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門的國軍師長，當紅軍俘虜后成紅大教授，提意見被李德記恨

在江西中部的樂安谷崗鄉(xiāng)谷崗河的上游，距離鄉(xiāng)政府所在地４公里處，有一座寬２丈，單孔直徑６丈，高１丈８尺，用青麻石砌成，造型奇特亭式單孔的古橋，雄踞在谷崗河畔，橋墩嵌入巖石中，非常堅固。橋兩邊的通道門分別有十一、十三個臺階，橋面上建有瓦房，橋房一體，造型別致，這便是聞名遐邇的登仙橋。

當?shù)厝朔Q，這座橋以前叫紅門橋，南宋嘉定年間，有位著名文人葛長庚，化名“白玉蟾”，此人頗有學問，尤其工于詩詞歌賦，但懷才不遇，很不得志，落魄潦倒，故以道人自居。一日，他云游到紅門橋畔，因見當?shù)仫L景別致，山水宜人，就在橋上住了下來，與廟中的僧人日夕相伴。一日夏天的夜晚，他們躺在橋邊的石階上納涼，此時，明月當空，夜風習習，白玉蟾詩興大發(fā)，乃脫口賦詩一首，最后一句是“紅橋仰臥似登仙。”后來，白玉蟾離開了紅門橋，人們?yōu)榱思o念他，便給紅門橋重新命名，改稱“登仙橋”。

而這座橋在近代真正出名的，便是在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期間的1933年2月底，當時的贛中南一帶春雨初霽，山路泥濘，國軍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率領著各自的人馬，艱難地行進在從樂安通往黃陂的崎嶇小道上然后直取廣昌拿下寧都威逼瑞金，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自恃兵強馬壯，裝備精良，這是一場輕松的行軍，誰知這二支勁旅在登仙橋以東摩羅嶂山谷內(nèi)，以及西源、霍源地區(qū)遭到紅軍主力的伏擊圍殲，二個師全軍覆沒，師長李明和陳時驥一陣亡一被俘。

當時時任第10師師長李默庵接到了火速前往救援命令，那時紅軍主力已經(jīng)撤退，只地方武裝在打掃戰(zhàn)場，他很幸運地沒被全殲。當他帶著部隊趕到登仙橋那塊地方時，眼前的景象真是觸目驚心：到處都是炸彈炸出的坑，山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尸體，心生悲涼與厭戰(zhàn)之情，遂寫下“豆萁相煎骨肉殘，滿目凄涼心亦寒；登仙橋畔登仙去，多少紅顏淚枯干。”

要知道，二個師近二萬人，短短時間就灰飛煙滅，一來可以想象紅軍的戰(zhàn)斗力是多么的強悍；二來李默庵反對老蔣動不動武力圍剿紅軍打內(nèi)戰(zhàn)，有什么事不能坐下來好好談呢，非得兵戎相見。再看戰(zhàn)場的情形，令人悲從中來，多少年輕的軍官成為內(nèi)戰(zhàn)的犧牲品，在登仙橋邊好像升仙離去，多少美女的心血都流干了。所以在李默庵看來這是根本沒有意義的內(nèi)戰(zhàn)。

原來，1933年2月26日，正是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時，老蔣不甘心前三次的失敗，悍然發(fā)動這次作戰(zhàn)，其中18軍52師、59師為中路軍，由江西樂安兩路東進，以52師為右縱隊，沿太平圩、登仙橋、大龍坪向黃陂前進；59師為左縱隊，沿羅山街，龍王廟、霍源向河口前進。那時他以為這一回是要馬到成功，立下大功，給大家長臉了。然而走著走著，突然他的側(cè)翼槍聲大作起來，師長陳時驥以為是52師師長李明那小子在玩花招，非要一路走一路演習不行，便命令部隊繼續(xù)前進。

陳時驥壓根沒有想到，紅軍在樂安到宜黃黃陂一線的早就張網(wǎng)以待，原來這一帶山深林密，路小地陡，恰好此時天氣大霧彌漫，并伴隨著蒙蒙細雨，山里霧氣濃重，山路崎嶇狹窄，泥濘難行，10米之外人物難辨，兩師之間還被一大山分割，根本無法進行通信聯(lián)絡。當他聽到槍聲的時候，52師已經(jīng)遭到伏在兩側(cè)山上紅軍攻擊，完全不能組織有效防御，僅三個小時52師就三個名叫草臺岡的山包前宣告全軍覆沒，師長李明被擊斃，繳獲步槍三千余支，機槍80挺，迫擊炮十余門。

