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威爾遜為"世界第一好人"，一戰時中國，為何沉浸在公理幻夢中？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第一次世界大戰既給日本在遠東的擴張帶來了機會，也給中國外交帶來了一些活動的余地，這一余地過去在列強的整體協調下是難以出現的。列強間的戰爭自然使得這種協調煙消云散。中國利用這一縫隙為掙脫不平等條約的密網找到了一個最初的突破口。

以協約國為一方和以同盟國為一方的主要發生在歐洲的戰爭，本與中國并無直接的關系。但是，考慮到戰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考慮到協約國取得勝利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國國內出現了主張站到協約國一邊的參戰主張。但是，由于國內各政治力量的不同考慮及列強對于中國參戰問題持有不同態度，有關絕交參戰跟保持中立的爭論遲遲未有結果，并釀成了民國政治史上的數次重大風波。

1、對德宣戰背后的權益收回行動

直到1917年3月，事情才出現了轉機。3月初，500名中國勞工所乘坐的一艘法國船只被德國潛艇擊沉。3月3日，北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決定與德國斷交，并制訂出《加入協約國條件節略》，提出了中國希望從協約國方面所獲允的參戰條件。

北京政府所提出的條件主要有：

一、庚子賠款中，屬于德奧部分的永遠撤銷，屬于協約國各國的10年內暫緩償還，10年后仍照原有金額按年遞付，不另加利息；二、承認中國即時將進口關稅額增加五成，并由中國政府陸續改正關稅價表，按貨值的7.5%征稅，待厘金裁撤后再增至12.5%，同時取消復進口貨物的子口半稅；三、《辛丑條約》及附屬文書中，有妨礙中國防范德國人行動的規定希望取消，如天津周圍20里之內中國軍隊不能駐扎以及有關使館和鐵路沿線的軍隊駐扎等條款。

北京政府將這一條件先后通知了各協約國駐華公使。

3月10日和11日，北京眾議院和參議院先后通過對德斷交案。3月14日，總統黎元洪發布布告，外交部亦同時照會德國公使和各國駐華使節，宣布自即日起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對德斷交后，中國政府隨即取消了德國根據不平等條約所獲取的部分特權，如在華駐兵權、租界及賠款等。

北京政府首先取消了德國在華駐兵權，命令各地將所有德國在華駐軍一律解除武裝，或拘留，或讓其離境，所有可作軍事用途的德國公私產業，一律查封，或予充公。為了保證這一命令得以實施，北京政府授予地方官員搜查德國人及其所有房屋的權力。

北京政府又令直隸和湖北的地方政府派遣中國警察進入天津和漢口的德租界，收回租界,改設特別區。3月15日，外交部特派天津交涉員黃榮良和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率軍警300人，進入天津德租界。在與德國駐天津領事交涉了有關接收事宜后，即前往德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辦理接收。中國國旗隨后在德租界中升起。

同日，外交部湖北交涉員吳仲賢和漢口鎮守使率領中國軍警進入漢口德租界。吳仲賢等代表湖北省政府向德國領事宣布，中國從即日起正式收回德國租界，德國領事館人員須在48小時內離開漢口回國。

3月28日，中國內務部為此而公布了《管理津漢德國租界暫行章程》，決定在特別區設臨時管理局，統一管理特別區內的警察和一切行政事宜。內務部任命：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兼任天津特別區臨時管理局局長，漢口警察廳長周際蕓兼任漢口特別區臨時管理局局長。

北京政府還命令海關和鹽務署停付對德國借款及賠款本息。3月18日，財政部發出通告，宣布按照國際慣例，所有雙方債務關系暫行中止。北京政府還下令沒收停泊在上海、廈門和廣州港的德國船只。4月，北京政府又發布命令，禁止懸掛德國旗幟的船只通航于中國內河。

但是，在華德國僑民所享有的領事裁判權卻并未取消。中國擔心取消領事裁判權的舉動會引起其他各國的反應，遭到各國在華僑民的反對。因此，北京政府與荷蘭駐華公使作出安排，同意由荷蘭駐華使節受理有關德國人的各種案件，并照料所有德國人的在華利益。

圍繞著是否要進一步對德宣戰的問題，北京政府內部又發生了新的政爭。協約國的駐華公使盡力促成中國參戰。他們許諾，如果中國參戰，他們將保證中國會在戰后取得大國地位。但中國的參戰遭到了日本的反對。為此，英法等國向日本保證，出于感激日本在戰爭中的援助，他們將承認日本在中國所獲得的利益。

