘林的紀念會上有幾個人講話講到他，我們掌握了這一點，就是報紙上的一個名字都不講，因此沒有和他撕破臉。(毛澤東插話：胡先骕的那個文章對不對?)他批評李森科的觀點很好，那是屬于學術性質的問題，我們不要去干涉比較好。(康生插話：我問了一下于光遠，他覺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對李森科的，什么問題呢?李森科說，從松樹上長出一棵榆樹來，這是辯證法的突變，松樹可以變榆樹 <笑聲>,這是一種突變論。毛澤東問：能不能變?康生答：怎么能變呢?那棵松樹上常常長榆樹，那是榆樹掉下來的種子長出來的。這件事情胡先骕反對是對的。但胡先骕說李森科可以吃得開是有政治支持著的，其實，斯大林死了以后，蘇共批評了李森科，沒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這一點沒有說對。但整個的來講，胡先骕講得還是對的，他只講錯了一個例子，我們不應該去抓人家的小辮子，就說他是錯誤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認錯誤。(毛澤東插話：那個人是很頑固的，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年紀七八十了。他贊成文言文，反對白話文，這個人現在是學部委員嗎?)不是，沒有給。(毛澤東插話：恐怕還是要給，他是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

這些材料中大體可以把問題說清楚。

第一，最早反對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當時北京農業大學那些贊成李森科理論的人，以后就是蘇聯專家。是他們給中宣部寫信告狀。中宣部認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很生氣”。中宣部從策略考慮，沒有點胡先骕的名，但對他已有了很壞的印象，用陸定一的話說就是“沒有和他撕破臉”。

第二、毛澤東對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體情況，知道他在五四時期反對過白話文，那時胡先骕是《學衡》的主將之一。毛澤東說胡先骕“年紀七八十了”,其實那時胡先骕只有63歲，比毛澤東還小一歲。

第三、中宣部對胡先骕產生壞印象時，正是學部委員由中宣部認定的時候，因為有那樣的印象，所以就有陸定一口氣很硬的回答：“不是，沒有給。”這一點也符合1957年陸定一對胡先骕的評價：“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p>

第四、毛澤東沒有反對胡先成為學部委員，是那些具體操作者對胡有成見。

第五、胡先骕批評李森科，說他靠政治來支持自己的理論，這一點雖然在時間上有一點出入，但胡先骕對李森科的批評從根本上說沒有錯，李森科就是一個靠政治吃飯的科學騙子。

第六、在對胡先的問題上，雖然承認了他是對的，但最后的態度卻是：“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認錯誤?！?/p>

第七、陸定一在對胡先骕的態度上很不寬容。

還有一個歷史細節是，胡先骕在接收靜生生物調查所時提過條件。當時胡先骕是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他不愿意把靜生生物調查所并入北京農業大學。當時北京農業大學的負責人樂天宇說過胡先骕曾有“不愿意受誰領導”的話。當時科學院接受了胡先骕的意見，但特別提出：“決定接管靜生生物調查所，以一切工作聽由本院領導為前提條件。”

當時對靜生生物調查所的評價是：“本院鑒于靜生生物調查所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過去研究工作雖有表現，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并未得到合理的發展，現在人民政府重視科學工作，但對過去科學工作機構必須做合理的調整，現在靜生生物調查所整理委員會，即本此原則進行，擬定委員人選已得文委同意，即可開始工作。”

當時可能還有人不同意胡先骕參加，所以文委特別提出一條：“可邀胡先骕參加”。接管靜生生物調查所時，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當時胡先骕提出要優待范靜生家屬，安排陳封懷、俞德浚和唐耀三人的工作以及給哈佛大學補寄標本等問題。對胡先骕提出的這些問題，當時的答復是：“有些今天尚不能解決，以后當慢慢討論”。靜生生物調查所由科學院接收后，“一切由科學院領導，加以適當的調整。這樣的做并不是靜生生物所的停止工作，而是合理調整集中力量加強研究工作的發展。靜生生物調查所的接收手續已由文委通知教育部立即趕前移交。如該所的房屋、器材、檔案、圖書等物應清楚的有條不紊的交給科學院?！苯邮者^程中發生的這些事可能使科學院領導對胡先骕有了不好的印象，他后來的遭遇與此不無關系。據《竺可楨日記》記載，1957年再次選舉學部委員時，對胡先骕的評價是：“平日言語不慎，工作質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類》一書，多譯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

五、簡短結論

從許多歷史細節可以說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是在保持學術獨立的情況下完成的，體現了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則。中央研究院的早期工作基本是在蔡元培領導下進行的，已經積累了約有二十年時間，所以它的成功并不偶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的成功，從另一方面說明西方文明與中國現實相遇并沒有顯示出不適應，在與中國現實較好結合的情況下，形成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傳統。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系大體是平衡的，偶有沖突但都在正常范圍。作為制度選擇，中國院士制度的完成使中國現代學術制度建立起了完整的規范，最后融入了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國院士制度最后在臺灣得以延續。

1949年以后，因為國家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科學，主動放棄已經建立的中國院士制度傳統，代之以學部制度。所以從制度選擇的角度評價，從院士到學部標志著中國科學體制是由落后代替先進，這個規律影響和制約了1949年以后中國科學的發展。

1955年作為過渡形式完成的中國學部委員制度本身持續的時間并不長，隨著不斷的政治運動和十年“文革”的發生，作為中國最高的學術體制，它并沒有達到預期的平衡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系，因為放棄了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則，政治和行政對學術的干預程度過深，作為國家學術制度的權威性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作為過渡性的制度設計方案，學部制度因為原初的設計理念偏離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最終對中國現代學術制度產生了負面影響。在知識精英和國家之間，國家沒有對知識精英的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在深層制約了中國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從院士到學部委員的變遷，不只是學術制度的轉換，更是兩種不同政治文化的差異，院士制度最終為學部制度取代，雖然最終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為學術傳統，它沒有回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所積累的傳統上，還是回到了1955年所開創的學部制度上，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來源：《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