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陳錫聯進入政治局，資歷更深的大有人在，為何選他？

1969年召開的九大，在新中國歷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毛主席在開幕式的致辭上寄予高度期望，希望九大“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在接下來20余天的時間里，1512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進行了熱烈的探討，很多人的命運悄然發生改變。

本次會議共推舉21名政治局委員，4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此前八大能夠進入政治局的軍隊人員都是元帥，九大卻有了將軍，像開國上將就有四位：黃上將、許世友、陳錫聯、謝部長。

這里面陳錫聯是比較特殊的，雖然他后來主持過軍委工作，可在1969年這個節點地位遠不如黃、許，彼時資歷勝過他的開國將帥大有人在，為何中央最終選擇了他呢？

要搞明白這個問題，得先來回顧一下時代背景。當年九大的政治局委員，主要通過這四個方面推舉名單，再從中選擇。

一是上一屆政治局里沒有被“打倒”的人，這個好理解，能持續得到重用，說明沒有“問題”，延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是wg小組成員，這在當年權力極大，有段時間甚至取代了政治局的職能，能在其中的本就是核心人物。也正是九大之后，wg小組五名成員都進入政治局，該小組逐步停止活動。

三是軍委辦事組成員，當年的軍事最高機構，負責處理軍內日常事務，其六名成員中，只有溫玉成因68年在兩大勢力中沒討著好不被列入，剩余五人也都進入了九大的政治局。

四是從中央機關、大軍區、軍兵種、以及各省市機關選擇。陳錫聯屬于最后一種情況，但同時期很多開國將帥連一種都不符合，一些資歷勝過陳錫聯的老干部已經被“打倒”，這是陳錫聯能夠超越他們的一個原因。

另外，就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大將里的蕭勁光原本也有機會，但陳錫聯還多了層身份。

在九大正式召開前，周總理、康生、黃上將奉命擬出了一個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共有29人，跟陳錫聯一樣屬于第四類的還有三位軍隊干部：蕭勁光、許世友、汪東興。看起來軍銜最高的蕭勁光是最有希望的。

但結果是蕭勁光被刷下去，許世友和陳錫聯成政治局委員，汪東興成候補委員，為何如此奇怪呢？主要在于，入選政治局的許世友和陳錫聯并不僅僅代表了軍隊，還代表省級機關。

大運動開始后，由于社會秩序出現混亂，治安問題復雜，中央便讓部隊介入地方工作，很多軍隊干部擔任地方一把手。

1969年許世友兼任了江蘇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司令員等職，陳錫聯兼任了遼寧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沈陽軍區司令員。兩人是軍地兩重身份，就優勢要大一些。

而汪東興代表了中央機關，肩負著中央警衛的重擔，在那個特殊的時局下，有著非凡的意義。考慮到他資歷較淺難以服眾，就先成了政治局候補委員。

至于蕭勁光，他在九大時已是開國大將里唯一還在高位的人，奈何他所在的海軍，已經有另一位代表了——政委李中將。

政治局的人數是有限制的，一個單位里能出一個就算不錯，蕭勁光雖是開國大將，但在69年地位確實不及李中將。李中將是海軍第一黨委，又是軍委辦事組成員，深得101的器重，兩相比較，最終就是李中將做了那個海軍代表。

從上述幾人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年中央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各單位只出一個、以軍地兩重身份優先。

當年資歷比陳錫聯更深的上將也還有，像工程兵陳世榘、濟南軍區楊得志，但陳世榘只是一個單位，楊得志雖然也在山東革委會，但只是副主任。綜合起來，陳錫聯反倒要更突出。

陳錫聯能在1969年進入政治局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他所在軍區的戰略地位重要。因為就在九大召開的前一個月里，中蘇兩國于珍寶島爆發了武裝沖突，珍寶島屬于沈陽軍區所轄。

自從我國在邊境自衛反擊后，吃了虧的敵人在邊境陳兵，躍躍欲試，局勢很緊張。沈陽軍區位于前沿，重要性瞬間被拔高，他們要進行各方面的戰備工作，隨時迎接入侵之敵。

如此背景下，陳錫聯的擔子非常重，列席政治局，就能直接參與相關決策工作，利于一線應變。要是突然發生戰事，他政治局委員的身份能更好指揮各方面部隊，以及將地方協同。

后來的事實也果真如此，陳錫聯通過九大成為政治局委員后，沈陽軍區及各方面部隊都調動得更為順暢，充分的準備，讓北方大國產生忌憚。多方因素下，這場兵禍得以消弭。

成為政治局委員并非陳錫聯的仕途最高峰，后來他更得毛主席信任，八大軍區對調時，他從沈陽調到北京，肩負保衛首都的重擔；第四屆全國人大又當選為副總理，政治地位更得提升；1976年還接替葉帥主持了軍委工作，實權非常大。

只是呢，到了1980年，自感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他主動辭去職務，從此很少再出現公眾眼前。與他同年辭職的還有四位高級干部，一個時代逐翻開全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