北京政府內部政爭的最后結局是以主張宣戰的段祺瑞獲勝。黎元洪辭去總統職務，馮國璋接任此職。8月2日，國務會議決定對德奧宣戰。8月14日，北京政府頒布《大總統布告》，宣布“自中華民國6年8月14日上午10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立于戰爭地位”，并宣布“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合同、協議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于中德中奧間之關系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

北京政府宣布廢除的條約有：1861年《中德專約》、1880年《中德善后章程》、1869年《中奧條約》等，以及辛丑條約等多邊條約中有關中德、中奧部分。為填補廢約后空白，處理戰時對德、奧關系中的一些問題，北京政府陸續出臺了一些新的規定和措施。

在對德、奧宣戰的當日，北京政府便頒布了《審理敵國人民民刑訴訟暫行章程》，規定“敵國人民之民刑訴訟，在戰爭期內均由中國法院審判之”。中國政府并通知荷蘭駐華公使：中德絕交后原由荷蘭領事代行受理的涉及德國人的各類案件，此后應由中國法院行使其完全法權。于是，通過宣戰，中國徹底取消了德、奧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

同日，北京政府命令有關地方當局，對奧國采取一系列類似對德絕交時對德國所采取的措施。如扣留駐北京使館區的奧匈軍人，沒收在大沽口的奧國營房，接管天津奧租界，改設特別區，扣留在中國港內的所有奧匈船只等。中國還進一步沒收了在北戴河的德國營房。北京政府還頒布了《天津、漢口特別區行政管理局簡章》，對原先的暫行章程進行了調整，將在原德租界內設置的直接由外交部管轄的特別區，劃轄于地方行政管理系統。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又陸續頒布了《處置敵國人民條規及實施辦法》、《應注意辦理事件》等法規。同日，陸軍部以通電形式頒布了《保護敵國人民出境辦法》、《臨時檢查辦法》、《俘虜收容所規則》、《解除奧國軍人武裝辦法》、《處置敵國武器辦法》及《處置敵國兵營辦法》等法規。

2、協約國的答復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廢除德、奧在華特權的行動曾遭到代管德、奧在華利益的荷蘭駐華使館的指責。如關于領事裁判權問題，荷蘭駐華公使于8月18日和9月5日兩次照會中國外交部，抗議中國頒布《審理敵國人民民刑訴訟暫行章程》。

中國外交部在復照中指出：

“因中德及中奧條約之廢止，所有駐華德、奧領事審理僑華德奧人民之權，完全收歸中國法院;則各國人民對于僑華德奧人民，向來須赴駐華各領署控訴事件，其應向該管中國法院控訴，自屬理論上當然之結果”，“并無違反各國條約之意”。

又如中國接管德華銀行各總分行及停付對德債務問題，荷蘭駐華公使也先后提出了抗議照會，稱德華銀行乃私有銀行，與德國國家毫無財政關系，要求中國立即取消接管該行這一“違法之舉”，又指責中國停付債務是“信用自彰”，“不能卸其責任”。

對此，中國外交部復照指出：

“此次我國與德奧兩國立于戰爭地位，所有敵國銀行自應停止其營業，由政府派員接受保管”，“今中國如此辦法，實與各國先例相符，按諸海牙條約，亦無違背之處”。

關于債務問題，中國外交部指出，由于宣戰，兩國間過去所訂的各項條約均已無效，因此，“其按期應付敵國銀行之各項借款息金，本國政府當然一概停付”。

荷蘭這種不惜替德國保權爭利的做法，看起來很奇怪，但它恰恰從一個側面說明，列強在華特權有著榮損與共的關系。盡管他們可能在其他地區在其他事情上互相敵對，但在維護在中國的特權問題上卻有著共同的利益。

所謂“條約神圣”正是所有在華享有特權的列強都要竭力維護的一個原則，他們當然不愿意看到中國利用非常時機，來否定那些他們認為仍應該遵守的準則。在對德、奧兩國宣戰之后，中國還與協約國方面就中國的參戰條件再次進行談判。協約國國家及美國相繼向中國作出保證，稱“本國政府欣愿趁此機會將友誼及聯帶責任并協助之處，特向中國政府確實表明，自必盡力贊助中國在國際上享得大國當有之地位及其優待”。