這個時候的陳時驥還蒙在鼓里，命令部隊全速向?qū)幎挤较蚣边M，摩羅嶂山脈是這里到必經(jīng)之路。當大部隊行軍必須經(jīng)延綿數(shù)十里群山中的一條15公里長的峽谷地帶，這種地形不利于敵人雨中行軍，卻十分適合紅軍埋伏大部隊。而且，摩羅嶂山區(qū)屬于紅軍根據(jù)地，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加之紅軍主力剛剛消滅52師士氣正旺，所有部隊便向陳時驥部圍了過來，從四面八方的密林、山坳中殺出，如滾滾洪流，以雷霆萬鈞之勢，猛撲向正在行軍的陳時驥隊伍，很快被紅軍分割包圍，全線崩潰，一敗涂地，眼看大勢已去的下令陳時驥身邊的人扔掉所有輜重設備，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便蹲下身子，順著后山斜坡向下滑去。衛(wèi)士、副官、參謀人員一見，便紛紛效仿往山下滑去。趁著夜色，一路小心翼翼地逃跑著。

當陳時驥率殘部逃到登仙橋附近時，還傻乎乎地派人給已經(jīng)陣亡的李明去送求救信，信中這樣寫道：“文獻兄啊，兄弟我無能啊，今天下午一點多鐘打了敗仗，現(xiàn)在隊伍都散了，我就帶著幾十個士兵躲在離蛟湖大概七八里遠的一個小山莊里，你趕緊來救救我們吧。兄弟陳時驥。”他的這封信恰好落到了紅1軍團教導團政委張樹才那兒。張樹才一看，立馬帶著隊伍去找他們，結果3月1號那天，護送電臺的特務連直接把陳時驥給逮住了。

陳時驥被捕的時候，由于他個子不高，身體單薄，看起來弱不禁風，再加上他一臉麻子，打扮邋遢，眼神還顯得有些呆滯，由于路面很滑赤著一雙腳，完全看不出他曾是個威風凜凜的將軍。所以，他混在俘虜堆里，低著頭，灰頭土臉地走著，連去領路費的勇氣都沒有。倒是他的那些手下士兵，領了紅軍發(fā)的三塊大洋后，興高采烈地嚷嚷著：“紅軍真是大方，一下子就給三塊大洋。下次咱們也不用打了，直接投降當俘虜，過來領賞就行。”聽了這話，陳時驥只能無奈地搖搖頭，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據(jù)時任紅一方面軍教導團政委、后來授予開國少將張樹才將軍回憶：此時，一名叫伍子云的59師報務員，他看到紅軍對他這么好，又給吃又給穿，還給他烤火取暖，加之了解紅軍電臺器材設備好，感覺前途無量，于是想立功留下來當紅軍，便對政委說：“你們對我這么好，我對不起你們，有些事情我不該瞞著你們。” 政委和善地開導他“什么事情你就大膽說吧。” 伍子云指著俘虜群中那名毫不起眼的逃兵悄悄對政委說：“他就是我們師長陳時驥。”

聽說是有敵師長混在俘虜中間，團政委不敢怠慢，他立刻通過電臺向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匯報。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專門提過這件事，寫道：“我問臉上有沒有麻子，說是有，就這樣把他從俘虜中清查出來了。”政委命令這一群俘虜排好隊，卸了槍栓、彈藥，到指定地點集合。不一會，四五百個敵人的輕機槍、沖鋒槍、手槍等武器堆積如山。當陳時驥得知紅軍抓捕他時總共才幾十個人之后，腸子都悔青了，懊喪地說：“早知道你們只幾十個人，我們就不會當俘虜了。”聶帥為什么會對陳時驥如此重視呢？畢竟他是赫赫有名保定軍校的高材生。

陳時驥，字子厚，譜名舜淵，奶名小毛毛，出生于浙江諸暨楓橋陳家(今陳家村)一個書香門第，其祖上為都是飽學之士，淡于功名，隱居鄉(xiāng)里，以讀書為樂，這給他很大影響。他早在大東公學(今諸暨學勉中學前身)求學時，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文，登在校刊上，他的學習成績優(yōu)異，思想也較為先進。

