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是如何親手埋葬自己的｜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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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過去40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曾以“開放”“競爭”“效率”為名，塑造了世界經濟秩序。然而今天，這一秩序正在遭遇來自兩個方向的強烈反彈：對外，越來越多的國家重新豎立起貿易壁壘，新重商主義、經濟安全化和產業回流導向不斷升溫；對內，反移民、反建制和民族主義政治在歐美國家持續擴張，試圖以傳統價值、民族共同體和“本國優先”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失業、焦慮與尊嚴流失。

6月15日，《外交政策》雜志刊登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研究教授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反思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文章。文章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恰恰內生于其自身最推崇的兩種“美德”——世界主義與競爭。前者削弱了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共同體，使富裕國家中被全球化拋下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感到被遺忘；后者則在技術進步和市場邏輯的推動下，將越來越多社會關系轉化為商業關系，把家庭和人的尊嚴也卷入競爭之中。當增長收益更多流向少數贏家，而普通勞動者承受收入停滯、就業外流與道德失序感時，新自由主義便開始失去其政治基礎，右翼民粹主義也由此獲得了社會土壤。

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研究教授，曾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近20年。離職后撰寫了關于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著作《Worlds Apart》。

如果要定義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這40年間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以說它是由兩種理念驅動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與競爭（competition）。

也可以說，正是這兩種理念，如今導致了新自由主義自身的瓦解。

世界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一項核心理念，其源頭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巴黎的沃爾特·李普曼研討會（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1938年巴黎一場試圖“重建自由主義”的思想會議，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思想譜系的重要起點），以及早期的朝圣山學社（Mont Pèlerin Society，1947年由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發起成立的一個國際性自由主義思想團體，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傳播和制度化的重要平臺）。

所謂“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指世界上每一個個體都應被視為同等重要，并且只要面對最優的經濟條件，就同樣有能力改善自身經濟處境。這些條件包括私有財產安全、自由貿易、低稅收，以及一種“尚可容忍的司法管理”（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用亞當·斯密的話說，除此之外，人們幾乎不需要別的條件，就足以滿足所有人“改善自身處境”（better their own condition）的普遍愿望，并使世界達到此前難以想象的繁榮水平。

世界主義也是支撐新自由主義世界的一種政治理念。在這一世界中，民族國家政府本身應當退居幕后，讓個體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理想狀態下，這應當是一個小政府，甚至是政府幾乎不可見的世界。用早期新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話說，“公權力”（imperium）——也就是國旗、國歌、語言以及其他民族國家象征物——可以留給政治家處理（如果公民堅持投票，也可以留給選民處理）。而更具實質意義的“所有權”（dominium）世界，則由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口的流動構成。

要讓世界主義創造全球財富與繁榮，這個世界也必須是競爭性的。人們不僅可以被允許跨越國界相互競爭（或對抗），而且還需要通過展示所有可能屬于他們的利益以及他們在競爭中獲勝后所獲得的認可，來激勵他們參與競爭。

競爭帶來了全球增長：1980年至2020—2021年間，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翻了一倍多，從7700美元（按2005年國際美元計算，并已根據購買力平價調整）上升到接近1.7萬美元。這意味著，40年間全球人均年均增長率達到2.1%，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而且，這還是在世界人口從1980年的44億增長到如今的83億的情況下實現的。）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再疊加世界人口近乎翻倍，意味著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全球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總量擴大了四倍。

但是，這種主要得益于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高增長率而實現的“匿名”（anonymous）增長率，對富裕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并無助益。真正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并不是全球2.1%的人均增長率，而是另一個事實：在美國以及多數富裕西方國家，相當一部分人口的實際收入增長率，也就是扣除通脹后的增長率，大約只有每年1%；而富人的收入增速則是他們的兩到三倍。

此外，從羅納德·里根執政時期算起，新自由主義時代不僅是一個“有利于富人”的時期，即富人的收入增長快于中產階層和窮人；與此前時期相比，它也意味著整個社會各階層的增長普遍放緩。事實上，在美國收入分布的每一個位置上，除了最頂端人群之外，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增長都慢于此前十五年左右的時期。