對于中國所提具體條件，協約國于9月7日照會北京政府：

一、同意庚子賠款暫緩五年償還，不另加利息，但俄國只允暫緩一部分，對德奧的賠款永遠撤銷；二、同意中國增加關稅至切實值百抽五，具體辦法將設立一專門委員會來研究，為使中國軍隊得以監視德奧僑民，允許中國軍隊進入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入的天津周圍20里的中立區域。同時，協約國也對中國提出了要求。

除了與協約國合作的有關事項，如禁止與敵國通商、拘留協約國方面指定的敵人、沒收敵國商店等內容外，協約國還要求中國公布對無約國的一般稅則，改組前德、奧租界為公共租界等。

對此，北京政府在給協約國方面的復照中表示，中國政府愿意在戰時行動方面與協約國完全合作，并同意頒布對無約國的一般稅則。但中國政府反對把前德奧租界改為公共租界，只同意將這些區域改為模范自辟商埠，設置特殊的地方政府制度，各國人民可在此享受一切通商利益。

3、世界第一好人——威爾遜

需要指出的是，在北京政府利用大戰之機力圖減輕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之時，卻發生了兩件與北京政府的上述努力頗相矛盾的事情。

一是由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和瑞士駐日公使于1918年6月13日訂立的中瑞《通商友好條約》。

該約的附件規定：

“關于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瑞士國領事應享有現在或將來允與最惠國領事之同等利權。俟中國將來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時，瑞士國即與其他締約國同棄其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痹摋l約還規定，在正式的通商條約訂立之前，“兩締約國人民應享有現在或將來最惠國人民一切應得之同等權利及特許免除?！?br/>

這是民國以來中國新給予外國以領事裁判權的第一例，在1915年的中國與智利的《通商友好條約》中也無這樣的給予。對于一個并無實力的西歐小國，中國居然在未受到任何威脅，也沒有任何成約束縛的情況下，在新訂條約中如此慷慨地賦予對方以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實在令人費解。國內輿論對章宗祥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中瑞條約也成為中國給予外國人領事裁判權的最后一約。

另外一事也由章宗祥經手，這就是1918年9月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秘密換文。日本侵入山東后，要求獲得濟順、高徐兩鐵路的借款權。而北京政府也正需要從日本方面獲得借款，于是，便以日本將膠濟沿線的軍隊撤到青島等為條件，作為交換。

9月24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在照會中提出：膠濟沿線日軍，除一部留濟南外，全部調至青島；膠濟鐵路警備由中國巡警隊負責，但巡警隊本部和巡警養成所應聘用日本人；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之后，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章宗祥在復照中表示:“中國政府對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議，欣然同意?！?/strong>

從表面上看，日本將軍隊從山東其他地區撤到青島似是退讓。但實際上，日軍對山東的占領是非法的。此時，德國戰敗已成定局，大戰即將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自可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權益。而中國卻在即將終戰之時，與日本換文，承認了日本對部分地區的占領和對膠濟路的特權。這“欣然同意”四字，使中國戰后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為以后中國收回山東權益設置了巨大的障礙。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之時，美國總統威爾遜1918年1月8日在國會演說中發表了著名的“十四條和平綱領”，為戰后國際關系的建立和發展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準則。其內容包括公開外交、公海自由、自由貿易、縮減軍備、民族自決、各國相互保障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強弱一律享有同等權利等。當戰爭臨近結束之時，展望日后的和平，威爾遜又在演講中保證，美國“當視最弱國之利益，猶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強國之利益也”，這是和平的基礎所在。

威爾遜的這一舉動，在以往的國際關系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這對于一直處于列強壓迫之下的中國民眾來說，頗有石破天驚之感，大家似乎在漫長的黑夜中看到了一線曙光。《威爾遜參戰演說》一時洛陽紙貴。

中國的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深感振奮。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知識分子的前驅人物陳獨秀欣喜地指出，德國倚仗著它的科學發達和兵力強大，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它被打得大敗，而懂得一些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作“公理戰勝強權”。

陳獨秀大為稱贊威爾遜：“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他認為威爾遜主義的核心是兩點：

“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所以我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肮響饎購姍唷钡臉酚^情緒一時洋溢于中國社會。北京學生提燈游行，不少人在美國大使館前高呼“威爾遜總統萬歲”的口號，威爾遜以其提出的主張而成為公理的化身。

被視為學界領袖人物之一的蔡元培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高揚平等和自由旗幟的法國大革命相提并論，他指出：

“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別用光明主義來代替他?！?br/>

蔡元培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14條，主張限制軍備、公開外交，就是要消除德國那樣的侵略性政策，“這是武斷主義的末日，平民主義的新紀元”，“這豈不是大同主義發展的機會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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