她的母親是嵊縣人，因為是地主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嚴，稍微有不對的地方就要遭到母親的訓斥。對于母親的管教，有叛逆思維的陳時驥非常不認同，認為自己已經(jīng)長大，可以自己決定今后要走的路，在他準備棄筆從戎報考軍校的時候，遭到母親極力反對，性格剛烈的他在晚上翻窗戶逃走，考入浙江陸軍小學。1914年陳時驥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科，和白崇禧、張治中、何鍵都是關系很好的同班同學，1916年畢業(yè)進入軍隊，從排長一步步干到了旅長。

這一年，陳時驥晉升為少將師長，便有了衣錦還鄉(xiāng)的念頭，他回到諸暨楓橋陳家村，恰在此時，曾經(jīng)當過北大校長的何燮侯，是諸暨縣檀溪鄉(xiāng)人，與陳家是世交，九一八事變后，何燮侯回到老家避居鄉(xiāng)間，師長陳時驥回諸暨楓橋省親時，也這位北大校長有過一次交集。

何燮侯與陳時驥那時相聚十分歡暢，遞杯敬酒，氣氛融洽，禮儀端莊，見他當年神清氣爽，外表誠樸，胸襟開闊，心地坦蕩。他的老宅屋宇高森，梁棟高大，圍廊修長，庭院寬大，美輪美奐，耀眼奪目。便跟陳時驥說，一棵樹，它的根扎得越深，那么它的枝葉就越茂盛；一個人，它的道德越高尚，那么他的影響就越深遠。參天大樹，根深蒂固，枝條四面鋪展，故能遮擋天空，庇護萬物；你看那高山流水，源遠流長，支流蔓延滿溢，故能奔流到海。

接著，何燮侯以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人民苦難深重為由，力勸陳時驥以民族大義為重，不要用自己所學的軍事知識和滿腹經(jīng)綸去打內(nèi)戰(zhàn)的事情，特別不要前往江西參加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主張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對外抗日。如果你真的要去，因為這是逆天理的事情，那必定是兇多吉少。誰知何燮侯一語成讖，幾個月后陳時驥便成了紅軍的階下囚。

不過，雖然陳時驥成了紅軍的俘虜，但他仍然受到優(yōu)待，讓他到各處參觀學習，紅軍的各級干部對他都是以禮相待，絲毫沒有當俘虜?shù)哪欠N不愉快，到像一樣高級干部視察，陳時驥經(jīng)過幾個月的所見所聞，發(fā)現(xiàn)紅軍和舊軍隊確實不同，軍官不貪生怕死，士兵也悍不畏死，心里逐漸產(chǎn)生了變化，認為紅軍這樣的隊伍才是未來建設國家的主人。

恰在這個時期，紅軍取得多次反“圍剿”的勝利進入了全盛時期，戰(zhàn)爭形式也由游擊戰(zhàn)向著運動戰(zhàn)轉(zhuǎn)變，不論武裝斗爭、土地革命，還是蘇維埃政權建設，各方面都亟需人才。開辦學校，訓練干部，適應戰(zhàn)爭和建設需要就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因此，紅軍高層領導人高度重視辦學，即使在當時敵人封鎖，物資極其匱乏的條件下，集中了大量物力、財力和人力來辦校，選派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干部來軍校工作，這所學校非常有名氣，被當?shù)厝朔Q為“紅埔大學”。

科班出身有高學歷的陳時驥因此受到重用，到紅軍大學擔任教官，當年的紅軍大學分為四個科，即高級指揮科（科長為彭雪楓）、上級政治科（科長為盧壽椿）、上級指揮科（科長為李天柱）和上級參謀科（科長為蘇進）。其中，高級指揮科主要是訓練師長、政委和軍區(qū)司令員等，其他三科則是訓練營、團以下的領導干部，全部學員有三四百人。

這些學員主要是從紅軍各部隊調(diào)來的軍政領導干部。紅軍大學正規(guī)化氣息非常濃，所有的教官和學員都必須著裝整齊，按嚴格的時間作息。每個學員都領到了一套制式統(tǒng)一的新軍裝和被服，還有一頂特制的斗笠，發(fā)的步槍是清一色的“漢陽造”，就連打背包用的竹片夾子都是按相同的尺寸制成的。名義上是學校，實際上保持部隊特色，統(tǒng)一按團、營、連編序。平時按部就班地在學校里學習。有戰(zhàn)事時，可以隨時像正規(guī)部隊一樣拉出去打仗。