至少在一段時間里，世界似乎正在變得趨同。劃分世界的，不再是民族國家邊界、種族或性別，而是人的能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的差異。它正在接近新自由主義的理想：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充滿高度競爭的個體。他們能夠同世界任何地方溝通，了解潛在競爭者可能做什么，然后努力超越對方；這種能力又進一步刺激了他們的競爭欲望。

但是，世界主義和競爭雖然本身很有吸引力，但它們卻是一種不穩定的組合。

世界主義撞上了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過度競爭則創造了一個充滿貪婪、道德失范和一切活動皆被商業化的世界，甚至連過去最私密的事務也未能幸免。從根本上說，它威脅到家庭本身，使家庭變得多余。

在富裕國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贏家正是受到其世界主義觀念的鼓舞；他們將這種世界主義視為一種美德，認為它意味著擺脫了有害的民族主義。也正因如此，他們不僅很快把境遇不佳的本國同胞的福祉，看得并不比外國人或陌生人的福祉更重要，而且還相信，這些同胞在如此開放的競爭中失敗，說明他們自身存在某種缺陷。經濟上的成功于是被等同于道德上的優越。正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所言（他的崛起幾乎與英國的里根和撒切爾的崛起完全重合）： “致富光榮”。

1987年7月17日，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在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外合影。圖片來源：Mike Sarg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然而，政治制度終究是在民族國家內部組織起來的。那些境遇較差的本國同胞感到自己被遺忘、被忽視，并對自身所受到的對待心懷不滿。在他們看來，富人愿意甚至熱衷于到遙遠的地方投資，正體現出其對本國工人的冷漠。那些承諾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來取代因進口商品價格更低或其他地方的線上工作而流失的崗位，卻難以兌現。

由此產生的不滿，在最富裕的國家引發了政治動蕩。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此前只是隱含存在的問題變得昭然若揭：富人并不關心那些被時代拋棄的人；而當危機成本需要被承擔時，他們確保賬單不會落到自己頭上。

這些不滿者，在過去本可能同時為極左翼和極右翼政黨補充力量，就像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那樣。但如今，他們的選擇要少得多。左翼政黨要么因“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 （real-existing socialism）的失敗而信譽受損，要么因為其妥協性的“第三條道路”政策（third-way policies），被視為中右翼政黨的同謀，共同推動了那種令西方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深感失望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高峰，恰恰出現在名義上的左翼政府——美國的比爾·克林頓政府、英國的托尼·布萊爾政府以及法國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政府時期。

因此，失望的大眾轉向右翼政黨。這些政黨主張民族團結，要求停止在經濟上把本國民眾與外國人同等對待，甚至承諾讓工業崗位回歸。在國際領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也因此越來越多地被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取代。后者通過經濟脅迫、沒收外國資產、進口禁令以及夸張的關稅政策，來切斷或至少控制商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則更容易被切斷，因為即便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高峰時期，它的政治支持度也一直很低。

經濟停滯、產業外流、身份焦慮等因素，使一部分美國民眾轉向反建制右翼政治。圖為2021年美國國會山騷亂現場。圖源：華爾街日報

新自由主義等式的第二部分，是社會內部、跨越國界和時區的競爭。在技術進步的幫助下，這種競爭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房屋和汽車的維護，乃至做飯、照護老人和兒童等家務勞動，都被轉移給了那些不再擁有穩定工作、并已成為不滿者階層一部分的人。過去維系社會與家庭、并本會阻止這類外包的道德規范，已經被“光榮”的欲望，也就是致富的欲望所抹去。

這種被感知到的道德失范，也助長了反體制右翼政黨的崛起。這些政黨的成長，依靠的是這樣一種承諾：不僅要恢復已經流失的工作崗位，也要恢復不滿者的自尊，并讓整個社會回歸所謂的傳統價值觀。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最終走向自我毀滅，取而代之的是為外國商品和外國人設置保護壁壘，以及徒勞地試圖在國內回歸更傳統的世界。正如希臘悲劇一樣，正是那些確保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數十年成功的特征，最終造成了它不可避免的覆滅。

*文章刊載于《外交政策》2026年夏季紙刊，于2026年6月15日發布于《外交政策》官網，文章原標題為“The End of Neoliberalism：The virtues it extolled—cosmopolitanism and competition—led to its d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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