紅軍大學高級班和上級班每期有100多名學員，雖然因為戰(zhàn)時學期才短短半年甚至幾個月，可以說是紅軍一所最高學府，培養(yǎng)出了很多精英階層，建國后成為開國將軍的很多人都曾經(jīng)在這里學習。尤其是高級班和上級班均為團級以上的干部，那時，中央所有的高層領導人都多次到學校作報告、講課，可以說是群賢畢至。這兩個班的教授主要有兩個人，一位是當時紅軍最高指揮機構“三人團”的成員，德國顧問李德；還有一位便是畢業(yè)保定軍校的陳時驥。

據(jù)李德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一書介紹：李德教授的是戰(zhàn)術課“短促突擊”。而陳時驥則負責軍事理論課（包括射擊原理、地形學、條令操典、步兵戰(zhàn)術）及野外作業(yè)課等。那時，李德的這一門課程最重點的就是作戰(zhàn)時期，必須趁敵立足未穩(wěn)、短距推進，隱蔽待機、火力壓制、短促沖擊、快速殲敵、打完即撤的近戰(zhàn)機動戰(zhàn)術。重點是強調(diào)火力短促壓制（先火后突）短距離快速接敵，利用地形隱蔽躍進、匍匐、交替掩護，要求以小代價殲敵有生力量，積小勝為大勝，避開敵軍堡壘堅固防御，專打薄弱環(huán)節(jié)，機動靈活、容錯率高、適合步兵班組作戰(zhàn)。

而陳時驥教授的重點是比如說射擊原理：槍械原理 + 彈道 + 瞄準修正 + 射擊動作 + 安全規(guī)范；地形學：識圖、判方位、判地形、戰(zhàn)術地形應用、野外找點 ；條令操典：三大條令、隊列、紀律、戰(zhàn)備、執(zhí)勤禮儀；步兵戰(zhàn)術：單兵動作 + 班排隊形 + 攻防戰(zhàn)術 + 特殊環(huán)境作戰(zhàn) ；野外作業(yè)：識圖實操、行軍越野、工事挖掘、宿營偽裝、野戰(zhàn)生存、偵察警戒。他講得深入淺出，很多將領以后都記憶深刻。

不過，陳時驥聽完李德講授的“短促突擊”課后，便以學術探討的名義向他提出課上他介紹的有些方式方法不妥，比如單純被動應對敵軍推進，放棄主動運動殲敵、大范圍機動，無法從根本上打破敵軍堡壘封鎖，這典型的屬于消極防御戰(zhàn)術，應該予以糾正。其實，他提出的也正是日后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重要戰(zhàn)術原因。但作為無上權威的李德來說，感覺很尷尬很沒面子。為此，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對他印象深刻特意提到，陳時驥在任教期間內(nèi)心充滿矛盾與痛苦。他擔心自己教授的軍事技術和戰(zhàn)術會被紅軍學員全部掌握，進而用于對抗自己的老東家，這種心理負擔導致他整天長吁短嘆，情緒低落，無法真正融入紅軍環(huán)境。

為此，李德指出：陳時驥這種消極態(tài)度是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應該給予嚴肅處理很大程度上，他就是錯誤地迷信“正規(guī)戰(zhàn)”“堡壘戰(zhàn)”，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即對敵人的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的堡壘戰(zhàn)術，實施“短促突擊”，以保證“不丟失根據(jù)地一寸土地”。拒絕正確路線總結出來的那套靈活機動作戰(zhàn)，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硬去拼陣地、拼消耗，最后拼不過，使紅軍不得不戰(zhàn)略轉(zhuǎn)移。

有著排除異己狹隘思想的李德，由于陳時驥對他在紅軍大學講授戰(zhàn)術課的時候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被列為不可靠對象，據(jù)當年擔任中央紅軍總部第一局作戰(zhàn)參謀、建國后授予開國少將的呂黎平回憶錄記載：“那時，正是紅軍準備撤離中央根據(jù)地，清理內(nèi)部，推行過火斗爭時期，李德趁此機會，向保衛(wèi)部隊提議對陳時驥處理”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德獨攬指揮權，造成紅軍一次次失敗，最后被迫離開根據(jù)地進行艱苦卓絕長征的一個開始。

作為一名具備扎實的軍事理論素養(yǎng)，其加入紅軍本可為紅軍正規(guī)化建設提供助力，如果能夠跟隨大部隊參加長征，在后來的抗大也一定能夠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建國后聽過陳時驥講課的一些老將軍都說，他過早的死是紅軍早期軍事教育力量的重大損失，也是后來軍事教育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